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就业再就业的理论依据

7.2　政府介入就业再就业的理论依据

7.2.1　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7.2.1.1　纯粹私人部门的经济运行体系

在市场体系中，由市场体系作为纽带，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由家庭和企业两个经济行为主体进行的。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一个群体，他们一般由集体作出如何获取收入、如何支付这些收入的决策。①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家庭需要消费一定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是自有的，也可以是他人生产的。当家庭需要消费他人生产的产品时，该家庭就成为一位购买者。②为了获得购买产品所需要的支出，家庭必须拥有可供支配的收入，这就需要家庭出卖其所拥有的一定的资源。企业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主体。它的基本功能是把各种资源投入转换为特定的产出，即企业从家庭购买生产要素，通过生产过程转换成商品和服务，然后将商品和服务再卖给家庭以获得货币。

在私人部门经济中，家庭和企业这两个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流量关系如图7.2所示的两部分构成——商品运动和货币运动。在上半部分中，货币与商品和服务构成一种流量，家庭为了获得商品和服务而用货币与企业交换。在下半部分中，货币与生产要素又构成一种流量，企业以货币与家庭交换要素服务。从企业流向家庭的货币是家庭的收入，其形式主要是劳动力的工资、资本服务的利息以及土地服务的租金。而取得了收入的家庭把它花费出去，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这种货币流量就成为企业的收益。而企业则用这些收益来购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服务，以便生产商品和服务。这种购买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成本，收益大于成本的部分就是利润。

图7.2　纯粹私人部门经济循环图

资料来源: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也就是说，在私人经济体系中，家庭把收入花费出去，形成企业的收益，企业又用这些收益购买生产要素，从而又形成家庭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而促成这一循环的地点就是市场。没有市场，商品或生产要素交换的货币比率(这个交换的比率可称为价格，价格是商品之间交换率形成的一般衡量尺度)就不复存在。市场是“伟大的协调者”。在市场中，有买者和卖者两类参与者，形成价格、确定交换率的过程就是调和买卖双方愿望的自动过程，使买卖双方都同意某一单一价格，这一自动过程即谓供求规律。

在交换过程中，买者根据自身的嗜好、偏好、收入等，在市场中公开他们对某种商品和服务愿意支付的价格程度;同样，卖者也在市场上公开他们愿意在各种价格基础上所能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这种买卖意愿可用标准的需求曲线(DD)和供给曲线(SS)来说明，如图7.3所示。

图7.3　市场机制: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决定

资料来源: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市场中，买卖双方的意愿彼此相遇，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从图7.3可以看出，供给曲线(SS)向右上方倾斜，表明价格越高，供给量越大。这也就意味着，对卖者来说，价格越高越好，而且只有当价格上涨时，他们才愿意增加销售量。而需求曲线(DD)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表明价格越低，需求量越大。这也意味着，买者想要低价，而且只有当价格下跌时，他们才愿意增加购买量。在市场中，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相交，决定了均衡价格和交换的数量(即双方都愿意的价格和数量)。在图7.3中，这种均衡价格是P₁，与此相对应的均衡数量是Q₁。供求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我们用E来表示。

在图7.3中，假如价格高于P₁，比如说P₂，这种状况不会维持多久。因为，在这种价格下，卖者愿意出售的产品数量会大大超过买者愿意购买的数量，某些卖者的产品就可能会卖不出去，就会考虑降价销售。这种降价行为可能会迫使其他竞争者也随之降价，从而驱使市场价格下降，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来。相反，假如由于某些原因，产品价格低于P₁，比如说P₃，由于利润太小或无利润，市场上的一部分卖者就会减少甚至退出这种产品的生产，随着产品生产者的减少和供给量的减少，而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价格自然会上升，重新回升到P₁的水平。因此，只有在P₁的水平上，供给量才等于需求量，价格没有改变的趋势。P₁是均衡价格，相应的Q₁则是在这一均衡价格下的均衡数量。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是联结私人经济部门的关键纽带。在市场中，交换得以实现，价格得以形成，收入、收益和成本都得到确定。市场把家庭和企业、买卖双方联结在一起，提供了货币、要素服务和商品循环流的渠道。

7.2.1.2　政府介入

从理论上讲，在没有政府的经济运行中，市场体系要有效的发挥其作用，必须要有特定的环境，其中主要包括完全竞争的市场、^[1]成本递增的行业、^[2]排他性原则、^[3]不存在公共产品、^[4]买卖双方具有完全的信息^[5]以及经济的完全流动性。在具有完全流动性的经济中，作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经济中的每一个人都时刻准备着改变其支出和赚取其收入的格局。在寻求最大化满足的过程中，完全流动的劳动力，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而在不同的工种之间自由流动。同样，企业也会对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价格的降低作出反应，即是否以劳动力替代资本。显然，这种灵活性是市场体系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种灵活性，价格就不能发挥其指示器的作用，那么，市场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会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其社会价值最大的用途上。但是，在现实中，市场体系有效发挥其作用的这些条件和环境几乎是不存在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市场机制缺乏效率，或称之为市场失灵。也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缺乏效率，政府的介入才有了合理的依据。也就是说，在经济体系中，如果存在着公共产品、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风险和不确定等情况，市场机制就无法引导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就需要政府介入。比如资源配置领域的市场失灵、经济稳定领域的市场失灵、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失灵等等，都需要政府适时介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高失业率是市场失灵的最引人注目、最有说服力的证据”。^[6]

在现实生活中，政府作为一个部门每时每刻都在参与着经济活动。那么，在私人部门经济的基础上，有了政府部门的介入，即为混合经济。在图7.2的基础上，我们加入政府，考察政府的介入对市场机制的影响。从图7.4中可以看到，家庭提供的要素和企业提供的产品不仅被非政府部门购买，也同样被政府部门分别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所购买。另外，政府还要向家庭和企业提供共用品，但这一过程并没有经过市场，也就是说，消费者并没有直接付费，而是依靠征税(或举债)的形式。

从图7.4，我们可以作以下分析:一是政府部门作为买者同时出现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上，因此，政府部门的购买行为成为价格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政府活动可通过影响市场机制，引导非政府部门的行为。二是对于市场体系不予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共用品，政府部门将直接向非政府部门提供，并以征税的形式为这种活动融资。三是图中表现的是封闭经济的运行，而且省略了资本市场。如果将资本市场考虑进去，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举债的形式为其活动融通资金。如此来看，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手段就包括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公债(内债和外债)。

图7.4　混合经济循环图

资料来源: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7.2.2　失业、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

通常地说，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生产组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所雇用的劳动力能带来多大的收益;二是所雇用的劳动力需要支付的工资。当增加雇用劳动力所带来的利润大于为此支付的工资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反之，则会减少。根据正常的总体生产函数条件，边际劳动力物质产量是就业水平的递减函数。在此条件下，企业最终雇用的最大劳动力数量是实际工资与边际劳动力物质产量相等时的劳动力数量。所以，如果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就会产生失业。总之，失业是由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造成的，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地使经济趋于充分就业均衡。

在促进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方面，特别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正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首先，即使在成熟的市场体系中，政府干预对于组织有效的市场、对于市场失灵进行补救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提高人类能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核心所在，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政府的一项尤为迫切的任务;再次，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无法建立适当的市场机制，特别是如果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就有义务减轻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作为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许多挑战单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应付的，对一个社会来说，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非常需要的“公共物品”，但由于市场经济一直都具有商业周期波动、繁荣期与萧条期交替出现的特点，而个人或企业很少有动力为实现经济的稳定性作出贡献。因此，政府就必须承担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责任，包括实现高就业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表明，就业始终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局势严重时则是头等目标。事实上，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产生本身就始于就业难题，1944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就业政策白皮书》、1946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开创了西方国家推行政府干预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先河。其后，西方各国把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繁荣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责。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局面，导致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但是，即使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动摇过。

政府介入包括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的人员的就业，比如军人、机关公务员、教师、消防员、高速公路维护人员、公园管理员等，对私人部门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支出，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公共产品和服务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影响以及政府通过各种公共政策，比如财税政策的作用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产生的影响。当经济运行出现大量失业，陷入经济萧条时，政府要采取适当的反失业政策，以增加就业、降低失业水平。具体包括:一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新的福利设施，或是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等，刺激生产，刺激经济增长，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对社会劳动力的需求或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利用各种收入政策，直接或间接地调控工资水平，消除由真实工资水平过高引起的失业;三是改变政府转移支付的数量，政府可提高对退伍军人、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的各类补助，或者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以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私人消费水平，从而扩大总需求;四是为劳动力提供直接的支持，鼓励非政府部门提供有关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或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力素质，以减少结构性失业;五是直接增加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从业人员。

7.2.3　政府介入的效应分析

7.2.3.1　政府非工资支出的影响

政府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的变化等都会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产生一定的效应。政府购买，包括诸如计算机、坦克、医疗设备、教科书、汽车、文件夹、家具以及天气预测卫星等设备。政府的此类支出会对私人部门劳动力产生引致需求。^[7]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政府参与，这部分劳动力需求不会产生，或者至少没有这么多。比如，如果政府压缩战略导弹方面的支出就会降低航空工程师的工资和就业量，或者政府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增加就会大幅度提高对基础设施建设工人的需求等。

(1)需求效应。转移支出和补助支出会影响特定劳动力的需求结构。虽然转移支出和补助支出并不直接消耗和吸收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比如转移支付，像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补助金、失业补偿、福利费以及退伍军人的救济金等，只是把收入从政府手中转移到个人和家庭手中，接受者不以生产作为回报。同样，补助是转移支付给消费或生产特定产品或劳务的企业、机构或家庭的支出，像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农户的价格支持、年轻人的公共教育等都是政府补助的例子。但是，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确能够改变经济中的总需求结构，从而影响特定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比如，在美国社会保障计划中，支付给老年人的现金和医疗形式的转移支付会提高老年人购买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也就是说，转移支付会提高对各种药物、家政护理、医院护理以及退休财产管理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会反过来提高对生产、运输和销售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工人的引致需求。同样，按福利计划对低收入家庭的现金形式的转移支付会提高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像儿童服装、玩具和食品等。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产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产品的价格提高，从而增加对相关行业中的劳动力的需求。

(2)供给效应。转移支出和补助支出也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从短期来看，转移支付(比如美国的“收入维持计划”^[8])产生了收入效应，^[9]使接受者减少最优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移支付收入使接受者可以购买更多的正常品和劳务，包括闲暇，见图7.5、图7.6的分析(图7.5所示的无差异曲线描述了产生某种既定总效用水平的收入与闲暇的各种组合。曲线向下倾斜是因为“增加”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的增加必须抵消“减少”的收入，以保持总效用不变。曲线凸向原点反映了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而且，如果现金形式的转移支付与工作收入是负相关的，即如果救济金的降低会导致工作收入增加，那么，这一计划又会产生替代效应，^[10]使工作时间进一步减少。通过降低闲暇的机会成本或价格，转移支付会导致以低价格的闲暇来替代相对高价格的工作。从长期来看，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会影响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决策。比如，现金或实物形式的补助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动机。实际上，投资者的净收益现值会由于培训和教育的预期收益伴随未来转移支付收入的减少而降低。所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移支付计划中救济金降低得越多，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率越低。^[11]当然，并不是所有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都会降低长期劳动力的供给。相反，有些政府转移支付和补助能够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中的私人成本，这将产生相反的效果。比如，政府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条件给大学提供的贷款补助，就可以降低大学教育的私人成本，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其直接结果是，不同熟练程度和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上的长期劳动力供给增加。另外，受教育多的人比受教育少的人留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间长。因此，可以说，政府的转移支付和补助支出对特定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12]

图7.5　收入与闲暇的无差异曲线

图7.6　收入维持计划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7.2.3.2　公共物品和服务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公共物品的范围从纯公共物品(其特点是收益的不可分割性，从而无法排除不付费群体和个人来享受此种产品和服务)到政府提供却在私人部门销售的物品和服务。比如，像纯公共物品的国防和政府提供却在私人部门销售的物品和服务大学教育等。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有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确实会影响私人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

(1)需求效应。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可从多个方面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效应。比如，政府修建河上大坝的同时会产生多方面的效果。大坝拦水可起到水力发电、洪涝防治、用水灌溉，也可作为一大景观供人娱乐等。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同时，可通过雇用劳动力和购买私人部门的产品建立大坝、配套的发电厂、灌溉工程、娱乐设施等来影响劳动力市场。另外，大坝本身的存在也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的效应。比如，灌溉工程可能会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新的娱乐设施会增加对捕鱼船、机动船等的需求量，从而提高对生产这些辅助产品的工人的需求量;低廉的电价可能会吸引制造业企业来此建厂，增加了对各种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需求;而由于大坝对洪涝灾害的控制则又会减少下游涝险人员和理赔人员的需求等。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当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与私人物品是互补关系时，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将产生对私人部门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当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与私人物品是替代关系时，则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会降低私人部门对劳动力的引致需求。

(2)供给效应。通过调整短期个体劳动力供给中的收入和闲暇模型可以看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会降低劳动力供给数量，从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效应。图7.7坐标中，纵轴代表实际收入，为个人特定工作量下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获得的总产出。以某一个人张三为例:假设不管他工作量是多少，他都能从政府得到Y_公共(WW₁)的公共物品，那么，他的实际收入将等于Y_公共加上他的工作收入所能买到的私人物品。在获得Y_公共数量的公共物品之前，他的预算线为WW';获得公共物品之后，他的有效预算线为W₁W₁'。表示在既定的工资水平上，他在特定工作量下可以得到的闲暇与物品(包括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各种组合，两条预算线之间的垂直距离衡量的是他得到的公共物品的价值。

图7.7　公共物品和服务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如果实际收入定义为任一特定工作量下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获得的总产出，那么，Y_公共数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使有效预算线由WW'向上移到W₁W₁'。假设闲暇是正常品，不考虑公共部门供给增加产生的税收影响，公共物品增加产生的收入效应会减少劳动力的最佳供给时间h₁h₂。

如果没有公共物品和服务，张三工作h₁小时实现了效用最大化，这时他得到Y₁的物品，也就是他的实际收入。然而，公共物品的存在产生了收入效应，使他能够得到更多的闲暇。Y_公共数量的公共物品使他的总效用由无差异曲线I₁上的a点提高到无差异曲线I₂上的b点。但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张三的工作时间却从h₁减少到h₂。

所以，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减少经济中个体和总体的劳动力供给。一般来说，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替代性越强，劳动力的供给减少得越多;公共物品和闲暇的互补性越强，劳动力供给减少得越多。公共物品与工作的互补性越强，劳动力供给减少的程度越小。由此可见，如果政府提供大量免费或低价的或有较多补贴价格的公共物品，那么，人们努力工作的动机就会下降。在图7.7中就会表现为闲暇增多，而工作时间相应地减少。

7.2.3.3　税收对劳动力供求的影响

(1)税收对个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税收对个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种影响可以分解为税收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首先，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个人可支配收入下降，劳动者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这就是税收的收入效应。其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劳动力的价值相对于“闲暇”变“便宜”了，“闲暇”边际成本的降低导致人们倾向于增加闲暇，降低了劳动供给。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综合，决定税收对劳动供给的净效应，即税收对劳动供给的真正影响。这种净效应取决于一定条件下不同劳动者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对比关系。通常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对高收入阶层而言税收的替代效应明显，对低收入阶层收入效应比较明显。如图7.8所示。

Y—以时间形式表示的收入，X—闲暇时间，w—工资率，t—税率

T—闲暇与劳动时间之和(假设个人时间只被划分为这两部分，其和为定值)

图7.8　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α—征税前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效用

β—征税后劳动者对工作与闲暇的效用

AG、BG分别表示征税前后的无差异曲线

在征税前的收入函数Y=w×(T-X)，斜率为w

在征税后的收入函数Y=w×(T-X)×(1-t)，斜率为w×(1-t)

从图7.8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征税后劳动者的闲暇时间由OM增加到ON，即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如图7.9所示(图7.9中字母表示的经济学含义同图7.8)，征税后劳动者会将闲暇由ON减少到OM，即通过增加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来增加收入，税收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2)税收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税收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课征社会保障税上。社会保障税是按照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分别向雇主和雇员征收的，因此，企业雇用劳动力的价格是支付的工资与为之交纳的社会保障税之和。这种影响可分解为税收的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首先，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使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使资本(机器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必定会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使用更多的机器设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其次，社会保障税的征收，提高了劳动力的价格，增加了劳动的边际成本，造成均衡产量的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图7.9　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如图7.10所示:X—劳动需求量，Y—资本需求量，L1，L2是两条扩展曲线

C1，C2是两条等产量曲线，KN，L3，L4分别为等成本曲线

征收社会保障税以前，等成本曲线与等产量曲线相交于A点，劳动需求量为OM，课征社会保障税后企业的等成本曲线斜率增加，如图7.10中L3、L4所示。等成本曲线与等产量曲线的交点改在了B、C两点，扩展线变成L2，企业税后的劳动需求量由OM改到OE。进一步分析，这个过程可以分解为两部分，首先是由A到C的过程，这是由社会保障税的替代效应引起的，A与C在同一条等产量线上。其次是从C到B的过程，它们处于同一条扩展线上，只有产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保障税的规模效应。

图7.10　社会保障税的规模效应

另外，一定经济条件下，一定量的投资规模创造的就业岗位是一定的。经济增长会带动有效就业水平的提高。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函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对增加就业作用极大，经济快速增长，吸纳就业则不断增加;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则上升。因此，税收政策应鼓励企业从实际出发增加技术投入，提高技术档次，不断更新产品。从短期看，某一行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劳动者数量绝对减少。但是，从长期看，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一项新技术的采用或者某一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套服务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这一逻辑分析过程:技术进步―投入劳动成本节约―消费品价值降低―购买力解放―需求增加―就业增加。实现这一矛盾转化的关键在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在税收上应该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来促进这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