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翻译教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我国翻译教学的发展历程

现执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穆雷教授在1996年以“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为课题，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版了《中国翻译教学研究》一书，书中她根据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多方面的考察清晰的将我国的翻译教学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笔者也就针对这几个阶段的划分进行简要介绍。

1. 二十世纪以前

我国的翻译事业历史悠久，但翻译人员的培养并不是同步开始的。“谈到我国的翻译史，原始社会无文献可考，就是略有文献的夏商两代的史料也均失之过简，无从窥见当时的翻译活动。最早有记载的翻译史，要从佛经翻译算起了。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唐代臻于极盛，但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翻译力量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西来的僧侣，显然不会在中国接受翻译教育。而中国西行的僧侣。在国外‘留学’之后，有的中途死亡，有的流寓不归；就知名者而言，回国的约有四分之一，一般都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人员中也有不少是在国内学会梵文的。”（马祖毅，1984）由此可见，从我国的佛经翻译开始，翻译人员一部分是西方来的僧侣，一部分是从西方学习回来的中国僧侣，虽也有译经者是在国内学习的梵文，但当时我国还没有真正的翻译教学。我国最早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记录是在玄奘主持翻译场时期，这一时期培养出的翻译人才对早期的佛经翻译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在那之后，据史料记载，明代南京的国子监，是明朝初年全国的最高学府，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立的。国子监除了本国的学生外，还有高丽、日本、琉球和暹罗（泰国）等地留学生。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后，迁都北京，把全部学生也带了去北京，在北京另建了一座国子监，南京的国子监便渐衰弱。但是，当时中原与周边民族、国家间朝贡、贸易往来，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为此，明成祖在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下令在南京开办了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四夷馆。四夷馆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为培养翻译人才而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主要负责翻译朝贡国家往来文书，并教习周边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鞑靼馆”是四夷馆中负责翻译明朝与蒙古的往来文书，兼培养通蒙汉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的机构。

到了清代，1840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打开，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我国，中外交往日趋频繁，培养对外交往人才的问题逐渐引起部分清政府官员和开明知识分子的重视。但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对他们的建议予以应有的重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放火焚烧圆明园。当时，中国没有洋文翻译人才，每每与洋人会商，都需要由洋人作双边的翻译，其中难保没有偏袒欺骗的事情出现。后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时，清政府的重要官员才意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洋务派极力主张开办翻译学校，培养自己的翻译人才。清政府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862年开办了第一所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同文馆最初只设有英文馆，后来又陆续增设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馆，囊括了英、法、德、日者几种主要的洋文。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和汉语是早期京师同文馆最主要的课程。但为了学习西方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京师同文馆1872年正式公布了新的西学课程，学习需八年。

“元年：认识写字。浅解辞书。讲解浅书。

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

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

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

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

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

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转引自顾卫星，2004）

从八年制西学课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京师同文馆的核心课程是翻译。但是京师同文馆只是一所初等外语学校，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虽已成为历史，但其外语教学注重翻译实践的教学模式，语言和科学相结合的外语课程设置，外语教学措施不断调整并定位于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方向，对当今的翻译教学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借鉴意义。1862到1902这四十年间培养出的毕业生是我国自己培养出的第一批比较正规的外语教师和翻译人员，但从其数量和质量上看都远不能满足需求。

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洋务运动时期重要的外事专家，他思想先进，曾建议开设翻译书院，提倡国人多学洋文，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但晚清风气不开、务虚不务实的积习使得他的建议并未被清政府采纳。1894年，他撰写了名为“拟设翻译书院议“的文章，其中论述了翻译的重要性和培养翻译人才的迫切性，并详细阐述了翻译书院的目标、招生人数和标准，拟按照学生汉语水平的优劣等状况分班教学，以及教学内容、教学设施、用具和经费等具体情况。他对翻译教学的先进认识，对当今的翻译教学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马建忠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他已经认识到了母语水平对翻译工作者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中外文之间的差异所在。“他还强调翻译书院必须以教、学、译和出书相结合。”（穆雷，1999）假如一百多年前清政府能够采纳开设翻译书院的建议，我国的翻译教学想必早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了。

2.　1902—1949年

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翻译科。不久，翻译科又并入该校增设的译学馆。译学馆的教学以外语为主，同时要求学生通晓中国文义，达到毕业后能阅读、翻译外文书籍，能担任口译工作及编写文典。译学馆在选拔学生、按学生水平不同分班上课、按成绩等级分派工作、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要求等方面，较以前均大有进步。“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的启动，其英语教学无疑是我国近代外语教学的开端。因此，我国的高等学校专业翻译教学应该从1902年算起。”“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以翻译为手段，通过翻译学习外语。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与翻译教学没有严格的区分，在八年的教学中，从第二年便开始翻译训练，逐年增加。由于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直接使用。五年制课程的学生年龄较长，使用汉语学习科学，教科书主要依靠京师同文馆师生翻译以及由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业已翻译的西学书籍。而八年制西学课程的教科书主要由京师同文馆自己编写和直接使用原版外文教材。第二，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担任翻译。京师同文馆除了有大量学生先后担任外交翻译外，还有‘二十八人先后做到驻外公使’，是在京师同文馆接受训练的人‘开始了中国有影响的外交活动’。除此之外，京师同文馆还有大量的毕业生在国内外事部门担任官职、翻译和教习，‘1888年为21人，1893年为32人，1898年达到47人’。”（转引自邓于祁，2006）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对清末教育体制进行了新的改革，形成了新的学制系统。专门的外语学校发展较快，英语科系成为高校中的重点科系，但政治局势不稳定，导致教育混乱，学校种类繁杂，培养方式与课程设置十分不规范。此外，令人遗憾的是，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为英文系规定的11门科目中多为英美文学和语言学，没有设置翻译教学的相关内容。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具体的有关翻译教学的资料记载。

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为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1941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建立俄文大队，校址位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同年11月，中央决定将抗大三分校改为军事学院，原俄文队改为俄文科。1942年1月，军事学院俄文科划归中央军委第四局领导，5月成立中央军委俄文学校。1944年，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提出要为新中国准备外语干部，积极主张加强外语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央决定将中央军委俄文学校扩建为包括俄文系和英文系的延安外国语学校。1946年初，党中央从培养俄文军事翻译的实际需要出发，决定把延安外国语学校迁至哈尔滨。1946年11月7日，正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二十八周年纪念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正式成立，专门培养军政翻译。该校后来发展成为了今天的黑龙江大学。延安时期，俄文的翻译科既有笔译，也有口译，中俄互译兼有。没有规定的翻译教材，多为教师选择材料，学生进行翻译实践，也没有教授翻译理论和技巧。中译俄教俄译中的练习开始较晚，是学生感到最困难的部分，原版资料少，没有现成的翻译方法可以参考，只能靠自己刻苦摸索。这一时期我们就是这样培养了一大批俄文翻译人才，为我国后来的翻译教学实践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1870—1949年间，我国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出国留学。他们学成之后，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和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瞿秋白、鲁迅、陈望道等就是翻译界的代表人物，他们翻译了许多世界名著和经典作品，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他们不仅自己参加翻译实践，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翻译观点，如鲁迅和瞿秋白总结的许多宝贵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标准，一直是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翻译教学重要的教学内容。”（付克，1989）

3.　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成立了许多外语院校。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俄语专业最为盛行，教育部还明确规定培养翻译干部和部分师资是俄文专科学校的主要任务，学校分设翻译班和师资班，其中，翻译班占七成，师资班占三成。当时英语专业并没有明确的分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外语学校的学生在听、说、读、写四方面基础比较扎实，这与教学的侧重点有很大关系。然而，对于翻译，教师并不太重视，教学随意性强，没有专门的翻译教程，因此，翻译教学比较薄弱，学生“译”的水平不及“听、说、读、写”这四方面。后来，许多学生认为学习翻译需要系统的学习翻译知识、方法和技巧，不掌握方法和技巧，知识作为辅助练习不能满足培养翻译人才的需要，教师们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各种课程和各个环节的最终目的是围绕培养学生口笔译的翻译能力。对于翻译能力的培养应有足够的认识，不能把它视为可有可无或水到渠成，不花大力气就可以学成的简单技能。首先要使学生端正对翻译课的认识。”（付克，1989）

1955年6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了关于制定俄语专业统一教学计划的座谈会，会上拟定了三年制和四年制两份教学计划，并于1955年7月15日颁发全国。三年制教学计划的培养目标是俄语翻译工作者，四年制教学计划的培养目标是俄语教师和俄语翻译工作者。这样，在培养俄语人才上有了统一的规格，为进一步提高俄语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俄语专业的统一教学计划包括了口译、笔译和翻译课程的学年论文。设置俄译汉与汉译俄的目的，是授予学生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训练学生实际的口笔译技巧，为将来从事教学工作和翻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四年制本科生还要进行翻译课程学年论文的写作，目的是扩大和巩固学生汉俄互译的笔译技巧，培养学生独立研究俄语语言现象中的某些问题，以及使用各种有关文件的初步能力，为将来从事翻译工作和教学工作作好准备。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翻译教学目的的认识。然而，虽然制定了统一的计划，但各学校的执行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学校已经开设口译、笔译课程，但有的学校并没有开设口译课程。在教学工作研讨会上，许多专家还在提出讨论是否应该开设口译课。另外，1949到1956年间，东西方语言的教学工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客观上说，建国之初西方各国大多未同我国建交，亚非拉各国同我国的交往规模也很小，因而国家对东、西方语言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大。1952年开始院系调整时，撤消或合并了大部分学校的英语系科，德语和法语系科也有所缩减。从主观上说，当时的教育部门缺乏全面和长远的观点，忽略了这些语种的教学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工作中的失误。

1958由陆殿扬编著、北京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是我国第一部英汉翻译教材，标志着我国英汉翻译教学开始有本可依。1964年10月制定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确定个别外语学院以培养翻译为主，而且是培养语言文学水平较高的高级翻译人才。这些政策的确立，可见国家当时已经意识到应该大力加强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只是后来由于政治运动，这一纲要未能实施。

4.　1977年至今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外语院系的教学开始步入正轨。1979年4月12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试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和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践教学大纲。计划规定，翻译为专业必修课，这就正式确立了翻译课程在英语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当时，教育部根据新的教学计划和大纲，组织人力编写出版了统编翻译教材《英汉翻译教程》和《汉英翻译教程》，之后其他语种也相继编写出了《俄汉翻译教程》、《俄汉科技翻译》、《德语口译教材》、《德汉翻译教程》、《法译汉教程》、《日汉翻译基础》、《汉日翻译教程》和《日译汉教程》等一批翻译教材。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系列统编翻译教材，它们对保证翻译教学的顺利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翻译教学从无序状态逐渐进入有序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在此期间，全国召开了各种外语教学年会和研讨会。其中对翻译教学影响最大的要算1984年10月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的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研讨会。

1984年10月16日，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写委员会英话组与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召开了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讨论会。会议通过了《高等院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试行方案》，其中对学生毕业时应达到的翻译水平规定为：“能译一般文稿，如新闻报道和一般有关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等文章，译文基本正确、通顺；汉译英、英译汉的速度分别为每小时150和200汉字左右。方案还规定，翻译课分设汉译英和英译汉，每周两学时，共开2—4学期。翻译教学要求：① 翻译课的主要活动是学生的翻译实践及教师的讲评，通过实践及讲评，教给学生基本的翻译理论及技巧；② 可先开英译汉，后开汉译英，也可交叉进行（有条件的学校可开设口译课程）；③ 翻译课每学期应要求学生至少做9—10次作业，每次两学时，英译汉为300—400词，汉译英每学时为150—200字。翻译练习可安排在课内进行，以提高翻译速度；④ 翻译课用材要适当注意不同体裁和题材。”（转引自邓于祁，2006）这次西安研讨会对我国翻译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现在，翻译教学的许多做法仍然沿用这一方案。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进入了深化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987年9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首次实行，开始在全国本科院校推行，1989年1月国家教委又推出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1992年，部分高校开始实行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专业八级考试。1994年，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对应专业四级考试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和对应专业八级考试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对学生的翻译能力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从质量、数量、口译、笔译、课程设置和教学目的等方面规范翻译教学，提高了对翻译能力的要求。八级应进一步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掌握英译汉、汉译英的理论和技巧。英译汉和汉译英的题材与六级的基本相同，但在难度和速度上可适当提高。口译应能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一般介绍。两个大纲都规定了翻译测试的内容，这些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翻译教学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学进入了前所未又有的快速发展时期，各种翻译论坛或翻译教学研讨会积极展开，无论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或院系数量还是规范的翻译教材数量都大幅增加。从办学层次上看，翻译教学涵盖了专科、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多层次教育。在这样的大好形式下，翻译教学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之，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语教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翻译教学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和专业翻译人才，对国家经济建设、外交政治等多方面都作出巨大的贡献。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翻译教学在某些方面比内地先行一步。香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府资助大学设置了翻译系或翻译研究中心。最早成立翻译系的是香港中文大学，至今已有26年的历史，它和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都可以授予翻译专业硕士学位和以翻译研究为方向的哲学博士学位。其他几所大学如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岭南学院、香港大学和香港公开大学均可授予翻译专业的学士学位。香港的翻译教学已经形成了从专科、本科直到硕士、博士的一个完整系列，且各所大学的翻译教学都独具特色，紧密结合香港的市场需求，培养多层次的翻译人才。”（穆雷，1999）

“台湾地区的翻译教学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十年前，台湾私立辅仁大学外国语言学院成立了第一个翻译学研究所。该所可以培养英、法、日、德等语种的口笔译人才，其中尤以口译员的培养为特色，现已可以授予笔译和会议口译暨笔译两种硕士学位。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于1996年也成立了翻译系，旨在培养专业翻译人才，以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台湾地区的翻译教学特别重视口译，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穆雷，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