2.4.1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新阶段
1.原始文明的缘起
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成果，广义的文明则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毛明芳，2010），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与“野蛮”相对，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与进步状态。
最新研究证据表明，人类现代文明在4.4万年前就已出现[9]。以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独立出现为标志，人类社会开始摆脱蒙昧状态，逐渐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及个体人际交往为纽带的原始文明。在原始文明时期，“刀耕火种”是人类最早的农业技术，人类通过种植植物和驯养繁殖动物，将自然生态系统中难以被人直接利用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把太阳能转换为可利用的能量，开始由采集渔猎等依存型经济向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型经济过渡。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处境和地位，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自主性，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性，增强了物质生活资料来源的稳定性，促进了定居生活的到来和普及，使物质文明水平提高，文明曙光出现。但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主要靠天吃饭，加之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认知，因而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之情，完全依赖自然的恩赐度日，对环境的影响也非常有限，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自然”的和谐关系。
2.农业文明的继起
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大规模改造始于原始文明之后的传统农业社会。随着青铜、铁质耒耜、犁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和农业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农业也由刀耕火种的粗放式耕作方式转为精耕细作的耜耕及犁耕农业，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逐步减小，自由度和自主性逐步增大，人类活动第一次成为影响地貌演变的重要推力。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以农耕牧渔的手工生产为基本特征，以畜力、柴薪等生物能源和风力、水力等自然能源为动力，以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为源泉，以衣食保暖为最重要的生业。虽然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导致了大面积的毁林拓荒、水土流失，过度的放牧导致了植被破坏、土壤沙化，但整体来说，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影响尚在自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产生的废弃物可以被自然系统降解和净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四大贡献[10]：一是顺天时、借地利的生态化农耕方式，即不仅种地而且养地；二是以太阳为系统的宏观认知模式，即随着昼夜的变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着四季的更替，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形成天人合一的认识观；三是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即物质生活虽然贫乏，科技进步极为缓慢，但却创造了现代人类难以企及的灿烂的文化成果；四是感悟生活和宇宙的宗教文化，即宗教作为古代人类对自身和宇宙认识的巅峰，通过心力内求，把人类文明的足迹拓展到了对生命系统的自求和对浩瀚宇宙的外求。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依然低下，所以农业文明虽然有着“天人合一”、田园牧歌的千古咏唱，但毕竟是建立于“靠天吃饭”的基础之上，表现出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呈现出一种被动性的自在文明状态。
3.工业文明的兴起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立足于人类的创造力和不断趋高的欲望需求，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为基本特征，以企业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以专业化分工、标准化设计、大规模生产为依托，以化石能源为动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为人类文明留下了四大遗产（张孝德b，2009）：一是市场经济，即以交换为目的，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二是科技创新，即能够为工业生产持续不断地提供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三是民主政治，即由公民用选票决定谁来管理国家政治与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机制；四是市民文化，即以开放、流动、集聚的空间特性所形成的匿名社会，为人的自由、开放、平等交往提供了文化滋养与社会条件。但是工业文明将人与自然分离对立，崇尚征服自然，认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把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看作唯一的目的。在这种文明价值理念的驱使下，经济至上主义横行，导致环境危机和生态恶化，地球不堪重负。《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假若全世界的人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速度产生温室气体，那么我们需要9个地球[11]。《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人类使用的资源量已超过地球供给的50%，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12]。
4.生态文明的崛起
基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起能够继承和发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长处的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的转换，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总和（郑峰，2002）；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等5家机构共同编写的《亚太资源效率经济与展望》报告指出，1970—2005年间，除亚太地区外，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效率已从每创造1美元GDP消耗约2.2千克的材料降至1.1千克[13]；2011年美国和欧盟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8%和2.8%，比利时、丹麦、法国、瑞典和英国在过去的10年里每年减排5%，欧盟的人均碳排放量已降至7.3吨，略高于中国人均6.6吨的水平[14]。20世纪80年代起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向低能耗的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型，南非、印度、俄罗斯、巴西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已过半，分别达到68.3%（2011年）、55.7%（2011年）、60.0%（2012年）和68.5%（2012年）[15]。
生态文明以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理论，关于统筹代内、代际及种际的公平与效率为核心的生态伦理学理论，关于外部性内部化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理论，关于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为理论基础，核心内涵是通过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实现的目标，而达成目标的途径则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和共同进化。生态社会以服务业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为经济源泉，以生态技术、智能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为经济动力，以国民福利最大化为经济目标。在生产方式上，它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简单的需求满足；在社会价值上，它主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在社会结构上，它更加强调民主、公平、正义和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上，它更加强调责任、合作、和平和共同行动。
上述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征可归纳为表2-1。
表2-1 人类文明演进的特征
续 表
资料来源：在陈一新（2011）、余谋昌（2010）、毛明芳（2010）、马拥军（2007）、张孝德（2009a—2011g）等人成果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
2.4.2 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的最佳经济形态
所谓经济形态，是指人类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活动方式（席永杰、滕海键，2011）。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以一定的经济形态为基础，同时每种文明形态也都对应着特定的经济形态，影响和制约着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两者相互作用，推动社会追求更为高级的生存方式，实现更高层次的文明形态。
本书认为，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或将出现的三种文明形态中，自给自足经济是与农业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是与工业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1.自给自足经济是与农业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1）自给自足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自给自足经济，是指经济单位利用自己的经济条件，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它又被称为自然经济。张昆仑（2010）认为，之所以冠以“自然”二字，是基于以下五点原因：①是合乎人类和事物自然本性的经济；②经济活动中的分工是基于劳动者生理差异的自然分工；③经济活动直接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改变自然的物质生产；④作为生产力的动力基本源自自然的生物能，表现为人的自然体力或牲畜的自然体力；⑤生产组织基本上以自然的血缘关系为联系纽带。[16]
自给自足经济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本经济单位或生产者个人的需要。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都属于自给自足经济范畴。由于经济单位或个人的需要有限，故其生产规模狭小。
第二，所需生产资料基本上由本经济单位提供，是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营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经济自身中生产的，并直接从经济自身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17]列宁进而指出：“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同类的经济单位（父权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作得可供消费。”[18]由于不需借助外界交换来完成再生产，故其生产方式具有封闭性。
第三，是社会分工不发达和社会生产力低下的产物。囿于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及简陋的生产工具和狭隘的劳动分工，社会生产发展缓慢，社会产出增长迟缓，具有超稳定的“惰性结构”。吴晓波（2012）指出，1949年前我国农村每户家庭的用铁量近4公斤，与西汉时期相当，绵延2000年而未变化。
从有人类社会起，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自给自足经济基本占据统治地位。
（2）自给自足经济的缘起
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关于“两种生产”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论断。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9]
所谓“两种生产”，一是指物质生产，即劳动的形式，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为生产关系，其核心为所有制关系；一是指人类自身的生产，即家庭的形式，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为亲属关系，其核心是血族关系。恩格斯揭示了“劳动的发展阶段”（即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家庭的发展阶段”（即种的繁衍过程）是原始社会形态的两个基本要素，但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支配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所不同。在物质生产即劳动极不发展的原始社会，社会制度主要受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制约，受血族关系的支配，受家庭发展阶段的约束。
根据家庭婚姻关系的嬗变，程德祺（1987）将原始社会分为四个阶段，即血缘家庭阶段——原始部落、普那路亚家庭阶段——母系氏族、对偶家庭（从妻居）阶段——母系家庭、对偶家庭（从夫居）阶段——父系家族。上述从部落、氏族到家族的几种血族团体，均是原始共产制的公社。
从猿到人过渡时期，以及人类早期，其共同体是“部落”，这既是直接沿袭动物界的生物规律，也是为了“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其中“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20]。在部落里，原始生产的前提是自然占有，生产的内容限于占有现成的食物和改进取得食物的方法，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生活，经过漫长的演化，由最初与动物一样的掠夺经济，逐渐发展为采集经济、狩猎经济，进而产生成年男女间的分工和农业、畜牧业的萌芽，赖以组织生产的纽带，则是同一群体内异性之间人身互相占有的血缘关系，因为唯有血缘关系，才能把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和劳动工具结合起来，以群的力量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以群的力量来从事集体劳动，以群的力量来谋取生活资料，以群的力量来保持种的繁衍（龙平平，1984）。部落具有如下特征：①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②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特有的方言；③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④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开会时部落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⑤某些部落有一个最高首领，但其权力不大，议事会有撤换他的权利[21]。一些部落进而联合起来，形成联盟。
随着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族内群婚制被族外群婚制、血族家庭被普那路亚家庭取代，社会的基本单位由部落让位于从部落分化出来的更小组织——氏族。氏族具有如下特征：①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②氏族有议事会，是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③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首脑）和一个首领（军事领袖），但可随时撤换；④氏族成员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⑤氏族成员必须相互援助、保护；⑥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⑦氏族土地共有；⑧有共同的墓地；⑨死者财产由氏族成员继承。[22]最早的氏族实行母系制度，这是因为：①氏族社会依存的重心是人类自身生产，“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的数目”（普列汉诺夫语）[23]，而妇女是人类自身生产的主要承担者——人由她们生育和抚养出来；②普那路亚家庭作为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虽然对群婚滥交进行了限制，但依然属于群婚制度，而“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24]。
从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家庭，使血缘亲属关系可以密切而明确，从而使氏族下分化出家庭来，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从妻居的家族延续了母系氏族的若干特征，如所生孩子属于母方、血统按母系计算、家族公社的首脑是女家长等。但随着社会所依存的重心的转移，物质资料的生产日益重要，男子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从夫居和父系制度应运而生，父系家族公社逐渐取代母系家族公社，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上文简要阐述了原始社会按照婚姻家庭关系划分的分期演进。从经济形态角度分析，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原始的自给自足经济，表现为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25]。原始社会一开初不存在所有制，因为“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26]，之后也不存在全人类的公有制，因为其群的范围局限于部落、民族或家族。其实行的是血族内的共产制和血族间的私有制。“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27]。但对于非血族成员来说，它们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分工是性别和年龄上的自然分工和简单的社会分工。“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28]
第三，生产关系表现为以生物学、生理学上的自然关系体现出来的婚姻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血缘关系（赵明，1989）。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在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29]，由此产生出不同形式的原始共同体以及“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30]。
第四，“生活资料由社会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31]。“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32]
第五，生产者拥有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及产品的支配权。“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将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33]
第六，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延续人的自身生产，满足人们生存和繁衍后代最低限度的需要，物质资料的生产服从于人的自身生产。
（3）自给自足经济的发展
按照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及其替代转化的理论，自给自足经济的基本经济单位历经原始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以及奴隶制庄园、封建制领地，最终落足于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家庭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取代人的自身生产而占据统治地位。上述各类基本经济单位尽管内部组织结构迥然各异，比如有的实行共产制，有的实行奴役制，有的实行租佃制，有的实行私有制，有的实行国有制，但仍未脱离前文所述的自给自足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的窠臼。恩格斯指出，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34]。毛泽东也指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35]
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即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伴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36]。作为家庭的手工业，是自给自足经济的组成部分，因为自给自足经济“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37]；但作为独立产业形态的手工业，却是以创造和实现交换价值为目的，因为其生产的生产资料，既不能用于果腹，也不能用于暖身。伴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38]。伴随着使用价值形态的收入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矛盾，并且这个矛盾不可能在本经济单位内自行解决（曹敏，2000），市场也逐渐地发展起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39]。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条件，两者之间相互依赖，并随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但是，初级的、简单的商品经济并未摆脱自给自足经济的羁绊，依然存在着诸多自给自足经济的痕迹，如生产经营者的劳动纽带往往基于血缘关系，生产经营的空间往往基于熟人范围，生产经营的目的往往基于满足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需要。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推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更是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品经济并没有撼动自给自足经济的统治地位。
（4）自给自足经济孕育了农业文明
第一，形成和巩固了个体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和万事兴”。在自给自足经济的条件下，家庭既是基本生产单位，又是基本消费单位，生产和消费的合一，使个体家庭更加巩固，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悌和睦的家庭文化。在个体家庭基础上形成的自然村社，虽然已具有地缘特征而有异于由血缘关系结成的原始共同体，但由于其是村民共同的生活家园和交换劳动的场所，成为了一个更大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40]。村民“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41]，形成了重道德、重信义、重感情，心地善良、邻里相助的淳朴关系。但在村社之间，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由此又形成了目光短浅、心襟狭窄、封闭保守、以邻为壑的陋习。
第二，形成了惰性的社会结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生存和繁衍需要的同时，一方面造就了清心寡欲、知足常乐、勤劳俭朴、天人合一的淡泊心态，另一方面也营造了因循守旧、松散散漫、鄙夷革新、不思进取的狭隘心理，社会结构呈现“惰性”。从英国下院关于印度村社制度的一份官方报告的描述可见一斑：“从很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是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着。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社的名字、同一条边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庭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42]
第三，形成了人的依赖关系。对既定的社会共同体的人身依附是自给自足经济得以进行的基本前提，而且自给自足经济本身就是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在原始公社，形成了个体对血缘共同体的依赖；在奴隶社会，形成了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归属；在租佃制经济，形成了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在自耕农经济，形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身依靠。这是由于共同体及其长官控制了资源和财富，个人要获得资源和财富，就必须依附共同体及其长官，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对自然血缘的依赖关系或直接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宗焕波，2008）。
第四，形成了宗法等级社会。自给自足经济规模小、封闭性的特征以及共同体内人的依赖关系，必然衍生出人们对一切超乎自身的外在力量心怀敬畏和无奈，同时又渴望社会认同。前者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敬畏、服从与迷信，后者表现为对宗法制度的服膺，由此形成了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四大统治及其宗法等级社会。这是人的依赖关系在共同体外、在社会层面的自然表现。
2.市场经济是与工业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1）市场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所谓市场经济，又称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形式（张昆仑，2010）[43]。市场经济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消费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为了交换。马克思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44]德姆塞茨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再是自己需要的而是他人需要的”[45]。广义地说，凡是以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价值增值为目的的交换，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正因为生产者面对的是几乎无限的市场需求，因此其生产规模几乎可以无限扩大。
第二，生产过程有赖于多个经济单位分工协作完成。分工是交换存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专业化人员与专业化技术设备相结合，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而越是专业化的生产，越是需要交换，越是需要市场经济。反过来，市场经济越发展，专业化分工越细化，专业化范围越扩大，专业化生产越开放，专业体之间的联系越紧密，呈现出分工协作劳动的特点和生产方式开放的特点。
第三，资源由各个专业体所有、占有或使用，经济决策分散而自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的《现代经济学辞典》指出：“市场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资源配置和生产决策是根据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自愿交易所形成的价格来做出的。在这种经济中，决策的做出是分散化的，即决策是由经济中的个人或集团而不是中央计划机构独立做出的。”[46]一方面，市场经济中的决策主体是分散的，且专业化分工越细化，这种分散程度越高，然而各自之间的产权边界是明晰的，卢卡斯将之比作“岛屿式经济”；另一方面，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自由的，不受他人的强制或控制，决策自由度的高低是判断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曾国安，1999）。
第四，是以价格调节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分散而自由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未导致混乱反而有序高效，是因为交换产生价格，价格产生协调机制。价格具有传递信息、提供刺激和收入分配三大功能，通过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驱使每个当事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经济问题，通过“看不见的手”，促进社会利益（Smith，1964）。
第五，是一种契约经济。分散而自由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序高效，不仅在于有价格的激励，而且在于有契约的约束。交易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实质上是物的主人的权利的交换，契约就是对交易双方责权利关系的约定。马克思指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47]市场经济下的契约，既包括交易双方的内在规则，也包括人为设计强加给社会成员的外在规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则体系，覆盖所有市场的所有交易行为。完整而系统的市场规则和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对市场规则的普遍遵从，使市场经济得以有序进行（方福前、郭杰，2003）。进而言之，市场经济为各类交易提供了可选择的治理机制（威廉姆森，2004）。
（2）市场经济孕育了工业文明
第一，市场经济促进了专业分工。市场经济发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达于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越发展，适合于专业化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就越有可能。海尔布罗纳和米尔博格（2010）在分析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是封建社会最成功、最彻底地转型到商业社会的舞台”。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人类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了新的纪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8]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统计，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而世界财富产出则增加了50倍[49]。
财富的增长和积累使人们的财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商品交换的相对价值形态历经偶然的相对价值形态、扩大的相对价值形态和一般的相对价值形态，最终使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成为商品易手的纽带和市场交换的主宰。交易中的各方当事人以货币为度量，以价格为计量，追高逐低，铢镏必较，形成了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狂热追求。农业文明时代的财富形态是实物财富，工业文明时代的财富形态则是货币财富，因为只有拥有更多的货币财富，才能在交换中、在再生产中处于优势主导地位。货币财富在生产领域表现为资本，在消费领域表现为GDP，对资本增值和GDP最大化的追求，成为工业文明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目标，成为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郑锋，2002）。但是这种单一价值化的财富观，一是没有将资源环境的损耗纳入成本，将自然生态的财富纳入GDP，由此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二是没有将人文价值纳入财富体系（因为其往往不具有可分割性、可计量性、可交换性而无法定价），致使市场成为一个冷冰冰甚至你死我活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竞技场，导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对抗（杨文进、柳杨青，2013）。
第二，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具有推动科技创新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家通过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演进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奥秘，这也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由市场经济调节和配置的要素资源假如不能扩展到技术和知识领域，则其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只有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智能要素，才能遏制收益报酬递减，实现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张孝德b，2009）。而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的问世，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市场化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正是市场经济所催生的科技进步，改变了古代农业生产方式无法突破的“马尔萨斯陷阱”，为工业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成为工业文明的另一基本特征（郑锋，2002）。[50]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甚至将近代以来的工业经济模式定义为技术持续创新的模式，认为技术创新制度的确立是古代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分野的标志[51]。
但是，科技进步和创新在倡导和推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尊重知识、追求创新良好风尚的同时，也产生了技术万能的崇拜，轻忽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科技进步在提供给人类某种新的效用的同时，却以破坏人类的另一些福利效用为代价；在满足某种商业价值的同时，却以损害社会道德和文化为代价；在开发微观世界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却以造成宏观自然系统失衡为代价；在风行人定胜天、征服自然价值取向的同时，却以遭受自然界一次次的惩罚为代价。过度的工业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也受到了伤害和冲击。
第三，市场经济促进了世界市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各个经济主体之间通过交换加强了联系，而且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也加强了往来，形成了“地球村”。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家、一村、一乡、一县，而是全省、全国，甚至世界，进取精神、开拓精神、竞争精神、冒险精神相应迸发出来。全球性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一方面拉近了各国之间的距离，使各自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产生了严重依赖，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将负外部性成本外化转嫁，另一方面在市场危机来临时，任何一个国家又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第四，市场经济促进了契约法治。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普遍的契约行为必然导致社会的法治，交易的等价必然要求法律的平等。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自给自足经济下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以及君权神授的等级制观念。市场经济催生了工业化大生产，也催生了城市的出现。城市作为工业经济的空间载体，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集聚性，与古代农村相比发生了三个革命性变革：一是由基于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迈入基于人际关系契约化的匿名社会；二是由等级化的身份社会转为人格平等的能力社会，三是由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分的保守社会变为共享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相结合的开放社会（张孝德b，2009）。但是，市场经济在打破人身的依附关系束缚获得独立自主性的同时，又产生了对物的依赖性，使人受制于外在物化社会关系共同体的羁绊和牵制（宗焕波，2008）。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一切产品都采取商品的形式，货币成为财富的象征，从而极易诱使人们形成唯利是图、唯物是求的人生价值观，使人的活动的目的异化为拥有和追求更多的金钱，而不是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内在本性异化为单纯的物欲，成为追求和占有物的奴隶。
3.循环经济是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
（1）循环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比较
如前所述，工业文明并非普世文明，也非终极文明，代之而起的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应的经济形态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有的认为是生态经济（杨通进等，2007；毛明芳，2010），有的认为是低碳经济（余谋昌，2010），有的认为是循环经济（张凯，2003；孙明媚，2008；春雨，2008；王娣等，2009；周卫见，2010；黄承果，2012），有的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刘湘溶，2008），有的认为是生态市场经济（杨文进等，2013），有的认为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郑锋，2002）。还有的学者从文明的螺旋式上升角度，认为是自给自足经济的复归[52]，或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角度，认为是产品经济或计划经济（坚毅，1990）。为此，有必要首先解析循环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的异同。
第一，关于循环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的异同。
如前所述，自给自足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同样的，循环经济也是一种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两者均具有封闭性。但是，前者是在一个狭小的经济单位内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自我循环，各经济单位之间则较少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后者却是同时存在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彼此之间发生紧密的交换联系，共同协作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非此便会出现循环链条的断裂。综言之，自给自足经济排斥交换，而循环经济兼容交换，甚至以交换为前提。
第二，关于循环经济与计划经济[53]的异同。
计划经济是在生产要素公有制的基础上，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经济形态（张昆仑，2010）。其具有如下特征：①生产工具由机器向自动化体系过渡，“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54]；②“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55]；③劳动力为全社会所有，“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56]，消费品按需分配；④社会组织者即“中央管理机构”能够测定全社会需要，通过计划按比例组织生产；⑤人既不再依赖于人，也不再依赖于物，获得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坚毅，1990）。循环经济同样地存在着由行政部门指定和下达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社会行为。前者已述循环经济理念产生于人类对自然环境生态的关切，其中必然涉及如何控制宏观经济的规模，使之不超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戴利将环境因子引入宏观经济学，强调环境、自然资源、污染和耗费之间的关系，主张构建三组函数方程：一是人类社会对资源（能量）的总需求曲线（其与现有人口、地理空间需求、社会发展阶段、科技、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等所形成的人类社会总规模正相关）；二是自然界对资源（能量）的总供给曲线（其与自然植被、生物圈规模、阳光、气候、地理空间、科技及储蓄的资源和能量等所形成的自然界总规模正相关）；三是人类社会规模与自然界规模在地球总承载规模内的反向函数关系。通过建立上述宏观循环经济模型，可求解得出维持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平衡的最佳规模，然后“设计出一个与经济装载线（economic plimsoll line）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赫尔曼·戴利，2001）。计划当局可运用“有形之手”，将这个“经济装载线”具体物化为一系列指令性指标，通过逐级分解和控制，保证在宏观上不突破自然承载能力的阈值。在现实中，人类对全球大气升温幅度在2100年前不得超过2℃的约定[57]，中国对18亿亩耕地红线的设定，均体现了这一计划控制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人类对未来命运的自我安排。显然，循环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经济中的计划具有天壤之别：后者是将计划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手段，排斥市场和交换的作用，排斥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迂回曲折地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需要有一系列极为严苛的实施前提和条件，而前者仍可构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通过将物量指标转化为价值指标，通过对成本和价格的修正，利用经济的激励和约束，来实现循环经济所要达成的计划控制目标。综言之，计划经济排斥市场，而循环经济可以兼容市场，甚至以市场为前提。
第三，关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异同。
本书在1.2.1节已述及学术界关于上述几种经济形态关系的不同观点看法。我们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说，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并没有根本的原则性冲突：它们提出的背景相同，都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探索；提出的原因相同，都是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提出的目标相同，都是基于人与环境的和谐；提出的哲学基础相同，都是生态哲学；[58]提出的任务相同，都是在不否定既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嵌入环境因子，抹上绿色、生态、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色彩；提出的思路相同，都是强调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强调生态关怀和人文关怀，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当然，上述几种经济形态的表述在“大同”的前提下也存在着若干“小异”。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的表述更能表征后工业文明的经济形态特征。
——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提出始于对全球气候变化、气温上升的关注，始见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应对高碳工业化时代所造成的气候变暖的经济方式，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是正如张孝德尖锐地批判指出，这是沿袭了工业科技注重微观结构的范式，即从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中找到“碳”这个小妖，然后采取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将其封存于地下，或采取阳光反射技术，为地球降温，这其实犯了只顾当前和局部、不顾长远和整体的蛇咬尾巴的错误。[59]我们进而要质疑的是：人类是否只要擒住“碳”这个小妖，将高碳经济改造成低碳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是否将低碳经济进一步改造成负碳经济，就可以万事大吉？显然并非如此。
——绿色经济。绿色经济的提出始于对践踏自然的关注和对自身健康的关切，始见于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强调善待自然，倡导环保健康。该经济理论高度重视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主张将传统的劳动、土地、资本三要素拓展为强调健康、智识、技能和动机的人力资本、生态资本（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制造资本），再加上社会组织资本（如缔结环保公约），成为四要素，将旧的以白色农业、黑色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改造为新的绿色经济结构，将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体系，无疑同样地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该理论仅是倡导再生产过程不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其结果对人的健康有利，而忽略了应有的人文关怀内涵（杨文进等，2013）。在所设计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中，只是在传统GDP核算体系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自然资源环境账户，而未对之进行根本性改造。
——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最早被称为环境经济，又被称为污染经济或公害经济，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鲍尔丁的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是针对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而提出。生态系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具有物种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及再生等一系列自在自为的演化规律。生态经济学将生态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强调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共生和相互循环，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并以“生态效率＝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资源消耗或环境影响”之公式，[60]将二者结合起来。上述思想与循环经济的内涵异曲同工，都是从经济分析的五对关系出发，追求“最小-最大”，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实质相同（李秀娟等，2007；钟世洪等，2007；赵洗尘，2010）。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理论基础不同，后者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原理为主导，前者则为系统论和生态学（李秀娟等，2007），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循环经济倘若不以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又何谓“经济”？还有的学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从属，是后者的具体运行方式（李秀娟等，2007；夏光，2010），也同样值得商榷。生态经济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环境治理的经济评价等，而循环经济形态远比之更为错综复杂，是一个既覆盖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两个系统内部共生循环、又覆盖两个系统之间共生循环的复合型巨系统。
——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权威定义见于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development which saticfies the current meeds of societ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是基于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能源资源枯竭、利用率低下、环境恶化、生态退化等“全球问题”的反思，其实质是主张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精心维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可持续发展只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形态，其实现有赖于循环经济，也即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对此许多学者已有阐述（谢海云等，2000；李汝雄等，2000；赵林运等，2002；柳明等，2004）。
（2）循环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
综上，学者们在反思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构想，虽然有助于消弭相应的弊端，解决相应的问题，但尚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虞，不一定能够成为覆盖和影响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的经济活动方式。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形态更堪当此重任。其理由如下：
第一，立意高远。前文已述循环经济的思想源自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即其以宇观为视角，思考地球人未来的命运，探索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方式。这一思想超越了微观和宏观的局限，站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角度，明白无误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自我救赎。相形之下，其他类似经济思想尚未企及这一立意高度。
第二，简单明了。对一种经济形态的理论刻画，既应具有普遍性，又应具有简单性。循环经济冠以“循环”，既包含对物质资源周而复始的反复利用，又包含对生态环境尽少“打扰”的呵护约束，还包含对经济活动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解读，符合简单性命题规范。其他类似经济形态的提法，有的含糊不清（如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有的有定量无定性（如低碳经济），尚未达到简单而准确的刻度。
第三，系统全面。循环经济以系统为构造，以循环为联系，不仅由小到大、循序渐进地构建起从小循环、中循环到大循环的经济循环体系，而且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也纳入其间，形成了由经济、技术、社会、生态四位一体，相互支持和循环发展的层次态结构。其他类似经济的运作机制及其方式，尚未达到这一精致的系统程度。
第四，指向明确。循环经济以物质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人类经济活动不伤及生态平衡和环境净化为阈值，以资源环境投入与经济增长产出脱钩为目标。上述三个层次均有具体而明确的指向，可以建构起清晰而完整的核算和评价体系。[61]其他类似经济的核算和评价体系，除了低碳经济之外，尚未达到这一精准的测度。
第五，包容性强。循环经济可以包容类似经济形态的目标和要求，如它的“减量化”可以满足低碳经济的碳减排要求，“再利用”可以满足绿色经济的环保健康要求，“再循环”可以满足生态经济的废物处理和环境治理要求，以及从整体上来说，可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利用要求。相对而言，其他类似经济形态尚未达到这一容度。
正因为循环经济与其他类似经济比较，具有上述更高的高度、更简单的刻度、更系统的程度、更精准的测度、更宏大的容度，故我们认为，可将循环经济定位为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
（3）对其他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的简要批判
在此针对前文提及而上文未述及的其他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的提法作一简要批判。
郑峰（2002）从产业经济发展角度，认为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是以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主。这一论断虽正确地勾勒了生态文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变化，但由于囿于中观层次，显然不能将之作为基本的经济形态。
杨文进等（2013）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蜕变的市场经济即生态市场经济，但其未进而探究这种蜕变的动因和目的。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由于循环经济使然，或由于循环经济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方式使然；市场经济之所以发生蜕变，或必须发生蜕变，是为了实现循环经济。故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生态市场经济只是它的实现形式。
还有一些学者（杨通进等，2007；毛明芳，2010）认为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生态经济。前文已论及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生态效率最大化。之所以弃用生态经济而采用循环经济，除了上文所述及的循环经济具有五个“度”的特征优势外，还在于以往的文明所对应的经济形态均非同名，如农业文明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工业文明对应的是市场经济，由此推论未来的生态文明对应的不应是生态经济。
（4）循环经济孕育了生态文明
第一，创造出新型的生产方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依靠“生产”来解决。循环经济将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闭环循环模式，将“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转化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从而推动了一系列革命：一是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新能源革命，二是以生物技术为主导的生态农业革命，三是以文化创意为主题的新产业革命，四是以资源节约替代和治污减排为目标的新技术革命。这一系列革命，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使人类进入生态文明的新纪元。
第二，培育出新型的生活方式。循环经济下对物质的节约使用和循环利用，必然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摒弃奢侈消费、超前消费和过度消费，崇尚自然、追求健康和保护生态，适度节约消费，减少垃圾产生，避免环境污染，符合“3E”和“3R”，即：经济实惠（Eonomic），生态效益（Ecological），符合平等、人道（Equitable），减少非必要的消费（Reduce），重复使用（Reuse）和再生利用（Recycle）。新的生活方式又反作用于生产环节，使遵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成为允许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越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和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产品附加值越高，从而形成良性经济循环。新的生活方式还将改变人们的生活追求，从对金钱的追逐转向对幸福的向往，从对物质福利的单一追求转向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和环境福利四者的均衡（张孝德d，2010），整个社会从GDP最大化的生产经济转向追求幸福指数最大化的生活经济，由工业文明社会迈入生态文明社会。
第三，催生出新型的市场经济。一是循环经济为市场经济注入了利他因素。传统市场经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每个当事人都是理性的利己者，在市场这个竞技场上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博弈，因此市场经济是利己经济（曾国安，1999）。但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环环相扣的资源利用链及其循环技术链要求处于上下游环节的生产者结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和战略同盟，否则循环经济就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不仅要以交换作为生产的前提，而且要以信任、合作作为交换的前置（杨雪锋，2008，第166—169页，第372—385页），为了实现循环经济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牺牲或出让部分个人利益。这种利他机制的引入和形成，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市场经济的人性根基，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益冲突，有利于建构起生态文明社会所需要的人文关怀及和谐关系。二是循环经济内化了外部成本。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是成本外化，即投入的资源无偿或低价，产出的污染不须“埋单”，其根源在于产权边界模糊，资源环境价值低估。在循环经济条件下，物质的闭环流动为技术的分割和产权的明晰提供了可能，使“谁开发、谁维护，谁环保、谁得利，谁污染，谁付费，谁破坏、谁治理”成为可能，从而使外溢成本内部化。三是循环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随着资源、环境及其治理的产权明晰化，使之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成为可能，通过交易发现其真实价值和价格。市场普遍性和完全性的实现，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缔造出新型的伦理价值。以信任、合作为前置的循环经济，以及在经济循环中资源环境价值的重新发现，必然推演出新型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交易双方合作的基础既是信任，也是责任，这种责任推而广之，便成为社会责任。资源环境既具有经济价值（消费性价值），又具有存在价值（非消费性价值）。要实现其经济价值，就必须毁灭之；而要实现其存在价值，则必须保护之。解决这一“生态悖论”的唯一途径是将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消费限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平衡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和时间。上述二者结合起来，便构成了以人文关怀和生态关怀为核心、以责任和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生态文明社会的伦理价值和行为规范。这正如《中庸》所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引用路·亨·摩尔根[62]在所著《古代社会》中的一段话作为全文结语，本章同样地引之作为全章结束，同时不得不惊叹200多年前的先人，就为我们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作出了如此清晰而准确的描述：“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L.H.Morgan，1877）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19页。
[2]叶文虎：《循环经济论纲》，《中国发展》2002年第2期。
[3]罗马俱乐部是由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
[4]但在国外，瑞士早在1978年就设立了专门公司回收和利用旧衣物；比利时人口仅1 000多万，每年旧衣物回收总量却达到1.5万吨；日本推行的旧服装回收活动得到积极响应，87%经翻新后通过联合国难民署捐赠给难民，3%的旧服装用于发电，10%加工为绝缘材料。我国上海于2011年5月起在500个试点小区安置了520个旧衣物品专用收集箱，一年多便回收旧衣物292吨，经分拣处理后用于捐赠或可再利用的工业原料。可见旧衣物并非没有价值，而是缺乏有效的循环机制。见何勇海：《让旧衣物步上“循环路”》，《经济日报》2012年7月11日第8版。
[5]以我国再制造业为例，再制造的技术设备可以节约成本50%，节能60%以上，节材70%以上，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80%以上，价格为新品的50%左右。但设备制造者担心会影响自己的新品市场而对再制造积极性不高，消费者认为再制造产品为“二手货”而顾虑重重，导致我国再制造业发展缓慢，2010年产值仅为20亿元，而美国2005年即达到800亿美元。见齐建国：《再制造，发展循环经济的好抓手》，杨秦：《再制造：有基础有条件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导报》2013年9月14日C2、C1版。
[6]张孝德：《中国应走需求端导向的新能源发展之路》，《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6月22日第12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8]实际上，对“中循环”的理解，有“行业”和“区域”等两种视角，在这里主要论述“产业”视角，但后文也会兼顾“区域”视角的分析。
[9]http://tech.sina.com.cn/d/2012-08-03/07337463195.shtml。
[10]张孝德：《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四大贡献》，《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1月24日第5版。
[11]张孝德：《工业化是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0月13日第12版。
[12]《地球生命力报告》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伦敦动物学学会（ZSL）和全球足迹网络（GFW）合作，使用地球生命力指数（LPI），跟踪记录2 600个物种中9 000多个种群的变化情况，来衡量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每两年发布一次，是记录地球健康状况的前沿报告。报告表明，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其中热带地区下降了61%。在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的同时，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见邓飞：《贫富国家生态足迹差别扩大，地球消费应量入为出》，《中国经济导报》2012年5月22日B7版。
[13]张守营：《亚太须开展新“绿色”工业革命》，载2011年10月15日《中国经济导报》C1版。
[14]引自英国丁锋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科研报告《维持全球升温低于2℃的挑战》，见曹继军、颜维琦：《全球碳排放又创新高》，《光明日报》2013年1月4日第10版。
[15]见《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3》。
[16]张昆仑（2010）认为自然经济应正名为自给自足经济，我们赞成并采用这一观点。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21]同上书，第102—1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7—100、111—113、135—137页。
[23]参阅W.H.Qswalt，This Land Was Theirs—A Study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New York，1978.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108—109页。
[28]同上书，第175页。
[29]同上书，第55页。
[30]同上书，第1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33]同上。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5—81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624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页。
[3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39]《易经·系辞下》。
[4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
[41]《孟子·滕文公上》。
[42]G.Campbell，Modern India：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London，1852，pp.84-85.
[43]张昆仑（2010）认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一个概念，定名“市场经济”较之“商品经济”更为科学。我们赞同并采用这一提法。
[4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45]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6]Pears，David W.（ed.），Dictionary of Modern Economie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4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49]张孝德：《工业化是少数国家独享的文明》，《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0月13日第12版。
[50]郑锋（2002）认为，工业文明以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为基本特征，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科技工具理性的文明。
[51]张孝德：《警惕工业技术崇拜的三个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4月20日第11版。
[52]张孝德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二元文明出发，反对农业工业化、规模化、资本化，主张城市小型化、能源本地化、自给自足化，认为基于自给自足的低能源、低成本的消费是符合生态文明价值的文明生活。见张孝德：《人类文明的第三种文明形态：生态文明》，《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1月9日第5版；《农业生产过度追求规模化、资本化的陷阱与反思》，《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3日第5版；《从新能源革命看未来生态城市》，《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11月3日第11版；《生态财富观与中国乡村幸福生活模式》，《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6月1日第4版。
[53]张昆仑（2010）认为应摒弃产品经济提法而定名为计划经济，我们赞成并采用这一观点。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3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
[57]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所设定的二氧化碳排放减量的标准是每10年温度的改变不超过0.1℃，在2100年前温度上升不超过2℃，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维持在450ppm以下。引自http://news.ngo.org.tw/issue/sustain/sustain-00110301.htm。
[58]卢风阐述了生态哲学的有关要点，见卢风：《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依据》，《光明日报》2013年1月29日第11版。
[59]张孝德：《警惕工业技术崇拜的三个陷阱》，《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4月20日第11版。
[60]该公式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业联合会（World Bus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BCSD）提出，目前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参见Björn Stigson，Eco－efficiency：Creating More Value with Less Impact，WBCSD，2000，PP.5-36.
[61]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将循环经济当作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方式，而未将其视为一种经济形态。这也反证了循环经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62]路·亨·摩尔根（1818—1881），杰出的美国学者、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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