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凸显稳步上升的一年

2002年：中国经济凸显稳步上升的一年^[1]

一、经济稳步上升的表现及其决定因素

2002年是以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主要任务的党的十六大召开的一年，是中国入世以后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融入世界经济的第一年，是改革和发展稳步推进的一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凸显稳步上升的局面。诚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从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2]从这方面来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这种稳步上升的局面进一步凸显出来，其主要表现是经济总量稳步上升。

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把1998年经济增长减速以来的各年的经济运行态势做些比较。这个比较显示，2002年经济增长稳步上升有以下三个特点：①就各年四个季度之间的经济增速看，1998年第一至四季度经济增速逐季曲折上升，1999年逐季下降，2000年逐季曲折下降，2001年又是逐季下降，唯独2002年逐季稳步上升。②就年度之间的经济增速看，1999年经济增速下降，2000年上升，2001年又下降，2002年再上升。但与2000年不同，连接2002年的2003年的经济增速将不是下降，而是上升。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9.9%，第二季度由于受突如其来的“非典”灾害影响，经济增速下降到7.6%，但第一、第二季度合计仍达8.2%。如果国内外不发生特大事故，预计2003年经济增速将超过8%。③就经济周期的运行阶段来看，上述情况同时表明，以1999年为波谷的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越过了曲折的恢复性上升，进入到稳步上升阶段。以上数据详见表1。

表1　1998～2003年经济运行态势^[3]　　单位：%

之所以做出以上判断，不仅是依据上述经济增长的表现，还依据以下决定经济稳步增长的各项重要因素。

1.社会总需求旺盛，特别是投资和出口需求增长强劲，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稳步上升

表2　1998～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出口额的增长^[4]

表3　1998～2002年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5]　　单位：%

表2、表3的资料表明：

（1）就总体来说，2002年，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都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中，投资增幅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消费增幅平稳；出口在基数加大的情况下，增幅仅低于2000年，但大大高于1998年、1999年和2001年。

（2）就投资来说，其增长的特点是：①对8%的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最大，达到4.3个百分点，即占53.8%。当然，在这方面也有投资率过高的问题。②国有经济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投资上升，大大改变了1997年以来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徘徊下降的状况。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320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其中，国有及其他固定资产投资31020亿元，比上年增长17%，占全部投资的71.8%（其中国有约占60%）；集体经济投资5901亿元，增长11.8%，占13.7%；居民个人投资6280亿元，增长15.7%，占14.5%。^[6]这样，粗略算来，国有投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0%，而非国有经济比重已上升到50%以上。③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也趋于下降。1999年以来，国债投资一直稳定在1500亿元，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这样，国债投资加上配套资金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就由1999年的8.1%下降到2001年的6.5%，2002年又有进一步下降。^[7]这些情况表明：2002年，我国投资不仅大幅度增长，而且作为外在拉力的政府直接投资的作用趋弱，作为内在自主增长能力的民间投资的作用趋强。

（3）就消费来说，200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8.8%。考虑到这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下降了1.3%，实际增长了10.1%，与上年持平，这表明消费平稳上升。但2002年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特点还是城市消费全面升级的势头开始显露。主要表现有：①迈上万元级消费新台阶的步伐加快。高档家电、通信、汽车和住宅等消费热点初步形成。2002年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企业销售的家用电器类比上年增长14.6%，通讯器材类增长69.2%，汽车类增长73%，商品房增长23.7%。这些都大大超过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②教育消费继续升温。2002年，研究生招生20.3万人，分别比1998年和2001年增长1.78倍和0.23倍；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321万人，分别比1998年和2001年增长1.97倍和0.2倍；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222万人，分别比1998年和2001年增长1.22倍和0.13倍。③数字化生活提速。2002年末，全国固定电话用户达到21442万户，分别比1998年和2001年增长1.45倍和0.19倍；移动电话用户达到20662万户，分别比1998年和2001年增长7.66倍和0.42倍。④服务性消费持续发展。2002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8778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出境人数1066万人次，增长44.9%。^[8]⑤时尚化个性消费方式，由穿着向用车等各个生活领域发展，尤其成为年轻一代的消费潮流。⑥绿色产品和环保产品的消费方兴未艾，正在向衣食住行各方面拓展。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由传统消费方式向现代消费方式转变。当然，2002年也还存在消费需求不足和升级不快的问题，这一点在农村尤为明显。

（4）就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由2001年的-0.7%上升到2002年的0.3%，其作用是大大增长了。但需说明：这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投资贡献率＋消费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这样一个简单的恒等式计算出来的。这个公式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反映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远不是全面的。问题在于：不只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有作用，总出口对投资、消费以及其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外国投资比重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加工出口贸易比重大等具体情况下，总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更加不能忽视了。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循着这种思路研究发现，平均说来，总出口增长10%，就可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认为，这种研究结果反映了出口在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比较贴近实际经济生活。基于这种考虑，上述恒等式右端第一、第二项应分别减去总出口对投资和消费的贡献率，第三项加上这两种贡献率。这样计算就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经济结构（包括产业、地区、城乡和企业组织结构等）优化，导致供给高速增长。其中，又以产业、地区结构优化的作用最为突出

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就2002年的具体情况来看，具有某种特色的优化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已经形成了一批颇有发展前景的高增长产业，主要有住宅、汽车、电子和通信产品、机械、电信服务和旅游业。2002年，住宅竣工面积和销售面积分别达到26612.8万平方米和22117.2万平方米，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8%和19.6%；汽车产量达到325.1万辆，增长了38.5%（其中轿车产量为109.2万辆，增长了52.8%），集成电器和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分别达到96.3亿块和1464万部，分别增长了51.4%和50.1%；发电设备达到2121万千瓦，增长了58.3%；电信业务总量达到5052亿元，增长了23.2%；国内和国际旅游收入分别达到3878亿元和204亿美元，分别增长10.1%和14.6%。^[9]

（2）许多传统消费品工业和新兴家电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甚至很高的增长速度。2002年，全国食品制造业销售收入为1807.26亿元，比上年增长17.86%；2002年纺织工业总产值10195亿元，增长15.5%，其中出口617.7亿美元，增长15.8%；2002年1～11月医药行业产品销售收入2204.8亿元，增长17.6%；2002年，彩色电视机产量5155万部，增长25.9%；家用电冰箱产量1599万台，增长18.3%；房间空调器3135万台，增长43.3%。^[10]

（3）现代产业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①由现代科技形成的高技术产业高速增长。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上。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1993年为46.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2%。2001年达到464亿美元，占的比重上升到17.5%，出口额和比重分别比1993年增长了8.9倍和11.3个百分点。2002年又上升到828亿美元，占的比重又急剧上升到25.4%，出口额和比重又比2001年增长了78.2%和7.9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发展不只是表现在它本身上，还表现在它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上。这一点，在制造业信息化指数的增长上表现得很突出。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指数由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指数和制造业信息化环境两部分加权综合而成。2002年中国制造业信息化指数由2001年的100点上升到2002年的118.21点，增长幅度达18.21%。其中，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增长34.46%，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指数增长11.24%。这说明，2002年我国制造业信息化建设的效果逐渐凸显，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了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进步和发展。据调查，企业利润由2001年的1847.374万元增加到2002年的2525.174万元，增长36.69%；新产品创新能力由2001年的41.05个品种增加到2002年的46.20个，提高12.56%；新产品开发周期由2001年的221.80天缩短到2002年的209.19天。^[11]②由现代发展观念指导下形成的现代产业（当然这种观念也是在现代物质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典型代表是环保产业。联合国在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我国政府是在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这一点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形成了环境保护这样的现代产业。“九五”期间，环保产业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了近两倍。按照我国环保产业的“十五”规划，“十五”期间环保产业年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05年，预计总产值将达到2000亿元。截至2002年底，全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145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12]

（4）基础产业（包括原材料和能源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2002年，我国钢材产量高达19218万吨，比上年增长19.6%；10种有色金属产量1012万吨，增长14.5%；水泥7.25亿吨，增长9.7%；木材5035万立方米，增长10.6%；硫酸3050万吨，增长13.3%；纯碱1033万吨，增长了13%；乙烯543万吨，增长了13%；能源生产总量13.87亿吨标准煤，增长18.5%。^[13]

（5）制造业继续高速增长，以至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当然还不是强国）的地位已经初步显现，在某些领域内甚至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01年，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完成增加值为21971.3亿元，占当年全部工业增加值28329.4亿元的75.6%。2002年，制造业的7大行业成为带动工业生产快速增长的主力。2002年，在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7个行业，对全国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拉动增长7.4个百分点。2002年，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达到31482亿元。1978～2002年，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指数由100上升到1371.21，年平均增长11.5%，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指数9.4%要高出2.1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超出了世界制造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因而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的地位显著上升。1980～2001年，欧盟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5.2%下降到28.5%，北美由23.9%上升到26.3%，日本由13.6%上升到14.6%，新型工业化国家由8.4%上升到10.3%，中国由1.5%上升到7.2%，依此计算，居世界第五位。^[14]还要提到的是：目前中国在家电、纺织品、玩具、鞋类和皮革等中低技术工业制造业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

在地区结构优化方面，按照2002年的情况，以下三方面特色值得提出：

（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已经开始显露。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实行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战略。实践证明：这个战略对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20世纪末，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协调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从1999年开始，明确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2年，其成效已初露端倪：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快1.15个百分点和0.88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快0.27个百分点。而且，就某些指标来看，西部工业经济效益还比较高。2002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产销率分别为97.9%、98.2%和98.3%，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0.2、0.5和0.6个百分点；产成品存货东部和中部分别比上年增长37.1%和3.9%，西部下降了2.6%。^[15]当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完全实现，东、中、西部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但在这方面已经开始取得成效。

（2）第四个大经济增长带和一个准经济增长带均已开始露出水面。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渤海湾三大经济增长带，并在促进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3年上半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国总量的比重为30.5%，与2002年相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的比重达到20.7%；珠三角的比重达到9.8%，两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国总量的30.7%。其中，长三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3.5%，珠三角为7.2%，两地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4.1%。两地实现出口1225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4.4%，这一比重比上年度提高1.4个百分点。两地到位注册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到65%，提高1.8个百分点。^[16]改革以来，相对长三角、珠三角高速发展来说，渤海湾逊色不少，但也有很大发展。

但到21世纪初，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新的第四经济增长带已经开始露出苗头。诚然，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改革以来，由于该地区国有企业特多，重工业特重，历史包袱特沉，城市功能特单一，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16.7%下降到1998年的7.87%。

诚然，早在“八五”、“九五”期间，中央就在政策和资金等多方面给予该地区支持。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体制和旧的思维定式，没有走出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主要还是沿着政策扶持，优惠措施和新的项目投放的老路走，而没有着力在体制创新上下工夫，因而收效不大。

但在21世纪初，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迎来了“黄金时代”。目前，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①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的发展阶段，要求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明显，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并且不断完善，这都为加快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创造了必要条件。③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既使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显得更为迫切，也为老工业基地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提供了更好的机遇。④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有可能加大对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⑤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⑥国家形成一套扶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多种形式支持重点企业、重点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完善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市沉陷区的治理，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扶持接续产业的发展，以增量带动存量的调整；支持东北地区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争取新上一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等重大项目；加大企业关闭破产的政策力度，帮助国有企业卸掉历史包袱。还要着重提到当前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两个良好机遇：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发展持续产业”。^[17]这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着眼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二是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浪潮，正给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近来，东北工业重镇沈阳利用外资出现了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势态，外商直接投资额达6.07亿美元，同比增长130%，投资额的53.8%集中在第二产业。这表明包括沈阳在内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正在成为承接世界装备制造业转移的首选地之一。进入21世纪，世界产业转移重点转向了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由于中国东北具有良好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有望成为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最佳区域，从而为老工业基地振兴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成果已开始显露。该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由1998年的7.87%上升到2002年的9.1%。^[18]

还要进一步指出：2003年9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问题，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会议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目前，实施这项战略条件已具备，时机已成熟。要抓住机遇，积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努力将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振兴老工业基地，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点把握和坚持以下几项原则：①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调整改造；②坚持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正确发挥政府作用；③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④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⑤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给予必要扶持；⑥坚持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会议还研究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任务、政策和措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精心安排，加强协调，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工作部署上确保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要全面贯彻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继续鼓励东北地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

据此，完全可以预期：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将越来越明显地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第四大经济带，与西部大开发一起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巨轮。

我国东部海洋成为准经济增长带也已初显。据有关部门的资料，目前中国海洋产业的新增产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左右，预计2010年可提高到5%以上，一些沿海省份可能达到10%以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海盐业年产量2000万吨，连年保持世界第一；海洋渔业和水产品产量也上升至世界第一位，占中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50%左右，约占世界水产品总量的1/4以上；航运业进入世界十强，全国现有海运船舶10378艘，净载重3000多万吨位；海洋石油、海水养殖、滨海旅游等新兴海洋产业后来居上，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中国东方辽阔的海洋里蕴藏着不亚于陆地的丰富资源。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角度看，东部海洋都可能成为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成为一个重要准经济增长带。

（3）产业集群地区（亦称集群经济或块状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趋强劲。源于生态学的“集群”，原意是指以“共生”关系生活在同一栖所中的不同群族。把它用到产业生态系统中，就是指在一个集群中不同企业也因各种“共生”关系而集聚。纵观世界经济史，产业集群是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规律性现象。实践已经表明：产业集群以其本身固有特点，有利于加强专业化，降低生产成本和推进技术进步；有利于加强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这些正好适应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益和要素运营效益客观要求。正因为这样，改革以来，在我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迅速发展了一批高度集聚的产业群。这些产业群不仅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一项调查，在江苏省吴江开发区，目前生产最终产品的外商IT企业，装配材料80%以上就地就能配齐。如果再与周边的一些IT企业相衔接，配套水平可达98%以上。这种全方位、高水平、大范围配套的产业集群，可以大大降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成本，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到中国的强劲动力。改革以来，广东和浙江两省经济增长位居中国前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省产业集群的迅速发展。比如，广东省建陶产业主要集中在佛山市，家电产业主要集中在顺德市，信息产业主要集中在东莞市等。2002年，浙江全省88个县市区中，已经有85个形成了块状聚集，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总产量共计5993亿元，约占全省总产值的49%。^[20]伴随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发展，当前产业集群正在由工业向高科技产业和农业发展，它在促进全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增长。

决定上述需求和供给增长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当前工业化阶段效应；积累了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效应；发展中国的正面效应；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社会政治局面和国际和平环境。这些笔者在有关著作中已经做过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21]

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矛盾统一法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和不稳定，也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但在一般情况下，二者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稳定是主要的，或占有较大成分，在另一条件下，经济不稳定是主要的，或占有较大成分。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我们说2002年我国经济凸显稳定上升，只是说经济稳定是主要方面，绝不意味着不存在经济不稳定因素，也不意味不存在向经济不稳定转化的可能。因此，探讨2002年经济发展中不稳定因素仍有必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很多。这里仅就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两个最重要问题做些分析。

1.关于通货紧缩问题^[22]

我国20世纪末发生的通货紧缩源于1998年。这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都是下降的，但下降幅度是有区别的。如果可以把物价下降1～3个百分点称做轻度的通货紧缩的话，那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都只能称做轻度通货紧缩，只有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超过了轻度通货紧缩的范围。

1999年，各项价格指数也都是下降的，但下降幅度也是不同的。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下降幅度加大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下降幅度缩小了。据此，可以认为，1999年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2000年，通货紧缩出现了逆转。这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虽然还是下降的，但幅度比上年大大缩小了。除此之外，其他的价格指数都是上升的。如果也可以把物价指数正增长1～3个百分点称做轻度的通货膨胀的话，那么上述多项价格指数上升也都是属于这个范围。诚然，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但带有恢复性，仍可算做属于这个范畴。因此，2000年我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通货紧缩，物价上升也处于轻度区向。

但是，2001年又在某种范围内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回归。这年虽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继续上升的，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指数都小幅下降了。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2002年通货紧缩进一步加深了。这年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价格继续比上年上升以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也都比上年下降了，而且下降的幅度比上年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一些。

但就2002年从年初到年末相比较而言，通货紧缩是趋于缓解的。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平稳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降幅趋于缩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从负增长到小幅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也是基本平稳的。

以上情况详见表4的数据。

依据上述情况，并从物价降幅及其趋势这个视角考察，2002年的通货紧缩要比2001年有所加深，但还是属于轻度的并趋于缓解的通货紧缩。

现在的问题是：2002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处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7%～9%）的中间，为什么没有摆脱通货紧缩，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呢？

这里首先需要准确把握通货紧缩的概念以及决定物价升降的多种因素，详见本书《试析2002年通货紧缩的特征》一文。

2.关于失业问题

2002年，在通货紧缩加深的同时，失业率也趋于上升。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1998～2000年这三年都稳定在3.1%的水平上，2001年上升到3.6%，2000年又上升到4%。^[23]当然，实际存在的失业率还要大得多。如果再考虑隐性失业率，更是大得惊人！

首先需要明确：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业后备军（即失业队伍）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相对人口过剩规律说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实践证明：由马克思揭示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人口相对过剩，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即以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所以，马克思关于人口相对过剩的原理，从一般意义上说，其许多方面现在仍然是有效的。^[24]

现在需要进一步着重分析：在我国现阶段，某些年份（甚至包括经济增速上升的2002年这样一类的年份）失业率上升都是难以避免的。这是由以下一些重要因素决定的。

表4　全国各种物价指数^[25]　　　以上年（月、半年）为100

（1）失业率上升是在大得惊人的需要就业劳动力的基础上发生的。这包括三个部分：①每年新的劳动力数量巨大。2002年末，全国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增826万人。1998～2001年每年全国劳动力总数约占人口的60%。据此推算，2002年全国新增劳动力约500万人。②原有的显性失业人员数量更大。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681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人，再加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全国失业人员约2000万人。③隐性失业人口大得惊人！据计算，目前农村劳动力有4.7亿人，其中农业劳动力只需要1.9亿人，乡镇企业占用1.3亿人，私营企业和个体占用0.4亿人，还多余1.1亿人。还有，尽管2001年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员比1996年已经减少了5329万人，^[26]但目前至少还有冗员2000万人。这样，目前全国隐性失业人口至少还有1.3亿人。在这种情况下，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首先要满足显性失业人员（特别是国有单位下岗职工）的需要，其次要满足新增劳动力（特别是高等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军人）的需要。但在实际上，满足这两项需要都难以完全做到，更何况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都被进城的农民工填补了。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使然。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使用农民工的劳动成本很低。所以，凡是适合农民工做的事，企业均愿用农民工，而当前农民工的数量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的、小幅上升的限度内，就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至于说到降低失业率，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

（2）失业率上升是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作用直接相联系的。一般说来，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形成及其绝对量和相对量（失业率）的增长都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作用的直接后果。我国在这方面的特点是：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并在一定程度和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实现同知识经济化的结合；又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伴随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作用范围遍及第一、二、三产业，作用强度也比较大。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失业状况。

（3）失业率上升还同改革深化有很大的关系。如前所述，改革以来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已经释放了数以千万的大量冗员。但是，国有的工商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垄断行业）改革在许多方面还没到位，金融改革更为滞后，公用事业改革起步不久，科研单位和国家机构改革也都没有完成。集体单位的改革也有待深化。这样，随着改革的深化，还会释放大量的冗员。当然，这些冗员的释放，除了由于原来存在的隐性失业向显性失业的转化以外，还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

（4）失业率的上升同经济管理中的缺点也有一定的联系。改革以来，在推进城镇化和发展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企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多种原因，在这些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推进城镇化以及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中的社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重视不够，以致就业领域没有得到应有的拓展，影响了就业量的增长。

在做了上述分析之后，就可以较为全面地说明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失业率反而上升了。①如前所述，在存在大量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包括显性特别是隐性失业）的条件下，即使2002年经济增长达到8%的情况下，把失业率控制在小幅增长的限度内，都是很难的事。②就业率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率，还取决于就业弹性系数。从上述第（2）、（3）、（4）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看，我国就业弹性是大幅下降的。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为0.3308，到90年代下半期已经下降到0.1157。当然，从理论上说来，可能有三种情况：经济增长率对就业率的作用强度大于、等于和小于就业弹性对就业率的作用强度。而就我国近几年实际情况来说，大体上是属于后一种情况。③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是正相关关系。但上述第（2）、（3）点的情况表明：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同时也是促进就业率下降的因素。而且，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存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失业率上升，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显然，如果没有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的存在，单靠新增劳动力的增长，改革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某些地区（如东南沿海地区）和某些行业（如建筑业）的超高速增长是不可能做到的。^[27]而且，这些隐性失业人口主要是农村的，劳动成本很低，这又成为提高竞争力，拓展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这样看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失业率上升的情况并存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就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说，2002年失业率上升和通货紧缩加深是不同的。如果说，综合型通货紧缩虽有消极作用，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而失业率上升虽有有益作用，但有害作用是主要的。诸如失业会浪费社会生产资源，限制消费需求增长，降低职工生活，乃至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值得高度关注。因此，必须提升控制失业率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须加快城镇化步伐，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社区服务化）、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更加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以便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限度内。那种对失业率上升的严重情况不重视的想法是不对的。2003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把“新增城镇就业岗位800万个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作为仅次于“经济增长率7%左右”的宏观调控主要预期目标。^[28]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那种认为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一位目标的观点，也值得商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供给是由需求拉动的，需求居于第一位，供给居于第二位。而且正是供给又拉动作为生产基本要素的劳动力需求和生产资料的需求。这表明就业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拉动的供给，并由供给派生的需求，因而并不能居于第一位。

诚然，从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来说，把就业看做是居于第一位的，似乎是有道理，但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稳定固然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就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来说，片面强调哪一方面都是不妥的。而且，就当前实情来说，就业并不是影响我国稳定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和最深层的因素。实际上，农民收入较低，部分行政管理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贪污腐败，以及国有工商、金融企业改革、城乡分割体制改革迟迟不能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才是更重要的或者更深层次的因素。再有，尽管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但我国拓展就业的空间是很大的，只要处理得当，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的限度内，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国在推进城镇化、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等方面都存在滞后的情况，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的操作环节等方面也都还有很大的余地。2002年我国城镇化率虽已上升到39.1%，但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比，约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比约低20个百分点。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仅为27.7%，而发展中国家为35%～45%，发达国家高达60%～80%。第三产业中社区服务业就业比重，我国仅为4%，而发展中国家为12%～18%，发达国家高达20%～30%。发达国家一般每千人平均有50个企业，而我国即使按个体户每10个折为1个中小企业计算，每千人平均企业数也不到9个。可见，推进这些方面的工作，对于提高就业率是有大可为的。据计算，1979～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系数平均为0.06,第二产业为0.34，第三产业为0.5，仅就社区就业比重来说，即使按发展中国家最低水平计算，把我国目前的4%提高到12%，大约可以增加2000万个就业机会。还要指出：我国不仅在就业总量方面存在严重供过于求的矛盾，而且存在就业结构矛盾。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2003年第一季度全国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89个城市中，求人倍率（用人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为0.86%，最大求职成功率为0.71%。经过测算，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每100个求职者中，有14个因为用人需求不足的原因而不能就业，另有15个因为供求匹配的原因而不能就业。换算成百分比，因为供求不匹配不能就业达到17%。假定其他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匹配状况与89个城市基本一致，那么，全国劳动力市场因职业匹配原因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就会达到152.6万个。这个数字几乎占全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的1/5。就业结构矛盾不仅造成大量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比如，目前全国技术工人约有7000万人。其中高、中、低技术工人的比重分别为4%、36%和60%。而发达国家三者比重分别为35%、50%和15%。我国高级技术工人比重与发达国家比重相差甚远。我国每年因高级技工短缺而造成的不良产品生产、导致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29]但采取加强就业指导、转变就业观念、增加职业培训和强化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办法，就业结构矛盾是可以逐步解决的。从这方面来说，也有很大的就业空间。诚然，当前就业形势是很严峻的，值得高度重视，急需在拓展就业的同时，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加快失业保险制度的建设。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2002年，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已达10182万人。单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来说，1998～2003年已达2700多万人，90%以上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先后有1800多万人实现再就业，同时逐步完善了“三条保障线”。这些对社会稳定已经并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

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提出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经济指标都是不妥的。

综上所述，尽管2002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通货紧缩、失业率上升等经济不稳定因素，但经济的稳步上升还是主要方面。

三、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两个部分的分析，概括出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

对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的分析，像对其他事物的研究一样，可以从多种视角进行研究。就在经济运行中居于最重要地位的经济增长率来说，可以研究其经济周期波峰年与波谷年之间波动幅度（即经济增速的差距），还可以研究其经济周期运行起点。笔者在有关论著中已经详细指出：改革以来，我国不仅已经实现了由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而且在1998年以后又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30]这里不再重复。但依据1998年以后的新的经验还要指出：自此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运行起点已经从过去长期存在的以经济过热年份（即波峰年份）为起点转变到以经济趋冷（或过冷，即波谷年）年份为起点。显然，计划经济体制内含投资膨胀机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投资连续几年高增长必然会遇到供给的制约，这种情况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经济调整。于是政府又主要以行政指令手段压缩投资，使得经济趋冷。如此周而复始，多次循环，1953年、1956年、1958年、1970年成为波峰年都是这个情况。改革以来，由于转轨时期这种特有矛盾的作用，这种情况在1978年、1984年、1987年和1992年又发生了四次（以上情况详见表5）。但在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负面影响逐步显露的情况下，1998年我国经济趋冷。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1998～2002年的经济经历了小幅曲折的回升。这表明，从1998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起点不再像以前八次那样是以经济过热为起点，而是以经济趋冷年份为起点。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有深刻的体制性根源。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无论是在市场取向改革方面，还是在宏观经济调控变革方面都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还会进一步完善。因而，尽管与市场经济有内在联系的经济周期波动还是不可避免的，但经济周期起点的常态将会是经济趋冷（或过冷）年份。当然，由于中国经济改革还没有完成，宏观经济调控也并不完善，而且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盲目性，特别是与地方保护主义和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相联系的投资冲动还明显存在，因而并不排除中国出现经济过热的可能。这方面的情况也值得警惕！但相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特别是改革以前来说，这种可能性要小得多了。

但很显然，全面揭示经济增长率、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业率（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在同一时点上的这种态势，对于完整地把握经济形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单是考察2002年的情况是不够的，需要系统研究1998～2002这五年的有关指标。当然，这样考察的结果，对2002年也是适用的。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如果把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存而不论，那么，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显然是需要考察的。但在这里，还增加了一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这不仅是因为一般说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基础，而且这个指标还是揭示就业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货紧缩率）变化奥秘的一把钥匙。这一点，已经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和国内的经验进一步充分证明了。为此，需要分析1998～2002年这四个指标的变化特征，其数据详见表5和表6。

（1）适度的高经济增长率。笔者在有关著作中已详细指出：在1953～1977年期间，曾经发生过四次经济周期波动。其中前两次（波峰年分别为1953年和1956年），为中波周期；后两次为强波周期（波峰年分别为1958年和1970年）。这期间，尽管波峰年份经济增速很高，但波动幅度很大，因而，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8%。1978～1997年间，也发生过四次经济周期（波峰年分别为1978年、1984年、1988年和1992年），由于市场取向改革积极作用的逐步显露，经济波幅不大，均为中波周期，因而这期间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9.8%。1998年以后，进入新一轮以经济趋冷年份为起点的、波幅为轻度的经济周期，1998～200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6%，高于1954～1978年，低于1979～1997年。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为7%～9%。1998～2002年经济增长率正处于这个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是适度的高增长率。

（2）与适度的高经济增长率相联系，这期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最快。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1954～1978年为3.2%，1978～1997年为7.3%，1998～2002年为8%。就经济增长率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对比关系来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种对比关系在这三个时期分别为1∶0.55，1∶0.75，1∶1.05。

（3）主要由社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的失业率上升。改革以前，几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城市劳动力又由政府实行统包统配，农村劳动力也由集体经济包下来。因而尽管存在惊人的潜在失业，但城市登记的失业率并不高，而且统计资料不全，这里可以存而不论。1979～1997年期间，城市登记失业率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80～1985年期间，主要由于改革推进（如发展非公有经济）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增长，失业率由4.9%下降到1.8%。二是1986～1997年期间，主要由于改革深化（如由国有企业改革排出冗员）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失业率又由2%上升到3.1%。1998～2002年间，也是主要由于上述原因，失业率再由3.1%上升到4.2%。

（4）主要由改革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导致的轻度的物价下降。1953～1958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用行政指令规定物价，并推行稳定物价的政策。所以，这期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升降幅度很小，表现为抑制型的物价稳定。当然，这不是说，商品的供求规律对价格完全不起作用。比如，在1960～1962年期间，由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破坏，经济增速出现负增长，供给急剧减少，商品物价明显上升，其中尤以1961年为甚。这年经济负增长27.3%，物价上升了16.2%。其后，经济增长率上升，供给增长，物价又出现了恢复性的下降。但总的说来，这期间物价变化特征仍不失为抑制型的物价稳定。改革以来，物价走势发生了两次历史转折。一是改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物价变化的总趋势是上升的。这主要是由于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原来存在的抑制型的物价逐步实现了向价值靠拢的回归。当然，在这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稳定持续的增长也起了很大作用。这期间还发生了由需求（包括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和成本（包括物资成本和劳动成本）推动的重度通货膨胀。其中1988年和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8.8%和24.1%，同时投资品价格也大幅上升。二是在1997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物价变化又发生了一次历史转折。在1998～2002年间，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价格都出现了轻度的下降。其形成的因素除了内需（投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以外，最重要的是改革深化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所以，这不是纯粹的、典型的、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而是混合型的通货紧缩。

表5　1953～2002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运行态势^[31]

续表

续表

表6　1953～2002年社会劳动生产率^[32]

续表

总结以上四点，我们更有理由把2002年看做是凸显经济稳步上升的一年。当然，对经济增长率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必须给予足够注意，并切实解决。尤其要对失业率趋升，农民收入增长率缓慢，以财政赤字加大为标志的财政风险，以呆坏账率高为标志的金融风险，以及居于更深层次的、与城乡分割体制相联系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和国有工商、金融企业改革迟迟不到位，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相联系的部分行政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注释】

[1]本文主要内容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详见拙著：《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1页。

[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0年6月至2003年6月；《经济日报》2003年8月2日第5版。

[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年6月第6期，第30～35页。

[5]资料来源：《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第5页；《经济日报》2003年5月27日第5版。本表是按1994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6]《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7]《经济日报》2002年11月4日第10版。

[8]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年6月，第34页；《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9]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年6月，第17～34页；《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2版。

[10]《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67、194页；《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11]《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经济日报》2003年6月19日第2版。

[12]《经济日报》2002年7月8日第3版，2003年7月28日第2版。

[13]《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1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4页；《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2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62页；《经济日报》2003年1月17日第2版。

[15]《经济日报》2002年3月19日第7版。

[16]《经济日报》2002年8月22日第11版。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页。

[18]新华网，2003年8月10日。

[19]《经济日报》2003年8月22日第11版。

[20]《经济日报》2003年7月31日第2版。

[21]详见拙著：《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21页。

[22]这里把通货紧缩说成是经济不稳定因素指的是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混合型通货紧缩。详见后述。

[23]《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117页；《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24]《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295、314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3年1～6月。

[25]详见拙文：《关于我国现阶段产业后备军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

[2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2）；《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

[27]比如，广东东莞近20年来保持了年均22%的超高速增长。就劳动力来源说，主要依靠外来民工。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莞总人口为644.57万人，其中，本市人口154.41万人，外来人口490.06万人；前者仅占总数的24%，后者高达76%（《经济日报》2003年8月31日第1版）。

[28]《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29]《经济日报》2003年6月19日第2、11版，7月7日第5版。

[30]详见拙著：《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9页。

[3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说明：（1）各项数据均按可比价格计算。（2）本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依据表6数字计算出来的，故将表6列在下面。

[3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经济日报》2003年3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