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般理论的创建

1933年初到1934年底是凯恩斯经济思想急剧变化和发展的时期，就业一般理论体系基本上就是在这两年中形成的。在这创建阶段中，完成了下列各项重要工序：

1933年初，英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这促使凯恩斯又转入讨论公共工程问题。由于卡恩的倍数论文为公共工程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为“新经济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途径，因而凯恩斯重新回到公共工程问题时，首先与卡恩讨论倍数以及有关问题。

1932年2～3月间，卡恩正在美国访问，凯恩斯和卡恩以通信方式就倍数问题进行了讨论。两人信件来往频繁。从《凯恩斯选集》的材料看，“Multiplier”（倍数）一词最早出现在1933年1月29日凯恩斯给卡恩的信中。⁽⁶⁹⁾在此信中，“倍数”一词出现三次。由此可见，首先把“倍数”一词引入经济理论的是凯恩斯，而不是卡恩。

1933年2月22日，凯恩斯致函伦敦《泰晤士报》编辑杰弗里·道森声称：他非常强烈地感到要就当前的形势写两三篇文章，并打算先提供给该报，然后扩展为一本小册子。道森同意这一写作计划。凯恩斯就倍数问题与卡恩讨论后，即转入文章的写作。他把这些文章以《通向繁荣的途径》（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为题，于3月13～16日在《泰晤士报》连续发表四篇文章。它们的标题是：《为政府活动辩护》、《提高价格水平》、《世界任务》和《新货币发行》，它们在英国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2年3月21日，凯恩斯将这四篇文章整理并增写两章，扩展成一本小册子《通向繁荣的途径》，正式出版。

《通向繁荣的途径》（以下简称《途径》）是对卡恩倍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通向《就业通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失业和萧条原因之认识

他在《途径》中一开头就指出，当前的困境不是由于缺乏创造繁荣的物质条件和资源，而是在于理智方面的非物质机制的失灵和各种动机在运行上出了故障。⁽⁷⁰⁾这说明他这时已经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需求方面，而且把失业归咎于非物质机制、动机等心理因素。

（二）对卡恩倍数思想的发挥

凯恩斯认为，不愿支持国内资本发展计划作为恢复繁荣的途径，一般基于两个理由：（1）一笔既定资金不足以创造就业；（2）这笔支出加重了国家和地方预算的负担。《途径》的主要内容即从反驳这两点而展开的，此种反驳所持的理论依据就是倍数原理。

反对公共工程政策的人们认为，提供1个人就业1年就要在公共工程上花费500英镑的资本支出；按当时英国失业人数100万计，则需政府支出5亿英镑。凯恩斯认为，他们的计算是根据在现场直接雇用的劳动人数，而不了解公共工程建造中所使用的材料和必需的运输也提供就业。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增加每人年就业的资本支出……通常可按200英镑估算”⁽⁷¹⁾。

凯恩斯的理由是，如果增加的新支出不是替代其他支出，则就业的增加就不会停留在这笔新支出直接雇用的工人数上，因为“增加的工资和付出的其他收入会被花费在增加的购买上，这反过来又引起进一步就业”。⁽⁷²⁾他接着分析说：“如果这个国家的资源已经充分就业，那么这些增加将主要反映在物价提高和进口增加上。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国内大部分资源是处于失业状态。”⁽⁷³⁾

一笔投资使一部分人就业，这些新就业者又通过花费他们收入使另一部分人就业，如此循环下去，形成支出——就业——再支出——再就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这个总结果（总就业量）究竟有多大？凯恩斯认为，这个总结果不是无限大的。“因为在每一个阶段，存在一定比例的漏损（Leakage）。在每一阶段增加的收入中，有一定的比例没有流向增加就业。”⁽⁷⁴⁾

凯恩斯总结说：“根据目前的环境，取非常保守的数字，我估计倍数至少是2。因此，每人年就业的借款支出，不是我们开始说的500英镑，而是100英镑……为了给我们自己一个更安全的余地，让我们把论点建立在150英镑的数字上。”⁽⁷⁵⁾这就是凯恩斯对第一点反对意见的回答。

公共工程支出除了增加就业，还可以带来什么利益呢？凯恩斯认为：第一，通过公共工程支出增加的就业量，可以节省的失业救济金约占这笔公共工程支出的1/3。第二，如果用在公共工程上的新资本支出，通过增加借款来偿还，而不是靠削减消费支出或现有资本支出来偿还，同样会使国民收入增加若干倍。这个投资倍数的计算，“与就业场合的倍数计算是完全相同的；只是这个倍数稍大一些，因为要取得国民货币收入，我们不必对价格上升作同样的扣除。但为了稳妥起见，让我们像以前一样，取倍数为”⁽⁷⁶⁾，即一笔投资可以产生倍的国民收入。第三，在这笔增加的国民收入中，平均大约20％的收入将以税收的形式付给财政部，这就增加了财政收入。因此，增加一笔借款支出，会给财政部带来的收益将是这笔支出的半数。这笔财政收入大于财政部为公共工程提供的津贴。这就驳斥了反对意见的第二个论点。

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在这里已经把倍数扩展为就业倍数与收入倍数两个项目，这是对卡恩倍数理论的一项发展。

凯恩斯进一步认为，如果减免税收（这种减免是由于暂停偿债基金和借款融通资金）而同时这种税收减免不是通过政府支出的等量削减来平衡的，那么就会提高纳税人的花费力（Spending Power），而这也与借债支出一样，会产生若干倍就业和若干倍国民收入。“因为提高纳税人的花费力，将与借款支出提高花费力一样，具有恰好有利的连锁反应；而在某些方面，这种提高支出的方法更有益些，更易于扩展到全社会。”⁽⁷⁷⁾由此可见，凯恩斯这时已从提高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这两个方面着手来增加花费力。同卡恩的倍数论文单纯偏重提高投资支出相比，这是又一项发展。花费力，实际上就是购买力，就是有效需求。正是投资支出与消费支出二者构成有效需求。事实上，凯恩斯这时已把提高有效需求作为解救经济危机和失业的途径。他写道：“我们必须集中于提高总花费力（Aggregate Spending Power）。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则提高的总花费力将部分用于提高物价，部分用于增加就业。”⁽⁷⁸⁾这一论断同《就业通论》的“半通货膨胀”理论如出一辙。

（三）对平衡预算的健全财政原则大肆抨击

在增加就业和平衡预算二者之间，究竟如何选择呢？通过什么途径来平衡预算：是削减支出还是通过增加支出来提高国民收入？凯恩斯第一次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答。他写道：“相信在增加就业和平衡预算两种方案中存在困境，我们必须既慢而又谨慎地对待前者以免损害后者，是完全错误的。完全相反，除非提高国民收入，这与增加就业完全是一回事，否则要平衡预算是不可能的。”⁽⁷⁹⁾在他看来，“力图通过征税限制和谨慎来平衡预算的政策肯定会失败，因为它一定具有降低国民花费力，因而降低国民收入的效果”⁽⁸⁰⁾。

（四）明确强调国家干预论

凯恩斯认为，为了救济失业而增加借款支出，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银行信贷应该廉价而且充裕，因为中央银行的储备极度短缺，在当前的环境下，这一步无法达到。第二步，通过内阁和中央银行的联合行动（主要是公开市场活动）来降低长期利率，但由于心理上的原因，增加借款支出不容易降低长期利率。第三步，提高企业主的投资利润，因为只有当利润已经开始恢复以后，企业才寻求扩张。只有在产量提高以后，才需要增加营运资本。但在萧条时期，利润是难以提高的，由于这三步在当前环境下都难以达到，凯恩斯转而强调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他写道：“当企业一个接一个地宣告破产……的时候，第一步必须是公共权力当局主动采取行为；如果它是为了打破恶性循环和制止局势不断恶化”⁽⁸¹⁾，这种行动必须是大规模的和有决心组织的。

为了达到增加借款支出解救失业的目的，凯恩斯主张废除金本位制，在国内增发纸币，这是《途径》第五章的主要内容。

凯恩斯最后总结说，当前需要解决100万人就业，如果安排1个人就业1年需要100英镑，则共需增加支出1亿英镑。这笔总支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筹措资金：减税（暂停偿债基金）和为正当目的的借款5000万英镑，私人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增加借款支出5000万英镑。他认为，“这将是迈向重建企业的重要的一步”⁽⁸²⁾。

综括上述，《通向繁荣的途径》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卡恩的倍数原理来为公共工程政策进行解释和劝说，同时对倍数原理有所发展，主要是：一来他提出“漏损”，这说明倍数的作用不是无限大的。二来他把卡恩的就业倍数扩展成投资倍数；卡恩的倍数讨论总就业量与第一级就业量的关系，凯恩斯的倍数则进而讨论总收入与一笔原始投资支出的关系，后者把前者一般化了。三来他不仅认为投资支出对就业和收入有倍增效应，而且认为消费支出对就业和收入也有倍增效应。由此进而强调同时增加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二者，这就接触到有效需求问题。四来凯恩斯根据倍数原理引申出赤字预算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结论。

尽管凯恩斯对卡恩的倍数原理作了若干改进，但这个倍数原理也还停留在推论阶段，其倍数值的大小是通过估算得来的。这时的倍数原理还没有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倍数的数值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会是这么大？即还缺少一个边际消费倾向概念。

凯恩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和《通向繁荣的途径》小册子发表后不久，就遭到许多经济学家和务实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意见主要是怀疑凯恩斯的倍数数量，认为凯恩斯的倍数计算是先验的，夸大了由一笔既定投资支出提供的就业量。⁽⁸³⁾凯恩斯开始考虑对批评意见作出答辩，于1933年3月23日再次写信给杰弗里·道森，表示要就人们对倍数提出的各种疑问写两篇补充性文章。后来，凯恩斯把题为《通向繁荣的途径，凯恩斯先生对于批评意见的答复》的一篇文章在1933年4月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发表；题为《论倍数》（The Multiplier）的另一篇文章则刊登1933年4月1日的《新政治家与民族》上。

在《论倍数》一文中，凯恩斯集中论述了倍数数值的大小及其决定问题，论证是这样的：

一笔额外的、由借款提供的第一级支出，能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于以下原因而不能转化为英国人手头的额外收入：（1）进口原材料的成本；（2）商品成本，这些商品不是新近生产的而仅仅是转让的，如土地、取自存货而不再被补充的商品；（3）人手和工厂的生产资源成本，这些人手和工厂不是额外地被雇用，而只系从其他工作中挪过来的；（4）工资成本，它取代了原来由为失业救济基金提供的收入。第二部分则实实在在转化为英国人手中的额外收入。而根据这笔额外收入究竟是被储蓄还是被花费，又必须分成两部分。“为了获得倍数，我们只要估计这两部分比例：即这类收入的什么比例变成人们的收入，这个收入的什么比例又被花费掉。”⁽⁸⁴⁾我们不难理解，凯恩斯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比例即用漏损在借款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第二个比例即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即边际消费倾向。他认为：“在现有条件下，我可以说，扣除支出的30％，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分支出不增加到收入上；剩下的70％作为当前收入增加给各种人，会是一个合理的假定。”⁽⁸⁵⁾他接着写道：“这部分额外收入将有多少比例将作为额外支出而被支出：就它增加给工资收入者阶级来说，人们可以假定，其中绝大部分将被花费；就它增加利润、薪金以及专业收入来说，被储蓄的比例将是较大的……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能肯定地假定：在增加的收入中至少有70％将被花费，而被储蓄的比例不大于30％。”⁽⁸⁶⁾由于每一笔支出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于是凯恩斯根据以上假设推定倍数是2。其计算方法是：。他认为，“这就是存在于我的倍数估算中的一种理由”⁽⁸⁷⁾。

显然，与《通向繁荣的途径》小册子相比，《论倍数》一文已向边际消费倾向，即向倍数原理的数量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在小册子里，凯恩斯还只是用漏损来说明倍数不会无穷大，而在《论倍数》中，凯恩斯已引入消费—收入比例来计算倍数。但在这个阶段，倍数原理尚未完成。因为用来计算倍数的两部分比例大小还是假定的，并且从0.7的边际消费倾向求出倍数等于2，这种计算容易引起混乱。

在《论倍数》中，凯恩斯已开始用倍数来解释就业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波动。他写道：“正如增加第一级支出对就业、国民收入以及国家预算的效果按以上描述的方式被加倍一样，减少第一级支出对就业、国民收入以及国家预算会产生倍减效应。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样，则将很难理解在这里以及特别在美国所爆发的衰退的凶猛性。正像一个小量级的原始推动力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一样，在相反方向上的一个适度的推动力也将引起一种惊人的复苏。这完全不是变戏法，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种可靠的科学论断。”⁽⁸⁸⁾不难理解，凯恩斯在这里对倍数作用的说明中，已经包含了有效需求原理。

为了表明倍数原理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凯恩斯又向传统经济学发动攻击。他认为，许多人认为倍数原理是新奇的、古怪的和荒谬的。这只能在这个事实中找到答案：“我们关于经济学的全部思想，都浸透着若干理论上的事前假定。这些假定只能适合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源都已就业。这种思想通过教育、环境以及传统逐步灌输给我们。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许多人正在努力用一种理论——建立在不存在失业的假定上，来解决失业问题。显然，如果国家的生产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那么在当前环境下，我们不能期望从增加借款支出中得到任何我所预言的好处。因为在这种场合，增加的借款支出将会自我耗尽在提高物价和工资以及从其他工作中转移到资源上。换言之，这纯粹是通货膨胀。但是这些思想（在它们的适当背景下是完全正确的）对当前环境是不适合的。这个环境只能用不大为人们所熟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方法就是我已经努力加以解释的方法。”⁽⁸⁹⁾这就含蓄地表明，反对意见所持的经济理论是以不存在失业（即充分就业）为事前假定，这种思想对当前环境是不适合的。当前失业严重、大量生产资源处于闲弃状态的这个环境，只能用不大为人们所熟悉的方法来处理，这就是凯恩斯努力加以解释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的方法。

综括以上所述，凯恩斯关于倍数问题的几篇文章在许多方面已具有了《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和论证，从而构成通向《就业通论》的重要里程碑。P．A．萨缪尔森认为，从《通向繁荣的途径》到《就业通论》只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⁹⁰⁾

1933年9月10日，凯恩斯照例在米迦勒节上发表演讲，这次在“生产的货币理论”题目下所作的演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前一年演讲的内容。

首先，他强调了他的理论同新古典理论的重要区别。他认为与价值理论比较起来，就业资源的数量决定问题被新古典理论忽视了。其次，凯恩斯继续讨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根本前提，并建立了“非自愿失业”的定义。在第三个演讲中，他提出了有效需求概念，然后转向讨论他自己总体模式的定义和结构，并引入了预期因素。他重新定义了收入、投资、储蓄和模式中的其他概念以后，论述了若干关键变量的规模决定以及相互关系。他清楚地确定了边际消费倾向和倍数。他已把投资看作由预期准地租和利率来决定。同时，流动偏好具有了交易、谨慎、投机动机的类似物，并且在讨论流动偏好时，加进了“信息状态”这个变量。⁽⁹¹⁾

1933年10月前后，凯恩斯将他正在写作的新书书名由《生产的货币理论》改为《就业的货币理论》，突出了就业问题。不久，他又改名为《就业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⁹²⁾全书计5篇，21章，其内容同《就业通论》的最后定稿已很接近。

倍数原理是通过说明一笔支出（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或二者）可以带来若干倍就业和国民收入，从而证明公共工程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但要倍数原理能够确立，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倍数值的大小问题；其二是要从理论上说明增加需求为什么会增加就业和国民收入？因为增加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就是增加社会需求。能否圆满解决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倍数原理能否确立，公共工程投资政策能否可行。凯恩斯后来分别用边际消费倾向和有效需求原理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如前所述，凯恩斯在他关于倍数理论的四个姊妹篇中，已从增加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二者都具有倍数效应的角度接触到有效需求问题，但尚没有关于“支出（需求）创造收入”的系统论述。这项工作是在纪念马尔萨斯的过程中进行的。

1934年是马尔萨斯逝世100周年。凯恩斯在1933年就为马尔萨斯写好了传记。1934年11月凯恩斯又在马尔萨斯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⁹³⁾他从一个世纪前的马尔萨斯那里挖掘出“有效需求”原理，充作他就业一般理论的理论基础。《凯恩斯全集》的编辑们认为，《通向繁荣的途径》和《关于马尔萨斯的论文》共同构成通向就业一般理论道路上的重要阶段。⁽⁹⁴⁾

凯恩斯是在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列举了马尔萨斯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的。他认为，在讨论各种经济问题时，李嘉图是运用抽象和先验方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运用归纳和直观方法的调查研究者，根据他良好的常识直观，了解到价格和利润根本上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李嘉图研究的是均衡条件下产品的分配理论，而马尔萨斯则关心什么决定现实世界中每日产出的数量。马尔萨斯讨论的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货币经济，而李嘉图则讨论一种抽象的中性的货币经济。”⁽⁹⁵⁾凯恩斯写道：马尔萨斯已经了解到劳动阶级的痛苦——失业和贫困，不是由于储蓄不足，而是由于资源转移到别的用途上，资源用于战争，用于储蓄的积累。马尔萨斯提出，为了消除我们的困境，公共工程和土地所有者、财产持有人的支出则是适当的补救措施。⁽⁹⁶⁾正是由于马尔萨斯最早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所以，“我长期以来把罗伯特·马尔萨斯看作剑桥经济学家中的第一位经济学家”⁽⁹⁷⁾。凯恩斯认为，李嘉图完全没有看到有效需求思想的意义，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凯恩斯断言：“如果19世纪经济学的根源仅仅是来自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今天的世界将会聪明得多，富裕得多！”⁽⁹⁸⁾

凯恩斯在对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大加赞颂以后，承认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比较含糊，表达得不够清楚：其不足之处是完全忽视了利息率的作用。

在1934年11月纪念马尔萨斯的演讲中，凯恩斯认为，马尔萨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生不断致力于两个问题：劳动阶级的生活水平过低和失业，他在前半生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提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削减劳动人口的供给。他的后半生全神贯注于战后（指滑铁卢战争以后——引者）的失业问题。这个失业问题第一次以一种可怕的规模自我暴露出来。他在称之为“有效需求不足”中找到了解释。为了医治有效需求不足，他要求有一种“自由支出风气、公共工程以及扩张主义政策”⁽⁹⁹⁾。凯恩斯不无感慨地说：100年来，马尔萨斯的真正贡献被人们误解。“马尔萨斯的名字由于他的《人口原理》而永垂不朽；而他对更有深远意义的‘有效需求原理’的卓越的直观却被人们遗忘了”⁽¹⁰⁰⁾。他认为，马尔萨斯是把成型的思想结构应用到复杂混乱的世界日常事件上的伟大先导，“马尔萨斯通过最好的途径探讨了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¹⁰¹⁾。

在重新阐述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的过程中，凯恩斯形成了他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1933年11月20日，凯恩斯在给他的学生讲课时开始用他《就业通论》中的语言来表述他的有效需求理论。他说：

我们必须假定这一点——把人们的消费同他们的收入联系起来。尽管不是普遍地满足，但通常的心理规律是ΔC＜ΔY，消费的增加量小于收入的增加量。当人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全社会）并不是把全部增加的收入都用于消费……上述规律不仅对于经济体系的稳定是必需的，而且也意识着，如果花费倾向（Propensity to Spend）具有这种特征：ΔC＜ΔY，则如果ΔC是正数，ΔY只能是正数。⁽¹⁰²⁾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凯恩斯已经达到了这个境界：（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消费（C）不仅取决于收入（Y），而且取决于预期因素（或信息状态）。如果I（投资）是既定的，要保持Y＝C＋I，就必须在Y和C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投资主要是自变量利率（P）的函数，总就业人数取决于总需求量，即取决于消费支出加上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决定生产消费品的就业人数（N1），投资支出决定生产投资品的就业人数（N2）。当消费倾向一定，即消费支出一定时，总就业人数就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而后者又主要取决于利率。

据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时的凯恩斯已经完全理解了有效需求理论。

在本书“时代背景”一章中已经指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就业通论》同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产物，同是以那次空前大经济灾难为时代背景，为解救那一苦难深重的厄困局势、脱颖而出的救治方案。同时也指出了，罗斯福“新政”的第一阶段，并未受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它与凯恩斯新经济学只是不谋而合。但是，“新政”方案救治经济大危机这种国家干预的实验，对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形成过程却起了加速的促进作用。

自从经济大危机爆发开始，凯恩斯就非常关注美国的经济危机形势。他最初在《泰晤士报》上的《通向繁荣的途径》发表后，就将这四篇文章交该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Viscount Aster）转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国国家预算局局长道格拉斯。

1933年春，罗斯福一就任美国总统，就要求国会授予他以“紧急全权”，执行“新政”，以对付空前严重的经济困境和迫在眉睫的革命危机。对于罗斯福“新政”这一创举，凯恩斯备加关注，大加赞赏。他在1933年11月31日《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原载1933年11月31日纽约《时报》杂志）中写道：“如果您失败了，合理的变动将在全世界被破坏殆尽，只得让传统教义和革命去决一雌雄。”“但是如果成功了，新的和大胆的方法将在各地被试用，并且我们可以注明新经济时代的第一章开始于您的就职。”⁽¹⁰³⁾从这种论断可以看出，凯恩斯对“新政”评价之高真是无以复加。

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11月这一年内，凯恩斯为罗斯福“新政”所写的文章共计有八篇：《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罗斯福的经济实验》、《总统的议事日程》、《美国的复苏》、《美国能进入复苏吗？》及1934年访美期间向美国经济学会提供的三篇论文。这一年中，就一个专题撰写论文如此之多，在他一生中是罕见的。他于1934年5月9日至6月8日亲自赴美考察访问，曾与罗斯福总统会晤，就“新政”进行交谈。在当时英美经济学界中，凯恩斯对大萧条算是最感焦虑，最热衷于寻求解救方案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在英国为解救方案奔走呼号已有多年，但遭受重重反对，论争悬而未决，如今在美国由罗斯福总统进行实验，这就无怪乎他同“新政”一拍即合，欣喜若狂，为它呕心沥血，连篇累牍地撰写文章，发表演讲。

凯恩斯为“新政”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主要是以倍数原理为论据，阐述公共工程和救治失业之扩大化的累计效果，其主要内容是对《通向繁荣的途径》、《论倍数》的扩展和发挥。他一方面不断完善他的倍数原理，另一方面又通过倍数原理向《就业通论》大大发展了。

（一）有效需求原理的发挥

凯恩斯原先运用倍数原理说明了政府扩大支出的必要性和利益，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扩大私人投资支出。显然，要使他的倍数原理立定脚跟，必须提供这方面的理由。正是在这些说明中，凯恩斯进一步发挥了有效需求原理。

他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复苏的目的是要增加国民产出和使更多的人得到工作，而“在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下，产出主要是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出量依赖于与预期在市场上出现的生产之主要成本（Prime Cost）相比较的购买力数量”。他接着写道：“因此，一般地说，除非通过以下三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另两个发挥作用，就不能增加产出，必须引诱个人从他们的现行收入中花费更多，或必须引诱经济世界，这种引诱要么通过提高预期的信心，要么通过较低的利率，为雇主手头创造额外的现期收入……或求助于公共权力当局，通过举债支出或印刷货币来创造额外的现期收入。”⁽¹⁰⁴⁾那么，为什么必须由政府来扩大支出呢？他认为：“在不景气的年份，我们不能期望第一个因素以足够的程度发挥作用。第二个因素在潮流已经由公共权力的支出改变以后，仅仅作为进攻萧条的第二个浪潮而兴起。因此，我们能期望的主要原始推动力只能来自第三个因素。”⁽¹⁰⁵⁾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一文中，他从经济世界的信心和资本市场的障碍等方面把这个理由大大发挥了。他特别强调指出：“我把压倒一切的重点放在提高由政府支出引起的国民购买力上。这个政府支出通过借款来提供资金，而不是通过税收从现行收入中转移支出。”⁽¹⁰⁶⁾

不难理解，这里的“购买力数量”、“国民购买力”和“总购买力”是“有效需求”的不同说法而已。他已把产量、就业量的变动归因于“购买力数量”的变动，这与《货币论》把同一现象归因于投资与储蓄间之差额的变动相比，已是一个质的飞跃。

在《美国能进入复苏吗？》一文中，凯恩斯又从理论上更系统地说明了一笔支出为什么会产生若干倍收入和就业，即需求会创造收入的原理。他首先问道：一个人浪费会使他自己变穷，那么为什么这使个人变穷的方法会使国家变富呢？他解释道：当一个人花费时，他所影响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还有别人。花费是一个两方面的交易，我的收入用来购买你的商品，就提高了你的收入；你的收入再用来购买我的商品，我的收入也被提高了。当我们把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个整体的结果。⁽¹⁰⁷⁾

因此，“如果个人都自由地花费更多，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富而没有更穷……按这种方式增加的国民收入只有一个限制，这就是由生产的物质能力所设置的限制。在衰退的时候抑制消费，从国家的观点看，不仅不能增加财富，而且是极其浪费的。这意味着可利用的人力、机器力的浪费，且莫说人类的苦难了。抑制消费是要对这种人类苦难负责的”。⁽¹⁰⁸⁾凯恩斯进而推论说：由于国家只是许多人的集合体，“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构成国家的个人（按每个人的能力来说）足够地花费以利用国家拥有的各种资源，那么就是政府，这个国家全体个人的集中代表，来填补这个缺口，因为政府支出的效果与个人支出的效果是完全一致的”。⁽¹⁰⁹⁾

（二）资本边际效率概念的形成

在《货币论》中，凯恩斯跟随威克塞尔，认为自然利率是使一定时期中储蓄量（按《货币论》中的含义）和投资量完全相等的利率，也就是使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水平与各生产要素之效率收入的货币值完全一致的利率。这个自然利率实际上就是充分就业均衡下的唯一利率。而在《就业通论》中，凯恩斯放弃了威克塞尔“自然利率”概念，用“资本边际效率”概念取而代之，他认为自然利率对于他的分析没有多少用处，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因为自然利率只是一个维持充分就业现状的利率。⁽¹¹⁰⁾

这个资本边际效率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

凯恩斯在着手他的《生产的货币理论》写作时，就放弃了自然利率概念，而借用了马歇尔的准地租概念。不过凯恩斯的准地租概念包含有预期因素，是预期准地租。凯恩斯的准地租定义是这样的：“一项资产在未来的准地租是它在那个阶段所提供的服务的货币价值或由它带来的货币收入。预期准地租是在这项资产的生产过程中所预期的一系列这样的年收入。”⁽¹¹¹⁾显然，这个准地租是一个绝对数。他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一项资产的收益对它的生产成本的比率”⁽¹¹²⁾。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他简写为M．E．C）是均衡概念，准地租围绕着它上下波动。可以说，准地租是M．E．C的短期说法”。⁽¹¹³⁾因为准地租包括现期摊提（Amortization），而资本边际效率是提供摊提以后的净收益。

凯恩斯在创用资本边际效率概念的同时，也使用资本边际生产力（他简写为M．P．C）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在于：“当我们说产品增长时，我们可以使用资本边际生产力一词；当我们说价值增加时，我们就用边际效率或边际效用一词”⁽¹¹⁴⁾。我们知道，M．P．C和M．E．C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习用语，凯恩斯由准地租分析发展到M．E．C分析，又把M．P．C和M．E．C交替使用，表明凯恩斯正处在从旧经济学到新经济学的过渡阶段。凯恩斯在1933年11月的新书目录⁽¹¹⁵⁾中，把“准地租”列入正文第四章，而把“资本边际效率”列在附录Ⅱ名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过渡痕迹。

大约到1934年底，凯恩斯才彻底转用“资本边际效率”，而抛弃了“准地租”、“资本边际生产力”和“资本边际效用”。据莫格里奇研究，直到1934年，资本边际效率才成为凯恩斯新书中成熟了的概念。⁽¹¹⁶⁾。

总之，在1933—1934年，凯恩斯对倍数原理的进一步论述，对马尔萨斯有效需求原理的重新说明，以及对罗斯福“新政”的建议和阐述，已经从许多重要方面构成了《就业通论》的内容。1934年10月，凯恩斯已将他的新书定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1934年10月，凯恩斯拟订的新书目录⁽¹¹⁷⁾可以判明，《就业通论》一书的理论体系和内容结构，已经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