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过，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诚哉斯言！一个人摔个跟头并不可怕，但如果老在同一个地方摔跟头，这个人脑子就可能有问题。一个国家和民族犯错误也不可怕，但如果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就难免让人怀疑这个民族的智力是否健全。
对我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变迁作一番历史的考察，我感到恩格斯说的就是我们中国人。
应该说，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除了古代雅典有过一个短暂的贵族民主时期，西方的社会制度一直比中国落后。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实行政教合一，教会不仅统治着人们的思想，而且统治着世俗社会。那时欧洲的经济文化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社会政治氛围使人窒息。国王从教会手中夺回政治权力后直到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西方国家的君主和官吏事实上仍然是世袭的。而早在隋唐时代，中国就形成了科举取士的文官制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使得人们社会地位的纵向变化成为可能，社会结构具有一定弹性。政治制度的相对开明，使中国社会远比西方社会有活力，经济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出现过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那时的长安城里，万国衣冠，车水马龙，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完全可以与今天的美国相比。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里曾经无比羡慕地说，在整个封建社会，世界上只有中国人敢于把权杖交给诗人和文学家，也只有中国人把诗人的桂冠看得比宰相的权杖更神圣。
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也好，说是西方人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大彻大悟也好，总之，西方政治家和人民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近代以来彻底砸碎了旧制度，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先进的政治制度。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商人控制的国会，就对国王的权力实行了有效的限制，变“君权神授”为“君权民授”。国王的所作所为一旦超出边界，就会碰到市民社会组成的铜墙铁壁。18世纪以后，欧洲国家人民遵循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念，普遍建立了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国家权力机构由选举产生，并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立、相互制约。稍后实现独立的美国，也按照民主的法律和精神原则，建立了联邦制国家。
要而言之，民主制度的真谛有二：一曰国家权力核心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所有，排除了一些人通过兵变、阴谋等手段走上权力巅峰的可能性，避免了政府产生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国家权力首先受到广大民众的制约，权力不能变成谋求个人和小集团私利的手段。因为，既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能够把一个人推向权力顶峰，也能把一个人从权力的顶峰拉下来。二曰任何一个人的权力都有明确边界，谁都不拥有无限权力，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再也不系在一个人的裤腰带上，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愚蠢和荒淫，使整个国家和人民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告诉人们，制度也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资源。民主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可以说，迄今为止，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合理、最先进的制度。自从建立了民主制度，几百年来，西方各国内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经济、科技、文化迅速发展，转眼之间就实现了化蛹为蝶的根本变化，一个个蕞尔小国变成了雄视天下的列强。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一百年中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时代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所以，温斯顿·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许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在更好的制度产生以前，我要拿生命来捍卫她。”
与民主制度相比，封建专制制度绝对是一种糟糕的制度。这种制度坏就坏在：一、国家权力过于集中，朕即天下，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可以为所欲为。二、皇帝可以世袭。在这样的制度下，天下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是否碰上了一个好皇帝。如果碰巧皇帝英明，老百姓算是撞上了大运；如果皇帝是一个混蛋，那就活该老百姓倒霉。翻遍二十四史，也就是汉文、汉景、唐宗、宋祖等少数几个可以算是好皇帝，相反大多数皇帝不是痴儿，就是畜生。两晋南北朝时，朝代如走马灯一样变换，除了开国皇帝还马马虎虎，他们的后代们真是黄鼠狼生鼬子—一窝不如一窝。司马家的皇帝不少根本就是弱智，刘宋的皇帝除了武帝刘裕，一个比一个荒淫残暴。一个他爹的灵堂还没有撤掉，就找来乐队和先皇的妃子，昼夜狂欢宣淫；一个强迫所有的姑姑、嫂子、弟妹、姐妹陪自己睡觉；一个整天带领一帮太监侍卫挽弓挟弹出宫找乐，不仅见到猪狗牛羊全部射杀，甚至拿行人当靶子。老百姓听说皇帝出来了，家家关门闭户，大街上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明朝的皇帝们更邪门，一个皇帝把全部狂热投入做木匠活，拥有全国工具最齐全的木艺工作室；一个热衷于在皇宫里开办集市，自己亲自拿起杆秤当小贩；一个长达20年不理朝政，谁提意见就打谁的屁股……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一个王朝的统治时期，老百姓总共也没有几年好日子过。根本不适合做皇帝的人做皇帝，是皇帝本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这样的制度还不应该彻底砸烂它！然而不，几千年来中国人想的不是改变这种制度，而是“彼可取而代之”，自己做皇帝。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时吼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还有潜台词，皇帝轮着做，明年到俺家。泥脚杆子都敢做皇帝梦，王子王孙、军阀大臣黄袍加身的愿望就更迫切了。同样是先皇血脉、凤子龙孙，为什么你高高在上端坐龙椅，我在下面撅着屁股磕头?将军宰相看多了皇帝的昏庸无能，看见早就变成了自己手中玩偶或者还在吃奶的皇帝心中就不平，老子就不能从导演变成演员，从后台走到前台?由于谁坐龙椅实际上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事实上是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那些职业皇帝，花天酒地、斗鸡走狗内行，治国理民一窍不通，结果搞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再赶上老天爷不帮忙，遇上蝗灾旱涝，颗粒无收，穷人活不下去了，一人振臂一呼，天下揭竿而起，转瞬间大厦倾倒，皇帝首先掉脑袋。对皇帝的更大威胁来自朝廷。一部中国历史，充满了宫廷阴谋和血腥绞杀，皇帝有好下场的不多。南朝齐高帝篡宋时，宋顺帝吓得躲在佛盖下不肯出来。箫道成的主要帮手王敬则毫不客气地把小皇帝拖出来。小皇帝可怜巴巴地问：“欲见杀乎?”王敬则说：“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小皇帝明白，这就是要他脑袋搬家了，于是说出了那句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话：“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农民起义也好，宫廷政变也好，中国几千年虽然付出了一次次赤地千里、流血漂橹的沉重代价，不过是朝代的更换，走了一个李皇帝、刘皇帝，来了一个朱皇帝、赵皇帝，并没有换来社会制度的进步，老百姓的血算是白流了。金观涛、刘青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本书的简写本《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列入了畅销书《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学术界以及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过一段看似翻天覆地的大动荡，一个强大的自组织系统会重新建立起被打乱的封建秩序。这说明，我们几千年只是重复历史，但并没有接受多少教训，变得更聪明一点。
也许你可以搬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驳斥我：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是因为新制度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还不具备。那么我也懂一点历史唯物主义：远在明朝中叶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为什么在中国没有成长起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即便当时条件不具备，现在是什么时代条件?我们现在的制度中历史遗产还少吗？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认识到了专制制度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但却不能抛弃专制制度而选择民主制度，绝对与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关。由于宗教原因，西方人有所畏惧，他们畏惧上帝的惩罚，畏惧最终的道德律令；他们有着形而上的追求，可以为上帝献身，也可以为他人献身，在关键时候可以作出超越功利的选择。而我们中国人畏惧什么呢?传统上，中国人“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是远低于宗教的道德约束。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永远带有浓厚的实用色彩，国人很难作出超出功利的重大选择。
历史是英雄与群众共同创造的。一个国家杰出人物的选择很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性格。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实行独裁制度的可能不是没有。作为开国之父和美国英雄，华盛顿的威望和崇高地位无人可以企及。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把总统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然后传给乔治家后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当国家获得独立和平时，不待任期届满，华盛顿毫不犹豫地交出权杖，回到老家弗吉尼亚的弗农山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养马耕田，过一个普通农民的生活。就是因为这种真正的大智大勇，巩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传统，还给美国留下了总统任职时间不得超过两届的铁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华盛顿等人能够作出这样的选择，不仅需要大智慧，还需要大关怀、大慈悲。对他们的这些举动，我推想到现在不少中国人仍不能理解，那不是人家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悲剧。
请不要相信国情一类的高论。如果人们不愿改变现状，昨天的基本国情就永远是今天和明天的基本国情。根本制度领域的变革，是智慧问题，也是胆略问题，更是政治品格问题，需要仁智勇兼备，而与国情云云无干。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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