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丛书是我们所承担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1998年，笔者随上海市政府代表团访问德国，受到德国基于循环经济原理的废弃物处理法的启发，回来后结合产业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国内发表了几篇讨论循环经济及其对于中国发展意义的论文。自那以来，国内开展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令人高兴的是，200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决定2009年正式开始实施。这标志着中国的循环经济，从最初的理论研究和试点实践状态，进入到了制度化的全面推进阶段。
目前，虽然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和论著在雪片般增加，但是对循环经济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这里，我想指出，我们的研究团队是按照什么样的视角和原则来开展循环经济研究的。
第一，在研究意义上，我们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整合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末端治理”的发展方式的变革。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末端治理为特征的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种处理途径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着先天的局限。2008年美国环境体制的开拓者和见证者——现任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院院长的J.Speth教授，在他的新著The Bridge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中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和世界的环境主义活动轰轰烈烈，但是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果，是“赢了许多战役，输了整个战争”，就像国内经常说的那样:“局部有所改善，总体趋于恶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主流的环境治理不是从经济系统本身去防止环境问题的发生，而是在经济过程之外作一些修理性和善后性的工作。因此，从经济方面切入的循环经济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变革性意义。
第二，在理论依据上，我们认为，循环经济所依赖的经济理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过去的环境治理是把经济看做环境问题的原因，那么，现在的循环经济则是要把经济看做环境问题的解药。这里，作为污染原因的经济模式与作为预防之道的经济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传统的末端治理需要应对的是唯经济增长论的传统经济信条，在学术形态上主要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地球生物物理极限，因此，主张经济系统可以持续地扩张，由此导致了不断增大的环境压力。循环经济所依赖的经济理论应该是崛起中的生态经济学，经济增长存在着地球生物物理的限制，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地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以达到预防和大幅度减少资源环境问题的效果。多年来，我们就是在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探索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的。
第三，在操作方式上，我们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虽然也在提高经济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但是他们关注的是线性过程中的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无法克服虽然效率得以提高但是规模却在扩张的所谓反弹效应(rebound effect)。我们提倡的循环经济是要在生态效果(ecoeffectiveness)的意义上推进经济发展，即首先确定经济增长可能的物质规模，然后在这个规模的范围内提高非物质化的生态效率。不同于许多研究仅仅将循环经济等同于各种形式的垃圾经济，我们认为循环经济的操作形式，按照非物质化水平的依次提高，可以有废弃物的循环(recycle of wastes)、产品的循环(reuse of products)和服务的循环(service instead of products)三种方式。而发展循环经济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物质产品的服务化，实现产品功能与物质消耗的脱钩，实现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脱钩。
第四，在实施战略上，我们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经济类型。对于发达国家的成熟型经济，由于满足生存的物质方面的基本需求已经达到，因此，需要通过循环经济更多地控制经济增长的规模，以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减物质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型经济，由于人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因此，需要通过循环经济实现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变革，首先实现相对意义上的减物质化，然后再进一步向高阶段的减物质化目标作出努力。前者是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B模式，后者是我们在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提出的C模式。
以上四点，既是我们多年来开展循环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视角，也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内外许多同类研究的不同之处。我们真心希望，这套丛书的成果能够对中国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是为序。
2008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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