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6年，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向全方位开放的飞跃，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涉外经济活动在很长时间一直承担着拉动经济增长、倒逼技术升级、推进结构调整的重要职能。世纪之交，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对外开放注入了新的活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又给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小、伙伴少，且方式和品种单一，基本上处于被迫封闭与半封闭状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字显示(图1)，195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为64.6亿元，且进口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为10.4亿元。随着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1970年代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往来逐渐恢复，1978年改革开放决策的大力推进，以及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对外贸易总量迅速增长。1951—2013年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3.9%，其中1979—2013年年均增长16.4%，2001—2013年年均增长18.2%；到了2013年，货物贸易总额占世界的比重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出口额比重为11.7%，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比重为10.3%，居世界第二位^[5]。图1还显示了1952—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净出口(货物和服务)占比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一指标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稳定站上2%区间，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在2007年达到峰值8.69%，随后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再次进入深度调整时期。

图1　1952—2014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左轴)及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右轴)

贸易结构不断升级。第一，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迅速下降，已经由1978年的53.5%下降到2014年的4.8%。与此同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则从46.5%上升至95.2%，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期末已经占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三分之一强，附加值大幅度提高。第二，服务贸易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旅游、运输、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到以通信、保险、金融、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和广告等新兴服务贸易为增长点的转变。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达5396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在出口中，运输和旅游两大传统行业占比已经下降至42.4%，而计算机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占比则增加至26.5%。第三，贸易伙伴日益多元化。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至今，贸易伙伴已增加至220多个，不但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往来，而且与东盟、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各层次交流也越来越多。

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接受苏联援建和对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建是我国参与对外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竞争能力的增强，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逐渐优化。1979—2013年，我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达13937亿美元，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通道，1991—2000年平均每年增长27.9%，2001—2013年平均每年增长8.5%。截至2013年末，外商投资企业达到44.6万户，投资重点遍及基础产业、一般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商业、金融等众多领域。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随着2000年以对外投资合作为内涵和基础的“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在为东道国带去资金的同时，还输入了大量人才、技术，增加了当地的税收和就业，实现了互利共赢。截至2013年末，国内1.53万家境内投资主体借助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境外上市等多种渠道，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2.54万家，投资领域也由资源、电讯及石油化工等传统行业不断向金融、商务服务等高附加值行业延伸。

全方位开放格局日趋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始终处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前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追堵截、百般阻挠，后有苏联援建专家的单方面撤退，再加上国民经济受到自然灾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冲击一直起起伏伏，对外开放进程缓慢。尽管如此，我国还是取得了包括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建交等重大成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先后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发区，以及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等措施，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这样一个宽领域、多层次、有重点、点线面结合、东中西部兼顾的全方面对外开放格局。

(二)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

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就已经做出了“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也一再强调，“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国际形势复杂多变”^[6]。因此，为了更好地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首先认清当前的国内外形势。

1.经济进入新常态改变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7]，这些都是我国未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生动地指出，“我们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还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的牌。”^[8]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第一，经济增速下调，被前一段时期高速增长遮蔽的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如地方债务风险、民间借贷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金融系统风险等，局部地区甚至已经出现过短暂危机，这些风险和危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薄弱环节，需要首先着力解决。

第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交织叠加、错综复杂”^[9]，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式依然严峻，等等”^[10]，这些问题、矛盾及任务是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可能会对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在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人口红利正在消退，各类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已耗尽。这些变化客观上决定了我们需要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同时也要求未来经济增长应更多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我国亟须抓住机遇，从“数量、价格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2.世界格局的变革改变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外部条件

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11]。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一些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泥潭不能自拔，经济复苏一波三折，近期希腊违约危机更有可能触发欧元区的整体动荡。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20%，全球经济格局“东升西降”更加明显^[12]。

第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在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截至2013年7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249个，特别是美欧绕开世贸组织，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对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深远^[13]。

第三，国际竞合方式发生新变化。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各种重振制造业的政策措施，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开始回流；与此同时，受我国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更低收入国家转移，国际分工面临重新洗牌。此外，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正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14]。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跳出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模式，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新能源、云计算、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经贸合作谈判，努力提升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和水平。

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15]，因此要抓住机遇，把世界各国的多样化、差异性转化为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