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般理论的萌芽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界有人认为，有两个“凯恩斯革命”：一个是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以有效需求理论来取代剑桥学派的经济自动调节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另一个是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即要求把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转变为控制有效需求、总需求的水平：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它或直接提供它；如果需求过度，主要以财政政策来抑制需求。⁽²⁴⁾事实上，两个“凯恩斯革命”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是为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提供理论依据，而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则是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的具体应用。凯恩斯主义是一个主旨在于“反危机”的、以财政干预为主药的需求管理医疗方案。就业理论体系是它的诊断书，就业政策措施是它的处方。诊断书是开具处方的病理依据，处方是根据诊察判断而开具的治疗措施。因此，在医生对病人进行救治的医疗实践中，一般总是先作病理诊断书，然后才据此而开具治疗处方。可是，在凯恩斯主义这个医疗方案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上述顺序正好颠倒过来：先从财政政策（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解救失业问题）开始萌芽，然后再从理论上寻找论证，使整个就业学说的新体系得以确立起来。⁽²⁵⁾

如前所述，在英国20世纪20年代中期关于解救萧条困境的讨论中，已有人主张通过国家发展政策（主要是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失业问题。在1929年5月的大选中，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在竞选中向选民们保证：由政府财政拨款1亿英镑，举办公共工程，以使50万失业工人获得就业机会。凯恩斯支持这项公共工程解救失业的扩张计划，一来他为自由党代撰大选宣言：《关于扩张计划》一篇文告，阐明劳合·乔治竞选保证的理由和论点；二来他和《民族与文艺》杂志编辑汉德森合写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副标题是“对自由党保证的考察”。

当时英国人士对这个方案，有的持赞成和同情态度，有的则认为这项保证有些夸大，还有一些人根据传统经济学说观点表示反对。特别是保守党政府，发表《白皮书》，反对举办公共工程以救济失业的政策。这就是有名的“财政部观点”。理由很简单，即投资受储蓄支配的观点，认为储蓄的数额是一定的，假若政府借款1亿英镑去举办公共工程，那么国外投资就会相应地减少1亿英镑，出超也会下降相应金额。这只是就业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就业总量却不会有所增加。

《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同《白皮书》进行争辩而写的，论点针锋相对，态度鲜明。它的目的是，“希望说明自由党的政策不仅是常识，而且，作为一种适当的疗法，它来自对我们状况之根本法则的广泛分析”⁽²⁶⁾。这本小册子与凯恩斯此前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和此后出版的《货币论》相比，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主要如下：

第一，它不再把稳定物价水平作为追求对象，而直接把解救失业问题作为战略目标。他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及其巨大损失，列举具体数字，加以明细分析。他写道：⁽²⁷⁾

除了在回到金本位以前的1924年的短暂复苏以外，这个国家1/10以上的劳动人口失业了八年——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实。自从1923年劳工部建立统计以来，经获得劳动保险而列入失业项下的人数，从来不少于100万，今天（1929年4月）有114万劳动人口处于失业。

这个失业水平每年花费我们的失业救济金约5000万英镑，这还不包括贫民救济。自从1921年以来，我们对失业支付的现金数大约1亿英镑——而对这笔开支我们简直一无所得。

这还不是浪费的全部。失业对失业者本人有更大的损失。这主要体现在：失业救济金不及全部工资多。失业者的体力和脑力得不到利用了。同时，雇主的利润、财政大臣的税收，都不免要遭到损失。而延缓了全国的经济发展，更是无法计量的损失。

自从1921年以来，由于失业造成的浪费总计约达20亿英镑，这笔资金差不多足以把全国的铁路建造两次。它能偿清我们对美国所欠债务的两倍。它比协约国向德国索取的战争赔款的总数还更多。

从以上各段引述可以看出，凯恩斯对英国20世纪20年代期间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了解得十分具体、真切，并且痛心疾首，迫不及待地寻求解救之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整整十多年的时期内，全神贯注在解救经济萧条方案（诊断病理与开具处方）的编制工作上面。但在这种“社会瘟疫”的病情特征的诊断上，前后各不相同：《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把注意力集中在物价水平的不断下跌，谋求稳定物价水平与经济均衡；而这本小册子则单刀直入地把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及其巨大损失，直接列为救治方案的主攻方向。物价水平不断下降与失业人数持续巨大，这是20年代慢性萧条的两种征象。在这本小册子中，凯恩斯摒弃了上述两部专著中以稳定物价水平为战略目标的货币调节方案，直接以救治失业严重问题为中心课题，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转变。主攻方向由稳定物价水平转变为增加就业，把“反危机”的经济政策直接同就业问题紧密结合，这是《就业通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萌芽。

第二，如何救治这个严重的失业问题呢？劳合·乔治主张：通过财政拨款，每年支出1亿英镑，用于资本发展计划，就可以使50万失业者恢复就业。凯恩斯支持劳合·乔治这一方案。他写道：“这笔开支按逐年不断增加的消费和损失的比例计算不是很大……这笔开支仅仅相当于自从1921年以来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累积损失的5％。它大约等于国民收入的2.5％。如果这个试验按每年1亿英镑的比率继续进行3年，并且如果这笔开支完全被消耗，从此以后每年在它的上面所支付的利率将会增加国家财政预算不到2％。总之，这是一项非常稳健的计划。有人认为，消除一种并不怎样严重的罪恶，这是铤而走险。事实与这种思想相反，对于消除一种可怕的反常现象来说，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危险。”⁽²⁸⁾凯恩斯确信，同失业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劳合·乔治计划所需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是他这时支持政府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解救失业这种计划的理由。

这里，他跳出了后剑桥派传统调节的货币金融部门，进入了财政部门的政府干预和调节。调节杠杆、调节领域由货币金融的间接调节，转变为财政领域（财政拨款）的直接干预。这对后来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关系十分重大。这对凯恩斯以财政政策为主药的需求管理方案，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萌芽。

第三，在讨论到一笔一定的财政支出会提供多少就业量时，凯恩斯第一次引入了具有“革命”因素的新理由：倍数思想。自由党这本竞选小册子认为，在公路建筑上花费100万英镑，会直接或间接使5000人就业1年。此中的理由是，安置1个人就业1年，需要费用400～500英镑，100万英镑支出会使2000～2500人被直接雇用，其余的人会被间接雇用在原材料生产及其运输中。而工业调动局认为，花费100万英镑只能使1350个非熟练劳动者就业1年。这样，前一估算的就业人数是后一估算的4倍。凯恩斯相信，“通过100万英镑的资本发展为5000人提供就业，在自由党的计划中是一个可靠的平均数”⁽²⁹⁾。他认为工业调动局的估算是忽视了：“（甲）被直接雇用在筑路上的熟练劳动和（乙）制造建筑公路材料的全部间接就业⁽³⁰⁾”。他进一步认为，工业调动局之所以低估一笔支出所带来的就业量，是由于他们在发展支出的总和结果中，忽视了间接就业的全部因素。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道路建设引起对公路材料的需求，对材料的需求引起对劳动和其他商品的需求；后者也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对一套衣服的需求意味着对布的需求；而对布的需求包含着对纱和毛条的需求，而这又包含对羊毛的需求：农民、商人、工程师、矿工、运输工和职员的劳务。这些全部包括在内——这就是经济科学的A．B．C．。”⁽³¹⁾为什么一笔开支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起若干倍总就业量呢？凯恩斯认为，这就在于工业过程的性质。因为在经济世界中，各个行业和职业是相互联系的。

凯恩斯接着又以批评的口吻说：“我们的部长们和工业调动局认为，制造一套衣服在缝纫店以外好像就没有雇用什么人，这就是基本的谬误。近些年来我们的政策就是受这种谬论所左右。”⁽³²⁾可见，这时的凯恩斯已经认识到了经济活动过程的相互联系，和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认识到了一笔投资支出不仅可以引起直接就业，而且还可以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若干间接就业，并把这种关系归结为经济过程的本质。由此，凯恩斯这时已初步有了倍数思想，并初步意识到这种倍数思想对于就业理论和政策的重要意义。他已把关于倍数思想的认识强调到“通向正确认识经济世界的第一步”，是“经济科学的A．B．C．”。他把当时政府坚持的传统经济政策归咎于不了解这种倍数思想的理论，把传统经济政策及其所依据的理论斥责为谬论。

凯恩斯还进一步认为，一笔投资会引起直接就业和一系列间接就业，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效果。他指出：“除了我们已经讨论的间接就业以外，一项发展政策会通过其他途径促进就业，许多现在失业的工人能得到工资而不是失业救济金的事实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提高。有效购买力的提高会给经济以普遍的刺激。而且，较大的经济活动会产生更进一步的经济活动；因为繁荣的各种力量，如同经济萧条的力量一样，会产生一种累积效应。在经济不景气时，人们倾向于推迟订货，不愿贮藏存货，对进一步投资或承担风险普遍感到犹豫。另一方面，当经济车轮开始轻快地运行的时候，相反的力量开始发生作用，有利于企业和资本扩张的气氛散布到整个经济社会，贸易扩张因此而获得越来越高涨的推动力。”⁽³³⁾凯恩斯这段论断，可以视为投资增加，通过倍数作用提高有效需求，从而扩大生产和增大就业，这种累积效应可以在繁荣和萧条两个方向同样作用，这是《就业通论》主题思想的雏形表述。由此可以认定，凯恩斯在这本小册子中确实粗略地具有了这种倍数思想：一笔公共工程支出将会引起支出的进一步增加，而这又会促使就业的更进一步的增加。他的学生R．F．卡恩1931年的《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正是参照这种初步的倍数思想，进一步完善化、系统化、数理化，创建成倍数原理的。因此，凯恩斯这里第一次粗略地提出投资的倍数思想，这是就业一般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思想萌芽。

第四，凯恩斯支持自由党的方案，由政府投资举办公共工程。那么，为什么政府本身必须发挥作用呢？凯恩斯这时已认识到国家实际上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写道：“经济企业的很大部分（它们吸收大量的资本）已经受到政府各部的影响和控制。这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无论在什么政党执政下，这种趋势都会不断继续下去。”“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运输系统的资本增长率，公用事业和国家的住宅建筑极大地取决于财政部和政府的政策，这是一个事实。”“公路、造林、垦荒和灌溉、电气化、消除贫民窟和城镇规划、运河的开发、船坞及港口的建造，这些在今天都是需要吸取大量资本的事，在每一场合，创办者必然是政府。”⁽³⁴⁾但是，他强调说：“自由党的计划不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³⁵⁾这里，凯恩斯强调政府在救治失业、发展经济方面的作用，这是摒弃自由经营论传统经济思潮、倡导政府干预论这种新型经济思潮的萌芽。

第五，自由党公共工程方案涉及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公共投资的财政拨款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等重要理论问题。“财政部观点”反对这个方案，认为政府扩大支出，无论用得如何恰当，对失业也不会有任何补救；政府支出，要么以减少私人企业的投资为代价，要么以通货膨胀为代价。凯恩斯斥责这种论点。他指出，在当时的英国，存在着大量过剩资金，这些资金中每年有1亿英镑以上被借往国外。

他进一步分析，新投资之所以能对就业提供净增加量，是由于其资金来自下列三个渠道：一是用于支付失业救济金的储蓄；二是由于缺少适当的信用关系现在被浪费的储蓄；三是国外投资净额的减少。关于第一个来源，这部分储蓄现在是用作付给失业的代价，用来支持一部分人的消费超过他们的生产，而不是用来为国家增加资本设备。因此，将这部分现在用作失业救济金的储蓄用于政府投资，并不会排挤其他方面的投资。关于第二个来源，凯恩斯认为：“个人的储蓄不是必然地会转化为投资；资本增值的投资量，一方面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所创造的信用数量，另一方面取决于企业主对投资的渴求程度，其中政府本身在今天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投资者。因此，在这些因素支配下，总投资并不必然等于总储蓄，两者往往相差很远，而两者之间的不平衡成为我们重重困难的根源。”⁽³⁶⁾“当投资跑到储蓄的前面时，我们就有了繁荣、高度就业以及通货膨胀的趋势。当投资落后于储蓄时，我们就有了萧条和反常的失业，像我们目前的处境一样。”⁽³⁷⁾

关于通过信用扩张、扩大政府投资会不会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凯恩斯写道：“并不是一切信用创造都必然是通货膨胀。只有当人人都已经就业，我们的储蓄都已被彻底用尽以后，仍然进一步扩张我们的活动……通货膨胀才会发生。”⁽³⁸⁾他认为，目前还谈不上扩张政策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现在首先要克服的是通货紧缩的严重萧条现象。因此，当前英格兰银行应当扩张信用，使现在这部分被浪费的储蓄转化为投资。

关于资金的第三个来源，他认为，将一部分国外投资转化为国内投资，其主要影响将不是减少出口，而是增加进口；因为国内扩张政策实施以后，将需要一定数量的进口原料和消费资料。

凯恩斯最后总结说，不想办法来利用这部分失业的劳动力，而坚持“安全第一”的健全财政原则，继续让这部分人无所事事，这实在是一种愚蠢的办法。“我们进行新投资时，所针对的恰恰就是处于失业状态的生产资源。”⁽³⁹⁾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详细分析了储蓄与投资二者的背离问题，这里只是就公共工程的政府投资如何动员处于失业状态的生产资源——被浪费的储蓄这个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这是日后《就业通论》中关于“投资支配储蓄”、“半通货膨胀”、“真正的通货膨胀”等重要理论的萌芽。

总而言之，1929年的《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确实包含了同《就业通论》直接有关的一些新思想、新论点。但是，一则它们毕竟是粗糙的、初步的，同后来完整的就业理论体系、抽象化和数理化的倍数理论相比，相距甚远。二则，后剑桥派货币调节学说在这阶段的凯恩斯思想中仍然占着主导地位，在凯恩斯自己看来，《货币论》是他对20世纪20年代许多论争的工作总结；但他并没有把这本小册子中的新思想综合进去。⁽⁴⁰⁾此阶段中，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处于矛盾、混乱、新旧交替的过渡状态：一方面，他仍然坚持《货币论》这部后剑桥货币调节传统专著的撰写工作，直至1930年下半年正式出版；另一方面，在《货币论》中包含着《就业通论》的若干新思想，并在1930年9月14日写《货币论》“序言”时（《货币论》全书告成的日子），把自己在此书撰写过程中的思想演变情况简要陈述出来；更重要的是，在1929年的《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中，大幅度地背离了《货币论》所体现的后剑桥派货币调节学说传统，描制出同《就业通论》新思想紧密吻合的雏形蓝图。

《货币论》型以稳定物价水平为目标的货币调节方案与这本小册子直接以增加就业为目标的财政干预方案，两者体系各异，彼此格格不入；而两者却同时并存在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之中，显得十分矛盾。但是，凯恩斯在《就业通论》的“原序”中却说：“在我自己看来，只是历年思索之自然演化。”⁽⁴¹⁾在思想演化、新旧交替的短暂过程中，这种矛盾现象，经常有之，并不足怪。

琼·罗宾逊对凯恩斯新旧思想既并存、又交替的矛盾状态，作了如下的一段回忆：“凯恩斯是以货币经济学起家的，在他写《货币论》时，他认为，他所需要关心的必须严格地限于一般物价水平。他不承认他所研究的题目同失业问题有关。但在1929年，他支持劳合·乔治的关于公共工程的主张，作为一个理论家他屈尊而谈实际政策，他和赫伯特·汉德森合写的小册子《劳合·乔治能办到吗？》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纲要，即投资产生储蓄，因而赤字预算能使失业减少而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⁴²⁾这段回忆是切合凯恩斯经济思想领域内的矛盾状态的。既然这时旧的经济思想体系仍然占着主导地位，那么，新的经济思想只能说是处于萌芽阶段，实属理所当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