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休闲消费经济发展的分类，可以依据人们日常消费支出分类并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人均消费水平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来划分。以时间顺序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9—1991）
1979年至1991年，中国开展了由中央政府倡导和控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采取了逐步渐进的改革方式，人民生活水平开始逐步提高，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如图7.1所示）。
图7.1 1980—1991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1980—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
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存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相互渗透和相互制约的双重经济体制，中国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在这个大的制度背景下，具有以下特点：
（一）休闲消费产品选择范围较窄
具体表现为：休闲消费品短缺，有些休闲品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无法接触到，耐用品的选择范围也极少。例如，1988年，我国政府才批准同朝鲜开展边境游，此后逐渐扩大到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等国家；1990年，我国政府才陆续批准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国家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在这之前，即使消费者有钱有闲，也没有出境旅游的可能。至于国内旅游，我国在这一阶段采取的是“不提倡、不反对”的方针，旅游等休闲产品主要面向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面对的是休闲品短缺的环境。
（二）休闲消费主体风险预期较低
在双重体制下，住房福利、包就业、包退休等制度使城镇居民形成了对国家的强烈依赖心理，休闲消费主体基本无风险预期，这一时期城镇居民逐渐把休闲纳入消费视野。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为112.26元，占当年全部消费支出的8.78%。但休闲消费在城镇居民分类消费中的排位仍然比较靠后。同时，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基本上属于供给约束型，休闲消费量、休闲消费结构和休闲消费方式也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三）休闲消费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
1978年以后，国家逐步放松了休闲消费品的价格管制，但消费者还无法完全自由地在休闲市场上选择价格合适的消费品。原因在于旅游等休闲品供给短缺，买方休闲市场尚未形成，饭店价格、景点价格、旅行社价格大多居高不下。双重体制下的休闲消费主体由于金融资产极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选择自由度较小，而且收入约束是现期即时的，因此，其追求的主要是现期效用最大化，这与新古典理论框架的跨时预算约束下的消费者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是有较大差距的，休闲消费主体的收入约束呈刚性而且即时。同时，由于消费者的收入较低，除满足基本需要外所剩不多，因而时间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为资源的意义，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是隐性的。
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出：（1）居民家庭生活消费仍然集中于对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上，但是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开始下降（如图7.1所示）。（2）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开始增加，不过档次和质量较低。（3）在休闲消费上，居民消费主要集中于对休闲、娱乐、文化消费的方面，消费支出比例有了可喜的改观，而且短途旅游活动消费也进入了起步阶段。
客观地说，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起步，但是，改革的成果尚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居民消费层次的重心依然还是在温饱上，仅仅较低层次的娱乐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1992—2000）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整个改革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制度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休闲消费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设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
（一）休闲消费品选择自由度增加
居民消费支出由基本的食品支出向多元化转型，居民对于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增长率在1994年之后逐年下降（如图7.2所示），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自1996年之后开始降到50%以下。除1995年的恩格尔系数略有上升外，1992年至2000年的恩格尔系数从53%起逐年下降，其中1995年恩格尔系数为50.1%，1996年降到了48.8%，1997年46.6%，直到1998年恩格尔系数下降到了44.7%（如图7.3所示）。
1992年后，国家对国内旅游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新的增长点战略的实施，使休闲供给大为改善，休闲消费主体选择的自由度因而大大增加。但休闲市场供需错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价格合理的休闲消费品供给仍然不足。因此，休闲消费主体虽有相对自由但未真正自由。
图7.2 1992—2000年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食品消费性支出（元）
资料来源：1992—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7.3 1992—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1992—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了由较低档次的消费品向高档次耐用品的提升，家用电器的消费开始了全面进军家庭消费的辉煌时期（如图7.4所示）。这一时期的发展使得沿袭多年的传统生活消费习惯开始了重新排列组合，由原来吃、穿、用的排列改变至吃、用、穿排列的同时，休闲、娱乐、文化用品方面的消费也出现较大规模的增长趋势，大众旅游业开始全面启动（如图7.5、图7.6所示）。
图7.4 1992—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资料来源：1992—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7.5 1993—2000年我国旅行社数量
资料来源：1993—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7.6 1993—2000年我国旅行社职工人数（人）
资料来源：1993—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休闲消费收入约束放松，时间约束强化
在这一阶段，收入约束仍然存在，但较1980年已大为改善。这主要归功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极大提高。但随着收入约束的放松，时间逐渐成为显性约束。特别是长途旅游等耗时性休闲品的日益丰富，使我国居民真正意义上的休闲消费始于1999年。鉴于城镇居民的跨时预算行为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到强化的过程，我们将1979年以后的休闲消费分三段分别加以研究。第一段是从1979年到1991年，第二段是从1992年到1999年底，第三段是从2000年至今。之所以将其在1991年前后分开，是因为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其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中国改革的趋向明确为市场化，自此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发展迅猛，而居民休闲消费行为也与从前有了较大的不同。之所以把1999年作为分界点，是因为自1999年10月开始我国实行一年三个“黄金周”。由于放松了休闲时间对耗时性休闲消费活动的约束，居民的休闲消费行为呈现较大的变化。
（三）休闲消费预期不确定性增大
休闲消费品价格基本上能够随着休闲市场供给和需求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当休闲供给大于休闲需求时，价格下跌；反之，当休闲需求大于休闲供给时，休闲价格上升。从1990年后期开始，国家对城镇居民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举措逐步铺开，使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增大，而未来收支的不确定使得居民形成较大的风险预期。
（四）休闲消费主体开始成熟
首先，理性程度有所提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预算约束的松动，休闲消费主体日益理性化。但其理性判断受到人性弱点的限制，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从众和攀比的休闲消费行为。
其次，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这一时期，随着休闲消费者货币收入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其预算约束已开始由即期向跨期过渡，而其追求则由现期效用最大化向跨期效用最大化过渡。
再次，出现风险预期和时间偏好。改革（如城市用工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等）措施的推进和通货膨胀的出现，使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休闲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行为强化。同时，随着各种金融资产的出现，不同金融资产的利率差别拉开，导致休闲消费者时间偏好心理逐渐增加。
综上，由于上述外部环境和消费者内在因素，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成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休闲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1999年“十一”黄金周的井喷式、排浪式旅游消费上。
三、后高速发展时期（2001至今）
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是一项系统的体制转轨过程。处于制度变迁中的中国城镇居民虽然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许多内容，但与西方人的休闲消费观念相比，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和规律。这一阶段，休闲消费主体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因为制度变迁正在推进过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约束”逐渐成为显性约束。如前所述，“收入约束”和“时间约束”是休闲消费的重要约束条件。当收入成为显性约束时，闲暇时间就失去其作为资源的意义，此时闲暇越多，时间资源的空耗反而越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节节攀升，休闲消费的“收入约束”得到了缓解，而“时间约束”逐渐成为显性约束。我国在1994年2月颁布了《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职工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改为44小时；到1995年5月又改为40小时。直至1999年末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后，全年（包括双休闲日和所有法定节假日）休闲天数达114天，几近全年天数的三分之一。从名义上看，似乎休闲消费的“时间约束”软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受长期以来“工作本位”观的影响，我国不少城镇居民选择在工作之余兼职，这势必减少了有效的休闲时间。同时，虽然休闲场所增多，休闲项目与设施不断推陈出新，但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的休闲时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多。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出：
（一）休闲消费趋于理性
休闲消费是沿时间轴进行的，消费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单位来消费。货币和时间两者对于消费者都是稀缺资源。因此，人们在休闲消费中，既考虑金钱的支出，更关注时间的支出。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单位价值越来越高，从而使消费者对时间约束格外敏感。居民对于服务产品消费的支出费用快速增长（如图7.11所示）。体现发展与享受需求的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等项目的支出比重则迅速上升，人们用于各项生活服务的费用明显提高，休闲娱乐和教育服务支出开始逐年增加。休闲消费趋向实用化，趋于理性。
（二）休闲消费主体出现分众化
从经济学角度讲，实际休闲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因为城镇居民的休闲消费问题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的全面提高使社会休闲消费水平和总量迅速提高，从而为休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人民生活明显富裕。
200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越过30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20000元（如图7.7所示），2000年至2008年近十年国内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在40%以下，而同时期广大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也由49.1%降低至43.7%（如图7.8所示）。
图7.7 2001—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元）
资料来源：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7.8 2001—2008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
资料来源：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休闲消费品选择注重性价比
旅行行业发展日益成熟，国际旅游业务量在波动中快速增长（如图7.9、7.10所示）。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攀比性的休闲消费狂潮后，城镇居民更加注重以较少的花费和成本支出去获得消费休闲产品的福利。我国现行的消费体制还是“自我积累型滞后消费体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费思想深植于国人心中。尽管西方人早已习惯于“借钱度日”，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停留于“封闭预算约束”状态。即使借贷，也大多限于“按揭购房”，借钱从事休闲消费活动并不多见。这从银行发放的旅游贷款仅有区区几亿元即可得到印证。
图7.9 2001—2007年我国国际旅行社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0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7.10 2001—2007年我国国际旅行社职工人数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01—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休闲消费者是有限理性主体。以旅游消费为例，“黄金周”热点景区的人满为患，使得相当一部分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选择避开了热点地区而转向消费非热点地区的生态旅游产品。当然，由于受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的制约，休闲消费主体对于制度变迁的计算是有限理性的，是处于不断变动和调整之中的，其对制度风险的反应既是被动的，却也同样具有一定的主动成分。
图7.11 2001—2008年我国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性支出（元）
资料来源：2001—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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