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上升了吗

上文中介绍了资本存量、全要素生产率、贸易依存度等指标的计算方法，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实证模型来计算，其测算过程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通过LM检验、White检验修正模型。为更准确地说明模型，本书在此列出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之后再根据所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计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多少？

本书根据方程(4.7) 进行回归：

结果为：

Adjusted R-squared=0.998713；F-statistic=13192.86

经过测算发现时间T的t值不显著，因此在计算时剔除时间趋势。

因此，本书继续对方程回归：

得到结果：

1括号中的值是t值。

Adjusted R-squared=0.998658　Durbin-Watson stat=0.770269 F=25294.98

由于不确定方程中是否存在着异方差，本书进一步进行了White检验，进而得出的结果，在5%的水平上接受不存在异方差的假设。同时进行序列相关的LM检验，进而得出结果：回归方程存在序列相关。因此，回归方程通过测算修正为：

测算后结果为：

Adjusted R-squared=0.999673.　Durbin-Watson stat=1.934114. F-statistic=32631.27

之后再进行LM检验，通过检验发现结果不能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经过修正后的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并无序列相关。因此，原回归方程可以转化为：

最终确定中国α的值为0.799335。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是多少？

本书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计算与随洪光（2013）、钞小静（2011）一样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在计算过程中，本书同样尝试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再用均值化后的协方差矩阵作为主成分分析的输入，经过主成分分析测算后发现使用中心化方法会导致部分计算出的指标指数与实际理论经验的偏离，因此，本书在书写过程中仅列出用均值化方法进行处理的数据，不再对中心化方法进行列出以及验证分析。本书运用SPSS19.0进行基于协方差的主成分分析，首先通过软件得到各方面指标的指标系数，之后通过用主成分系数除以相应的特征根（方差）开根后所得的单位特征向量作为各指标的权重，再乘以每个主成分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测算各方面指数的指数值，进而经过测算发现经济增长质量中各方面指数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都可以极为综合地反映出原始数据的信息，验证了本书建立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经过主成分分析（PCA）计算后所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结果如表4.1所示：

表4.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三）什么原因使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

上文中列出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包括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公平与稳定指数、可持续指数。本书将根据上述结果在本部分进行纵向比较，并分析变化原因。

1. 什么原因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不断提升？

根据上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维度的主成分分析，1978年至2012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指数变化情况如图4.1所示。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明显呈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从1978年的0.36上升至2012年的3.284，1991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仅为0.753，1991年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质量中的效率指数提升速度加快，而期间发生的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2001年的美国经济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危机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影响，但影响较小，仅小幅减小了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的速度。

图4.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维度的变化情况

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及随之衍生出的欧债危机使得国内外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各种贸易壁垒也更加隐蔽，甚至出现了反全球化的现象。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产业受到大幅度冲击，发达国家高级要素的流入速度减慢，尤其是2009年11月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之后，欧洲各发达经济体也纷纷效仿。此次欧美“再工业化”战略是以创新为核心，以掌控尖端技术为手段，以重构更倾向于欧美的全球生产网络为目的再工业化，加之中国传统部门产能过剩，经济内部调整，可以预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维度的增长速度可能将有所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升，其可能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中国不断进行的深化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就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如1979年中国设立了深圳、厦门、汕头、珠海等地作为经济特区，1982年中国政府又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等一系列改革。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深化了改革开放的程度，如1993年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1994年中国进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1995年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仍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执行，如2001年加入WTO、2004年进行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2005年启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以及2013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促使中国大幅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改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本国经济。根据图4.1可以明显看出，1992年加快改革开放进程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迅速，这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追赶式增长，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第二，中国有效的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维度的不断提升。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等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凯恩斯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私有经济，扩大政府支出并采取减税等措施，用财政赤字的政策来代替传统预算平衡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与应用，尤其是欧美的几个主要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加强，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滞胀问题的出现。凯恩斯主义无法对滞胀问题的出现进行解释，斯蒂格利茨等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补充，解释完善了凯恩斯主义，但是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迅速兴起，推翻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给拉美国家、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人们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同时新凯恩斯主义也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1978年至2012年间，中国一直实行政府主导体制。中国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等方面起着必不可少的决定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政府的有效引导，例如，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采取的扶持政策促进了中小企业合作交流平台的建立，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减少企业的行政审批程序，增加市场的活力等政府行为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的提高。

第三，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崔玉平（2000）通过对中国1982-1990 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水平的计算， 并与美、德、英等西方6国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非常低。他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均高等教育年限太少，有限的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充分调动^[5]。中国1999年实行高等教育大扩招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提高，精英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中国在200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经达到16%的水平，超过精英化教育阶段的水平，标志着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到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达到了27.8%，不但如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可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不仅要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还要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不仅要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还要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水平。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显著提高，使得中国的人力资本进入21世纪以来大幅度提升，国内外有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人力资本的提高确实有助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国民素质，还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

第四，中国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给予外商大量优惠以吸引外资进行经济合作。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提升，不但如此，中国本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近年来也有大幅度的提升。赵立斌（2013）认为FDI 与异质型人力资本的互动作用是促进一国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东道国在吸收 FDI 技术外溢的基础上也能更进一步提高本国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与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6]。同理，贸易也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学者同样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证。中国对研发的投入也逐年增加，199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为209.8亿元，2011年研发投入已达到8687亿元；1992年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67.43万人年，2011年中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288.3万人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以来，中国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对研发的投入，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劳动者素质提升与科技水平提升。十八大强调了中国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在中国政府的引导下，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也逐渐上升，1992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数为61788件，到2011年就已达到150.467万件。虽然中国的科技研发水平距欧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但中国对科研的投资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中国科技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不论是专利申请数、专利授予数，还是研发资金、研发人员的投入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科技水平的提升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效率维度的上升，加快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速度，还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2. 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维度的波动？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性自1978年以来呈现较大的波动性。如果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平与稳定性指数波动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公平与稳定指数的波动程度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高度相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在1982年为-58.491， 1998年为-16.696，2009年为-24.762，分别对应了债务危机、东亚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危机。观察1978-2012年间除去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生、蔓延的阶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基本保持稳定，波动幅度较小。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为7.6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则为8.0，从中可以推测出：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经济的稳定性也愈加受到国际市场冲击的威胁，尤其是股票市场与货币市场。2015年末2016年初中国股市与汇率市场的异常波动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对中国经济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4.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公平与稳定维度的变化情况

综合上述分析，本书推测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的波动与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高度相关，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一方面，由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加快了世界经济发展，而中国逐渐从较为封闭的经济体逐渐转化成为开放型经济体，不断地融入国际市场，在得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就业增多、科学技术生产水平提升、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缩小等益处的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强、国际风险加大，国家经济安全易受到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冲击，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等多方面问题，中国自1978年以来公平与稳定指数的巨幅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危机传染效应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逐步开放金融业、规章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引进来”与“走出去”政策相结合等都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这同样意味着中国这一制造业大国易受国际市场的冲击影响，例如，欧债危机导致的全球需求减小，中国出口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受到强烈冲击，部分中小企业甚至因之倒闭。为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首先考虑的不应是减慢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是中国应借鉴日本中小企业的合作创新战略，增大产品的附加值，减小产品的可替代性。

3. 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可持续维度的变化？

从图4.3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可持续指数处于波动中，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可持续指数仅为0.805，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可持续指数为0.81，1996年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可持续性指标值为0.849，可持续指数小幅变动。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可持续指数水平则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2009年中国可持续指数为0.931，2012年中国可持续指数增长到0.993.

图4.3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中可持续维度的波动情况

随着中国经济数量上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在1972年开始起步，而伴随着人类生产活动所造成的酸雨、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等问题，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保护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中国在1994年批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近年来的可持续水平有小幅上升是由于中国政府近年来逐渐重视环境，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环境污染、促进引导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中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且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所造成的雾霾天气、气候异常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高了环境保护意识，自觉、自发地保护环境，监督违法违纪的环境污染行为。但2013年中国有67座城市属于资源衰退型城市，《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中的数据显示，中国资源枯竭城市历史遗留问题严重，尚有近7000万平方米棚户区需要改造，约14万公顷沉陷区需要治理，采掘业占二次产业的比重超过20%，现代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仍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资源枯竭城市科技创新水平弱，难以吸引创新型资本与人才，缺乏保障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的能力等因素都严重束缚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同时也妨碍着中国地域间经济差距的缩小，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中可持续水平的提升，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可持续指数的增长缓慢且具有波动性，这表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仍然堪忧。这主要可能是因为中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现代化的人类生产生活需求导致对能源的需求以及对环境造成剧烈影响，因而中国应继续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环境保护政策的连贯性与执行力度，采取加大对新能源的研发投入、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监督管理、加大对造成环境污染企业的处罚力度等措施。而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型转为创新驱动型。面对复杂的内部经济问题以及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经济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任重而道远。

4. 197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吗？

本书通过图4.4比较了1978年至2012年主成分分析与加权平均法所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波动态势。主成分分析法所测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波动程度要明显大于加权平均法计算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波动程度，这是由于在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时，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指数所包含的信息较多，公平与稳定维度在计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过程中所占权重较大，使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受公平与稳定指数的影响较大，而公平与稳定维度的变化情况则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受国际因素影响日益加深，随世界经济波动而发生变化情况明显，进而导致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随世界经济的波动而变化更加明显。通过加权平均法所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中公平与稳定指数的权重仅占三分之一，小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时所占权重，因而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指数的波动情况小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所计算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而本书认为效率、公平与稳定以及可持续性是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中同等重要，因此，本书在后文的分析中都采用加权平均法所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结果。

图4.4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变化情况

从加权平均法所计算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来看，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为2.879，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则仅为1.099，比1978年有所下降，到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上升为3.81。从1978年到2012年指数值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在经济平稳运行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也比较平稳，变化较小。中国经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上述情况可能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逐年加深，采取外资主导型出口增长战略，中国不仅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还获得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外包、进出口商品服务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同时，中国的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影响日益加深，国际游资冲击中国市场的影响威胁也逐渐加大，中国经济安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第二，中国对经济有效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制；第三，中国注重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人力资本上升；第四，中国重视科技创新，增大研发投入，尤其重视新能源的研发与使用，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第五，欧美主导推行经济全球化；第六，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监督机制，防止中国环境进一步恶化等。

因而，本书发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软肋主要在于可持续维度与危机期的公平与稳定维度。经济增长质量中的公平与稳定维度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但只要中国经济基本面未存在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公平与稳定指数受国际影响而造成的波动局限在短期内，从长期来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的不良影响有限。与中国经济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不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并未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虽然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的公平与稳定性容易受到冲击，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亟待加强，环境问题、能源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等仍困扰着中国经济，限制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