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般理论的准备

上面已经介述凯恩斯《劳合·乔治能办到吗？》小册子中涌现出具有“革命”因素的一系列新思想：如在调节目标方面，已经从稳定物价水平转向直接增加就业（解救失业）；如在调节领域方面，已经从传统的货币调节转向财政干预；如在调节主体方面，已经从中央银行调动银行体系融通资金转向政府、特别是财政部拨款进行公共工程投资，等等。与此同时，凯恩斯对此种方案的“疗效”，描绘了“倍数思想”，但论证毕竟只局限于常理推断，缺乏深刻的理论依据，因而使这些政策软弱无力。琼·罗宾逊对此作了评述，她说：“这时的分析是很粗糙的。R．F．卡恩把这个分析接过去，以更系统的方式完成了乘数理论，并使凯恩斯相信，他和汉德森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货币论》初稿的墨迹未干，凯恩斯就开始承认就业问题毕竟是个重点，货币数量纳入利息率理论体系了，经济活动的变动看作受投资支出和消费品购进的支配，物价水平同银行政策毫不相干；它决定于货币工资率，于是这个旧的两分法被打破了，‘货币理论’和产量分析合而为一。”⁽⁴³⁾

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中关于公共工程投资对解救失业方面在“疗效”问题的常理论证，尽管是粗糙的，在论争中说服力不强，但对R．F．卡恩有所启发，他撰写《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1931年在英国《经济学杂志》4月号发表，在凯恩斯原来的初步倍数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系统分析，并用数学推导，制成公式，算出总就业量对原始就业量（第一级就业量）的比率，以及就业倍数。从此，原先粗糙的倍数思想，变成了可以精确计量的倍数理论。这对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面临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解救成百万人的失业。由政府举债举办公共工程，就是作为其中的方案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被提出来，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讨论。1929年大选，劳合·乔治把这一方案作为竞选纲领正式提出，凯恩斯大力支持，并用《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的初步倍数思想进行辩解。但是，它没有能够用具体而精确的论证方法来说明和估算关于解救失业之连锁反应的效果。因此，公共工程投资问题由于没有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据来支持，一直在反对与拥护两者间相持不下，悬而未决。

卡恩的关于《国内投资与失业的关系》一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把凯恩斯原先粗糙的倍数思想接过来，进行深入分析，为弥补拥护者所缺少的系统论证方法，为公共工程投资方案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提出的。因此，此文被西方经济学家公认为论述“倍数原理”的著名论文。

卡恩首先将公共工程投资所新增的就业分成两类：一是与实际必须增加的投资相关的就业为“第一级”就业，既包括“直接”就业，也包括在进行新投资所必需的原材料的生产和运输中的“间接”就业。二是由于第一级就业要引起工资和利润支出的增加，因而就要增加消费品生产，在消费品生产中提供的就业叫作“第二级”就业。“第二级就业对第一级就业的比率是衡量人们经常谈到的‘有利的连锁反应’的尺度。”⁽⁴⁴⁾卡恩认为：“由于第一级就业而带来了工资和利润支出的增加，就要增加消费品生产，而消费品生产的增加又引起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尽管是按照一个递减强度增加，但这个效果将继续下去，以至无穷。”⁽⁴⁵⁾在这一论证中，卡恩求出了“平均的消费—收入比率”，实际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他设计了第二级就业对第一级就业之比率的计算方法，进而算出总就业量对第一级就业量的比率，即就业倍数。这样，一定量的第一级就业可以产生若干倍的总就业量。这就证明了1929年凯恩斯和汉德森在《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然则卡恩关于《国内投资与失业问题的关系》一文对于凯恩斯革命的思想发展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如上所述，它充分证明凯恩斯在《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中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表述得要精确得多，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在20世纪20年代慢性萧条、失业严重的情况下，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失业问题变本加厉的情况下，解救之道应直接指向减少失业（增加就业），而不应再如《货币论》中那样以稳定物价水平、进而追求经济均衡为战略目标。例如，调节领域、调节杠杆方面应从货币金融领域的资金融通调节，转入财政领域，举债筹款，扩充公共工程投资，进行财政干预；调节主体方面，应从非官方（至多是半官方）的中央银行统率整个银行系统采取调节行动，转为由政府，特别是财政部拨款进行直接投资活动；在公共工程投资对增加就业在“疗效”上的论证，从凯恩斯原来的常理推论，粗浅乏力，转变为卡恩的系统分析，确切运算，臻于精细明确的境界。这向倍数理论的抽象化、数量化迈进了一大步，使凯恩斯原先隐约表述的倍数思想得以明朗化，并且以数学的形式确定下来。

其次，卡恩的倍数论文首先了解到总产量既定的假定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

凯恩斯原先深受以“总产量既定”（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传统经济学教义的熏陶，对之备加信奉。他写《货币论》时，不仅没有考虑到总产量会在不同水平上波动，而且还不肯接受这方面的建议。在《货币论》出版之前，凯恩斯将该书校样送给霍特里（R．Hawtrey）征求意见。霍特里指出：“方程式（指“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引者）只考虑到和成本有关的物价降低，而没有认识到由需求减少而直接引起的产量降低的可能性。”⁽⁴⁶⁾凯恩斯因为忙以及其他事由，没有接受这点批评意见，对校样未作任何变动。⁽⁴⁷⁾

不难理解，总产量既定（充分就业）的假定是横亘在通向《就业通论》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这个假定在理论上否定了非充分就业的可能性，从而否定了探讨失业和收入水平波动的原因之必要性，在政策上也就否定了扩大政府开支以增加就业这种新凯恩斯政策的任何有效性。既然总产量（总收入）既定，那么一定时期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是一定的，增加政府开支，只会等量地减少私人投资。同时，这个假定也可直接推导出消费品供给不变（无弹性），因而增加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非但不会产生倍增的收入和就业，反而会直接、间接地引起通货膨胀，从而提高物价水平。

卡恩在倍数理论的论证过程中，曾试图把他考虑的决定倍数大小的因素嫁接到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基本方程式体系上，但这种尝试没有成功。他发现二者明显地不相容。他指出：“在正常年代，当生产资源充分就业时，短期内的消费品供给是高度无弹性的。因此道路建设带来很少的第二级就业，并且引起价格很大的上涨。而在严重衰退的年代，当几乎所有的行业存在大量过剩的、未被利用的工厂和劳动时，供给曲线可能是很有弹性的，因而第二级就业量增加很大，价格上涨很少。”⁽⁴⁸⁾这就为新凯恩斯政策找到了理由。他接着写道：“这一点是明白的，如果‘公共工程’支出作为减少失业的一个手段有其正当的理由，则当衰退严重时，这个理由最大，而这个政策就应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施。”⁽⁴⁹⁾

由此可见，正是卡恩在论证其倍数理论时，确认只有在经济衰退（特别是严重衰退）、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情况下，公共工程开支才能在新增就业方面引导出“有利的连锁反应”，这就率先突破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既定”的假定——通向《就业通论》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使“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成为可能。40年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认为，由于卡恩的倍数论文，打破了充分就业假定，从而成为“凯恩斯革命”的一个第一级推动力（a primary impulse）。⁽⁵⁰⁾

再次，卡恩为了对公共工程投资计划在增加就业方面的有益影响能作出精确的估价，必须紧密结合总消费行为进行分析。政府公共工程支出的创业费将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工人。这些工人就将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品的购买。企业家又会转过来支出这一部分中的大部分，如此反复以至于无穷。卡恩的贡献在于计算出这种反复支出之总数的限定价值。他论证了政府赤字支出通过消费支出的相继周转会引起怎样的倍数效应，并且把这种思想形成一种确定的经济行为理论。卡恩这种对总消费行为的说明，完全改变了传统消费经济结构的看法。从卡恩的论述中，能够看到很重要的一点：消费肯定地决定于收入，而不是决定于利率，消费与收入之间必须具备这种函数关系，才会产生倍数序列的相继周转。我们一旦承认消费与收入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就可以借助于数学的恒等式进到储蓄和收入函数；如果被当作消费函数中的重要变数，那么它在储蓄函数中也是重要的变数。这样，我们实际上就得摒弃通过利率杠杆的自发调节得到储蓄与投资相均衡这一传统说教。即使利率很低，投资机会也并不是无限的。萧条严重、收入水平很低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宁可说，投资也决定于收入水平和某些独立变数。这样一来，利率与投资之间的传统函数关系就不能与事实相适应。这就需要有一种收入水平决定理论来取代利率水平决定理论，即需要一种总产量理论或就业一般理论，以取代旧的利率理论。克莱因认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经济理论中的革命就会发生。⁽⁵¹⁾

由此可以看到，卡恩在论证倍数理论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创建了消费倾向理论，并且把消费倾向理论同倍数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也进一步扩展到总产量理论。

最后，卡恩本人对1931年倍数论文的重要性，作了自我评价，概括为三点⁽⁵²⁾，现在先引述其具有新意的两点，其余一点在下面列入其局限性中。“（1）最终消除了‘财政部观点’——在失业年代，增加一种投资将牺牲另一种投资。我论证了全部必需的资金如何以增加储蓄的方式提供。（2）最终清除了物价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的思想……我的解释是，与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一样，物价水平由供给与需求条件来决定。”

综括上述，卡恩的倍数论文确实把凯恩斯1929年在《劳合·乔治能办到吗？》中关于公共工程方案在增加就业上的经济效应，作了细微、系统的分析，把原来隐约粗糙的倍数思想明朗化，精确化，并且以数学公式的形式确立下来。这对凯恩斯就业理论体系的建立，确实完成了意义十分重大，而且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步骤。但是，毕竟还是有它的局限性，举例如下：

其一，卡恩毫不含糊地承认他阐发倍数理论的目的，是解决当前一个实际问题——对公共工程计划的有益影响能作出更精确的估价。他那时显然没有看到他的工作所蕴含的巨大理论意义。不论卡恩、凯恩斯或任何其他人都不会在这时看得出争论点，而把这一贡献纳入决定就业水平的新理论中去。⁽⁵³⁾

其二，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货币论》的观点，还认为把他的思想转换成《货币论》的语言是必然的。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将是证实《货币论》的术语和假定是如何的不恰当。⁽⁵⁴⁾

其三，卡恩“倍数理论”的不成熟还表现在他并没有创立“倍数”（multiplier）这个专门术语。在《国内投资与失业问题》一文中，找不到“multiplier”一词，没有这个术语的理论当然不能算是全部完成了的理论。

其四，卡恩论证他的倍数原理时，认定增加公共工程投资支出，增雇工人，收入（工资和利润）增加，并且实际上暗含了人们的收入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这个假定。他的倍数是根据一次性的公共工程支出而引导出工资和利润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然后通过累计这个无限的级数系列推导出倍数，而不是直接从边际消费倾向推出倍数。卡恩倍数原理的主要缺陷是缺少一个精细确切的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即消费函数。

总括上述，卡恩倍数理论的论证尽管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论文提供了公共工程投资所引起的第一级就业与第二级就业的比率以及总就业量的计算方法，这向倍数理论的抽象化、数量化迈进了一大步，使凯恩斯原来隐约表述的倍数思想得以明朗化，并且用数学公式确定下来，为《就业通论》这座理论体系的建造做好了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只要克服了上述缺陷，倍数理论就完善了，有效需求理论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要发生“革命”。

但是，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是摒弃传统观点，建立新的理论，是经过长时期十分错综复杂、反复曲折的挣扎的过程。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虽然凯恩斯本人在1929年早就具有倍数思想的萌芽，卡恩在1931年为《就业通论》提供了“倍数理论”这个准备步骤，但“革命”并未立即发生。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创见说明他们的政策时，仍然因袭旧学说去思考问题。凯恩斯本人在大约两年之后的《通向繁荣的道路》一书中，才大大地利用这个倍数观点，使新理论体系的创立过程正式迅速开展起来。倍数理论的幼苗已经发育，但新理论约到1933年才告出现。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形成，其艰难曲折有如此者！

凯恩斯于1931年6月在芝加哥哈里斯基金会上以“失业的经济分析”为题作了三个演讲。这三个演讲的题目分别为“世界性失业的起因”、“萧条的抽象分析”和“通向复苏的道路”。在这些演讲中，他还是袭用着《货币论》的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提示了“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他说：“过去，人们通常相信存在着某种预先规定了的协调因素，通过这个协调因素，储蓄与投资必然相等。人们总是说，如果我们把储蓄委托给银行，银行将自然利用这些储蓄。这些储蓄将完全进入工业和投资。但是不幸，事情并非如此。我敢肯定地说，事情并不如此。正是由于储蓄和投资的失衡（而不是别的），才产生了利润、产出以及就业的波动。”⁽⁵⁵⁾

同年9月，凯恩斯和卡恩通信进一步讨论非充分就业均衡和总产量的变动。凯恩斯在9月20日给卡恩的信中写道：“当资源充分就业时，从整体看，商品供给表是无弹性的。因此任何新要素只能有两类反应——引起产量在消费品和投资品之间分摊比例的变动，以及哄抬（或压低）生产要素的报酬。”接着他又写道：“但是，如果生产成本是粘性的，或如果存在失业，则就有第三类可能的反应，称之为总产量的变动。”⁽⁵⁶⁾在同一信中，凯恩斯由非充分就业和总产量变动出发，又同卡恩讨论到收入与消费（或储蓄）的关系，“如果每一个总产量水平有一个适当的储蓄对收入的比例与之相联系……那么，我们能达到均衡产量点，这些点位于最大产量和零产量之间”⁽⁵⁷⁾。这里，凯恩斯已明白地表述了这样的思想，消费（储蓄）变动决定于收入水平的变动，即储蓄倾向（S／E）和总产量水平（O）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如果投资不能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则总产量的均衡点将位于最大产量与零产量之间，这就是“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确认。

这就摒弃了市场机制调节能使储蓄必然全部自动转化为投资、臻于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教义，确认了“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凯恩斯《就业通论》一书主旨在于“着重研究何种力量去决定总产量与总就业量的变动”⁽⁵⁸⁾，对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确认，为新理论体系的创建完成了一个重要准备步骤。

凯恩斯最初打算写的新书，不是《就业通论》，而是《生产的货币理论》（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后者在《就业通论》创作史上的意义是把货币引入一般经济理论领域，从而把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长期分离的货币理论和生产理论结合了起来。

货币在《就业通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此书“原序”中，强调“货币以重要而特殊的风格进入经济结构而发挥作用”⁽⁵⁹⁾，认定货币经济的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的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⁶⁰⁾。凯恩斯撰写这本新书，主旨在于打破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的两分法，从把货币看作与供求一般理论无关的传统教义，转变而把“货币理论推展为社会总产量理论”⁽⁶¹⁾。

在《货币论》中，货币基本上还是独立于一般经济理论之外的。《货币论》的第一卷就是以“货币的纯粹理论”为副标题的，到1932年的复活节（5月）演讲中，他第一次把他的演讲冠上“生产的货币理论”的标题，从而放弃了他原来使用的“货币的纯粹理论”的标题。自此以后，他就开始《生产的货币理论》的写作。同年9月10日凯恩斯在给母亲的信中称，《生产的货币理论》这本新书已差不多写了1/3。⁽⁶²⁾

这本新书共有三个草稿，都写于1932年。这三个草稿仅有几个章节的内容被保留下来，其余绝大多数原稿都已散失。⁽⁶³⁾根据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在《凯恩斯选集》中提供的材料看，《生产的货币理论》的主要成果是在把货币理论与生产理论结合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凯恩斯为什么要创立“生产的货币理论”呢？他写道：“为什么危机问题没有解决，或无论如何为什么这个理论（指传统理论——引者）不能令人满意，在我看来，主要理由在于缺少一种我可称之为的生产的货币理论。”⁽⁶⁴⁾凯恩斯首先把社会经济分为两种类型：物物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他有时把后者称作货币工资经济、企业经济；把前者称作实物交换经济、合作经济、中性经济、实物工资经济。他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实际上研究的是物物交换经济，因为这种理论把货币只看作方便交易的手段，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瞬息的和中性的，货币不影响交易的实质，不参与修改当事人的动机和决策。而他自己的生产的货币理论则是研究货币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货币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影响动机和决策。总之，是这种状态下起作用的因素之一。因此，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内，没有第一种状态和最终状态之间的货币行为的知识，我们便不能预言事件的过程。⁽⁶⁵⁾他认为，实物交换经济学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假定同现实世界的实际关系不符。“它没有告诉我们：如果货币是中性的，则必须满足什么条件。”⁽⁶⁶⁾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货币经济的社会。因此，用实物交换经济学来武装经济学家和实务家的头脑，必然在实践上导致许多不正确的结论和错误的政策。他总的看法是：“繁荣和萧条是一种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在这种经济中……货币不是中性的。”⁽⁶⁷⁾

在1932年的米迦勒节（The Michaelmas Terms）演讲中，凯恩斯在“生产的货币理论”标题下，讨论了一种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产量的变动取决于支出与收益二者关系的变动。这里的支出等于投资加上花费，这个模式已经有了流动偏好思想。他把《货币论》中的看跌状态与流动偏好区别开来。到1932年下半年，他已逐渐形成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思想：消费以较少的数量，但在同一方向上随收入的变动而变动。但这期间他还没有一个明确意义的倍数这个术语。⁽⁶⁸⁾

综括上述，凯恩斯在探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厄困的病情诊断和救治处方方面，经过除旧布新的多年挣扎，在通向《就业通论》的发展征途上，完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准备步骤。从此，凯恩斯就可以正式开始其就业新学说体系的创立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