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就业理论及启示

二、西方就业理论及启示

西方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而西方就业理论真正开始和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目前，西方很多经济学派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完善、自成体系的就业理论，如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发展经济学派等。

（一）古典就业理论

以萨伊、马歇尔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劳动的需求与劳动的供给都取决于实际的工资水平，劳动的需求与实际工资水平呈反方向变化，而劳动的供给则与实际工资呈相同方向变化，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可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而迅速变动。当存在失业即劳动的需求小于劳动的供给时，实际工资水平会迅速下降，从而使雇主增雇工人，失业减少；如果劳动的需求大于供给，实际工资迅速上升，从而使雇主解雇工人，劳动的供求趋于平衡。因此，劳动力市场均衡时所决定的就业量一定是充分就业，大量的、长期的失业量是不可能存在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

古典就业理论在理论上排斥了失业存在的可能性，而将实际中所存在的失业归结为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并且认为这两种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不矛盾。传统经济学家的上述理论观点主要渊源于“萨伊定律”，可以说，“萨伊定律”是传统失业理论的基石。“萨伊定律”的基本内涵就是“供给会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二）凯恩斯学派的就业理论

1929年西方经济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就业理论，这时产生了凯恩斯建立在有效需求概念基础上的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接受了传统经济学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两个范畴，并提出了第三个失业范畴：非自愿失业。凯恩斯认为，在各种形式的失业中非自愿失业是最重要的，只有消除非自愿失业，才意味着充分就业，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并将未充分就业的原因归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所谓的“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所谓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有关。凯恩斯正是用他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来否定“萨伊定律”及依据“萨伊定律”建立起来的传统就业理论，并论证了“非自愿失业”长期存在的可能性。凯恩斯关于减少“非自愿失业”的主要政策建议是：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鼓励投资（包括提高人们的投资信心和降低利率等），增加就业等。

后凯恩斯主流派托宾、杜生贝等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结构性失业问题。“结构性失业”是指因经济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失业，一种情况是，“某些具有劳动能力的工人，由于他们工作的产业进入萧条，而失去工作机会”^[24]，但是从旧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的工人，不一定适应新工业部门的技术要求，因而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发展迅速，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落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因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到发展迅速的地区，因而也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25]简言之，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一种形式是某些产业部门的产品因市场需求的日益减少而进入萧条期或衰退期，而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新的就业标准所形成的失业，另一种形式则表现为地区之间的供求结构不平衡。

（三）供给学派的就业理论

供给学派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实行供给管理，其政策核心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税率的提高会使劳动资源流向居民、部门或用于享受闲暇，使劳动供给减少；相反，减税导致实际工资提高，从而会使居民向市场部门提供的劳动增加。供给学派具体分析了高福利的危害，在他们看来，高额的失业保险津贴制度实际上鼓励了失业者延长失业时间，并诱使雇主和雇员以加剧临时解雇和失业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因此，高失业的原因并非完全是由于需求不足，失业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政府执行高税收、高失业津贴和最低工资法等政策所造成的对就业有害的刺激和人为的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中的失业保险津贴，严格规定失业救济的发放条件，停办公共服务就业计划，取消最低工资的规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四）货币学派的就业理论

现代货币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适应的某种均衡失业水平”。^[26]这种均衡失业水平就是“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在现代社会中会始终存在，但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弗里德曼还以他的“自然失业率”假说为基础，否认了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即失业与通货膨胀交替关系的正确性^[27]。弗里德曼关于失业的对策建议是：主张发挥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以解决失业问题；反对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和工会对工资率的干预。

（五）理性预期学派的就业理论

理性预期深化了弗里德曼的自然就业率假说分析，把理性预期引入了失业理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工资和价格也是完全浮动的。在价格机制的灵敏调解下，劳动力市场随时可以出清，随时可使劳动力供求达到均衡。因此，不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的过剩，也就不会出现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中，劳动力的供给或就业、失业的抉择是一个产品和闲暇在现实和未来之间的选择过程，其依赖于人们预期的最近和将来的工资。若现实的工资较低被预期为暂时的，人们可能接受按此工资提供的职位，这时失业率就会下降；否则，失业率上升。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可以合理预期实际就业水平，因而否认工资对失业的调节作用；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就业人数或实际提供的劳动量的变动来调节的，因为人们是根据自己的预期提供劳动的。因此，他们提出了政府不干预的就业政策。

（六）发展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失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发展经济学主要探讨了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的失业问题。所谓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农业部门；二是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等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甚至为零或负数，这里有大量的非公开性失业，而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但从业人数较少，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可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等人强调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加快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可以增强其吸纳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能力，最终达到解决二元结构失业问题。

托达罗在刘易斯等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转换下的失业问题。托达罗强调了收入预期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与刘易斯等人不同，托达罗看到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的艰巨性和困难性。他断定，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失业和乡村中的过剩劳动力或非公开性失业会长期存在。

此外，发展经济学家还就发展中国家城市中公开性失业问题提出了统筹解决的一揽子政策。

（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在就业理论中维护了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非出清的信条，克服了凯恩斯主义研究劳动力市场几乎不涉及劳动力市场的致命缺陷。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关键在于工资的黏性。所谓工资的黏性是指工资不能随着需求的变动而迅速调整，工资上升容易下降困难。既然工资有黏性，所以当社会有效需求减少，从而劳动需求减少时，社会又不可能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减少失业，从而必然导致失业增加。因此必须进行国家干预，但他们的干预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同，后者着重于需求方面的干预，新凯恩斯主义则着重从供给方面进行干预，且从强调工资、价格的黏性出发，又认为国家的干预力度宜缓不宜急。

上述西方就业理论不但从总量上考察了失业问题，而且也注意到了结构性问题；不仅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而且也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现象；既有失业一般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揭示，又有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对策建议，等等。应该说，这些均是西方失业理论的独到之处，尤其是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界定、凯恩斯学派的需求管理措施以及发展经济学派的失业一揽子政策等。对于当代中国失业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经济学就业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

1．根据西方经济学把失业分为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两大类来看，只有非自愿失业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对失业现象所真正关心的。因为自愿失业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自我选择，它意味着就业的机会成本更高，例如，闲暇对某些人而言更珍贵。自愿失业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的基础上，因此，还可以促进消费的增加和缓解劳动力市场不断膨胀的供给量。按照西方学者的论述，非自愿失业包括了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需求不足的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种情况。作为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的共性问题，我国也并存着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一是在双向选择的就业制度下，必然有一部分劳动者在正常的流动中，滞留于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造成摩擦性失业；二是由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必然会出现某些产业（如纺织工业）和某些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或相对不足，出现结构性失业；三是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呈周期性波动的，生产投资的扩张或收缩必然伴随就业量的扩大或减少，扩张时期就业量大，收缩时期就业量少，从而存在周期性失业。所不同的是，我国的周期性失业一直属于隐性失业，而没有外露^[28]。从西方学者关于隐性失业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隐性失业意味着人均产出率的低水平，经济效率的低下和产品成本的增加，因此它是与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或下降紧密相关的，呈现出一种两者相互排斥的关系。而要减少隐性失业人员，就意味着显性失业率上升；而显性失业率上升，则有利于减少多余的劳动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失业率的高低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替代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显性失业率的高低成正向替代关系，而与隐性失业率成反向替代关系。隐性失业正是我国失业的独特实现形式，它是传统就业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必然结果，制约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劳动者的素质，阻碍企业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我国要稳步实现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另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揭示了人口、就业及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会使劳动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形成隐性失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我国要继续有效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

2．从技术进步及其运用对失业的影响看，新技术的应用只是造成局部失业的技术原因，局部失业的根源应当是市场经济本身。而且，只有当产品因生产自动化等新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大大增加了的产量，超过了扩大后的市场需求仍有富余人员时，才有必要减少工人，进而造成失业。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仅不会减少工作，而且还会创造更多新的工作岗位，因为技术更新换代可以引导新的消费需求出现。因此，根据技术进步在长期和短期带来的不同影响，可以由政府进行政策协调，减少其短期内的负效应，如通过引导消费观念的改变，进行劳动力培训，缩短劳动时间以便使劳动者有更充裕的时间来消费新产品和新服务等方式，最终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单纯理论分析并不能回答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的作用关系。可以说，在一个静态的市场中通货膨胀能够减轻失业，但在动态市场中这一关系就未必存在，因为企业的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已经有了经验，在实践上依靠这一理论来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也只能起到应急的作用，而从较长时期看，以增加失业率来抑制通货膨胀或者以提高通货膨胀率来降低失业率都会使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失业更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失业率的上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大于通货膨胀率增大的干扰；失业和通货膨胀都是全局性问题，“两害相衡取其轻”；就业优先就是发展优先^[29]。西方经济学也不再用通货膨胀政策来医治衰退和失业，解决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各项改革措施。

4．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两种选择。对于如何解决失业问题，西方经济学分为两派：一是萨伊、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崇尚市场行为，主张让市场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二是凯恩斯、汉森、菲利普斯推崇政府行为，主张靠政策去调节劳动者的供求，实现充分就业。事实上，这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且同时又要“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杨娟，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