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般理论”思想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

在本章和下章中，将大体上从时间顺序和理论演变顺序的角度，纵向地概述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形成过程，清理出它的发展线索和演变脉络。但这一演变过程漫长，经历了十多年，在内容上前后差别巨大，头绪纷繁，错综复杂，而且有时还出现反复和矛盾，使人难以捉摸。这就有必要先就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特点，试作横向的概括剖析，作为正式论述这一复杂过程的提示和准备。

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期间明确地意识到了失业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由此而引起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陷于全面毁灭的危险。如前所述，他一来在《就业通论》中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虽然从来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但那时失业问题却没有如20世纪30年代那样严重到不能容忍，将要导致革命。二来在《致罗斯福的公开信》中承认，如果罗斯福“新政”失败了，则合理的变动将在全世界被破坏殆尽，“只得让传统教义和革命去决一雌雄”。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凯恩斯的根本企图就是要创建一套以“合理的变动”为内容的改良主义新方案，取代经济学的传统教义，去消除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遏制社会主义革命，免让“传统教义和革命决一雌雄”，这就是凯恩斯就业理论在思想演变方面的政治态度和阶级实质。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这一特点最为重要，由此确定了凯恩斯就业理论在思想演变上的方向、极限、广度和深度，从而决定了“凯恩斯革命”的本质：它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相对立，绝对不是要改变社会制度，把资本主义改换为社会主义，而只是资本主义营运和治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由被认为与资本主义新发展形势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去取代被认为不再与当时现实相适应的传统形式而已。

正因为这一根本性的特点，凯恩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信念，他完全不触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完全不承认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产物，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他也谈论到失业者的痛苦和贫困，但总的态度是，这是由某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只要对这种病症作出“正确的诊断”，采取“对症下药”的医治对策，就能够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失业问题就能得到解救。他也作了某种“阶级分析”，但中心思想是，矛盾不在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在于企业家（产业资本家）与食利阶级（金融资本家）之间的不相协调；只要采取措施使食利阶级无痛苦地自然消亡了，文明生活的“极乐世界”就可开始，资本主义制度就能永葆安康。

但是，事与愿违，《就业通论》出版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凯恩斯的这种黄粱美梦业已破灭。连他的嫡传弟子琼·罗宾逊都哀叹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白昼梦”（dailydream）。这是理解凯恩斯就业理论思想演变过程的一个关键性的特点。

如前所述，凯恩斯是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垄断统治阶段，由货币学家起家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当时的其他经济学家相类比，在政治素质上有着共性，但在治学风格上却有着独特的个性。上述关于他的经济思想演变中在战略目标上的特点，是由于其阶级属性所赋予的共性使然。至于对待资本主义病症所具有的现实感和洞察力，以及救治对策的多变性等特点，则主要是同他的独特个性分不开的。

试同他的师兄庇古相对比，两人对待英国20世纪20年代长期慢性萧条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在态度上就显然不同：第一，以对待萧条与失业问题而论，在关注的程度上，在承认经济局势的严重性上，凯恩斯大大超过了庇古。第二，在失业的内情上，庇古认为不外乎自愿失业与摩擦失业两种范畴，而凯恩斯则在这两种失业范畴之外，更增加第三种范畴，即“非自愿失业”，而且确认，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恰在于这种失业范畴的亟待救治。第三，在救治对策上，庇古墨守新古典派传统经济学教义，信奉萨伊法则，确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完善性和和谐性，主张自由放任，依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以恢复经济均衡，而凯恩斯则背离传统经济学教义，认为自由放任与健全财政原则不足以解救经济危机，必须运用市场机制以外的力量加以调节和干预，才能医治这场空前严重的经济灾难。

这样，凯恩斯为资本主义的辩护，在方式上同其前辈和同辈许多经济学家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他明确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缺点，萧条和失业问题极端严重，资本主义制度有全部毁灭的危险，非马上紧急抢救不可，而且在救治对策上绝不容许墨守成规，必须改弦更张，另行制订方案。同时，他硬说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产物，而是由不正确的理论和政策所导致的结果。他确信，只要对这种痼疾作出正确的理论诊断，并开具对症下药的处方（政策措施），就能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就能百事顺遂，永葆青春。这就是凯恩斯后半生整个经济研究活动的基本态度。凯恩斯策划的救治方策随机应变，前后经济思想变动很大，但始终恪守这种基本态度，真是万变不离其宗。这是理解凯恩斯就业理论思想演变过程之又一个关键性的特点。

凯恩斯生逢大英帝国由鼎盛转趋衰败，坎坷多艰，江河日下的厄困时期。他热爱资本主义制度，尤其热爱大英帝国，留恋其过去那种黄金时代，面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独特的慢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空前严重经济大危机忧心忡忡，从而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究竟何在，以及如何解救这一核心问题，不断进行探索、探索、再探索。这就是凯恩斯为了抢救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痼疾不断提供诊治方案的“三部曲”：

第一步“探索”：是他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即《货币改革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

第二步“探索”：是他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即《货币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

第三步的“再探索”：是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就业通论》型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

在这“三部曲”的不断演变过程中，凯恩斯始终贯彻着务实精神，方案有其明确的目的性：针对当时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深沉病症，以“异端者”的身份，提出同传统经济学教义大相背离的方案，进行拯救。同时，不论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20世纪30年代，都把当时的经济困境主要归咎于当局推行的传统保守经济政策，因而对当局及传统经济学人士严加指责，展开激烈的论争。他自认为，只要对病症在理论上诊断正确，在政策上处方对症，就可以药到病除，长治久安。

这“三部曲”是凯恩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时期，随着经济形势恶化的不断加深，经济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的具体象征。在不到20年的岁月里，凯恩斯在探索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障碍，并寻求解救方案这个重大课题上，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相继发生了三次明显的阶段性的重大变异。每次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可以说，真是前后判若三人。如前所述，他这种“善变”风格，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发展史中，真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可能会是后无来者。

从政策措施的角度来说，这“三部曲”有其始终一贯的一个观点，即明确地承认经济病症的严重性，而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形势有很大改变，不可能再采用战前那种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而必须改弦更张，转而运用市场机制以外的外生力量，进行调节和干预，才能恢复经济的健康发展。前后三个方案都贯彻着“调节”、“干预”这个词汇，其共同含义在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之外，必须借助于外生力量的调节和干预。

但是，三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有差别的。三个方案在调节领域的选择上，在调节深度的确定上，在调节杠杆的调度上，彼此各有不同。此中有一个显著的趋势，那就是，随着经济病症的日益深沉，调节方案也就一个比一个在内容上变得更为复杂，在深度上变得更为强烈，在方式上变得更为直接。总之，对萨伊定律及市场机制自动调节导致经济均衡和充分就业最优境界这种传统经济学教义，从初步怀疑直到转变成明确否定，从而把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强调到前所未闻的高度。

以《货币改革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而言，它的内容比较简单，主张在货币管理本位制之下，坚持以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为主，辅之以货币金融调节，促使物价稳定，恢复经济均衡。这是他救治英国20世纪20年代慢性萧条早期病症的方案。当时尚在病症初期，他原以为运用英格兰银行对货币数量的温和调节，即可克服萧条。但是，事与愿违，这套方案并未被当局采纳。而且，英国病症继续恶化，即使方案付诸实施，也未必能有显著的“疗效”。于是他对这温和的调节方案，认为所包罗的因素太笼统、太简单，忽略了应该考虑的一些复杂因素，对日益深沉的慢性萧条解释得不够深透，必须加以修正。于是，《货币改革论》出版不久，他就着手撰写《货币论》，编制另一套“新”型货币调节方案。在“新”型方案中，将原来被忽略了的因素细加分析，增补进去，从而使“新”的货币政策在内容上、格调上相应扩大化、复杂化了。

《货币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不再是笼统的货币数量，而进行了各种货币的明细分类。第二，不再是单一的银行存款，而是细分为收入存款、业务存款和储蓄存款。第三，不再是笼统的货物总量，而是分解为消费货物和投资货物。第四，不再是统一的支出，而是分解为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第五，不再是统一的物价水平，而是分解为消费品物价水平与投资品物价水平。第六，不再是单一的利润，而是分解为企业家正常收入和“意外利润”。第七，不再是单一的利率，而是分解为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第八，不再是储蓄与投资必然相等，而是把储蓄与投资两者间的矛盾，以及这两者间的矛盾与均衡构成“新”型货币调节方案的一个十分重要组成部分了。第九，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均衡条件，而是分解为三个均衡条件，即：（1）产品的价格等于生产费，“意外利润”为零；（2）储蓄与投资相等；（3）自然利率等于市场利率。第十，理论基础不再是简单的货币数量论，而是错综复杂的一系列“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了。总之，《货币论》型调节方案在内容上、格调上比《货币改革论》型调节方案大大地扩大化、复杂化了。

《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价格决定的理论。建立“基本方程式”的目的在于表述价格决定的各种因素，研究价格变动的机制，从而由中央银行利用足够的权力控制价格水平，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使经济臻于均衡的稳定境界。

《货币论》的撰写，经历了好几年的时光，凯恩斯在撰写过程中，不少论点已经有所发展和变化。同时，这本以后期剑桥学派经济学说为主导思想而编写的《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在1930年出版，适逢20世纪30年代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可谓太不适时。面临资本主义“社会瘟疫”这种垂危困境，凯恩斯觉察到了：《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在病理诊断和治病处方方面，显得文不对题，药不对症，非改弦更张，重新制订医治方案不可。于是，他“对待自己的巨著，像是对待死敌的著作一样毫不留情”⁽¹⁾，迅速而坚定地摒弃以“货币调节”为主导的旧方案，改订以财政干预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新方案，《就业通论》这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脱颖而出。从此，凯恩斯完成了从后期剑桥学派货币理论家到以就业通论为中心思想之“新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重大转变。

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三部曲”中的前两个方案基本上还是属于后剑桥学派货币理论的范畴，但其中具有若干新的观点，可以算是对剑桥传统教义的初步背离。而《货币论》型调节方案中这种背离倾向又要强烈一些，可以算是导向《就业通论》型需求管理方案的过渡形态。

《就业通论》型的需求管理方案在内容上、格调上同前两个方案有很大的差别：其一，在战略目标上不再是稳定物价水平，恢复均衡，而是以解救失业、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为目标。其二，研究主题不再是物价决定理论，而是产量（收入、就业）决定理论。其三，制订方案的假定前提不再是充分就业，产量既定，保持在最优境界，而是低于充分就业，产量波动不定。其四，方案的理论基础不再是货币数量论及其变种——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而是有效需求原理。其五，经济政策不再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内的间接调节，而是扩大政府职能，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辅之以货币金融调节，直接对投资和消费二者进行双管齐下的需求管理。

“凯恩斯革命”的内容包括两个组成部分：政策制定与理论塑造。西方有的经济学家⁽²⁾认为，有两个“凯恩斯革命”：一个是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以有效需求理论来代替剑桥学派的经济自动调节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理论。另一个是政策上的“凯恩斯革命”，即要求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转为控制有效需求即总需求的水平；如果有效需求不足，主要以财政政策来刺激它或直接创造它；如果需求过度，主要以财政政策来抑制它。

我认为，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彼此紧密结合的，它们共同构成“凯恩斯革命”的整体。如果两者缺一，就不能算是完整的“凯恩斯革命”了。

经济政策总是在一定经济理论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凯恩斯调节方案的“三部曲”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凯恩斯对于自己所开具的治病处方——政策措施，特别着重其作为病情诊断的理论依据，力求使之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例如，他在《劝说集》的序言中说道：他在1931年以前的“这些文章都是在匆忙中写成的，作者在不顾一切的迫切心情下，想对他的读者及时进行说服”；由于缺少一个理论基础，因而，“12年来，唠唠叨叨说了许多，但对事态的进程，丝毫也没有能发生影响”⁽³⁾。由此可见，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劝说集》序言时，就已明确地觉察到，仅仅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没有理论基础作为依据，势必缺乏说服力而不能发生影响。他在《就业通论》末章论述其新经济思想的巨大威力时说：

……假使这种思想是对的……说这种思想在未来不会有多大力量，一定是错误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基本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入情入理，很热心要试试……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⁴⁾

在上段引语中他确认，一般人当时都渴望对严重的经济痼疾需要一个更基本的病理诊断，塑造一个正确的理论，就会在未来发生出乎意料的巨大力量，甚至进而统治世界。这可看出，他是多么重视作为政策建议之思想基础的理论塑造啊！

试看，他那医治萧条的前后三个调节方案，都是既有实际政策建议，又有理论论述作为思想基础的，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救治方案的整体。

以《货币改革论》型货币调节方案而言，货币调节政策的理论依据是货币数量说。这一方案是凯恩斯救治英国20世纪20年代慢性萧条早期病症的病理诊断和政策处方。他撰写《货币改革论》的岁月，病症尚在初期，原以为以简单的货币数量论为理论依据，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辅之以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温和调节，就可以稳定物价，克服萧条，重新恢复英国经济的均衡与繁荣。

至于《货币论》型的货币调节方案，同《货币改革论》方案相似，仍然以稳定物价水平、恢复经济均衡为战略目标，但政策的具体运用，则要复杂得多。它确认对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在调节经济方面具有巨大威力，坚持把货币金融调节定为摆脱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货币调节的主脑和操纵者是中央银行，货币调节的杠杆是利率；由中央银行指挥整个银行体系，操纵市场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相一致，进而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做到“储蓄＝投资”。这种政策措施是有着比《货币改革论》更为复杂的一套理论作为思想基础的。它们包括：首先，核心理论——从以传统货币数量论为基调转化而成的一套“货币价值的基本方程式”。其次，中介理论：其一，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两者之间矛盾与相等的利率理论；其二，关于储蓄与投资两者间之背离与一致的投资理论。正因为《货币论》中包含着远比《货币改革论》更为复杂而奇特的经济理论，使这部巨著显得艰涩、混杂，甚至各个组成部分有互不协调的痕迹。

关于《就业通论》型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方面，凯恩斯本人在这部著作中只作了极为简要的论述。他自己明确指出：“至于应当采取何种实际措施才能把这些思想逐渐加以实现，即使提纲挈领地进行表述，也须另成专书。”⁽⁵⁾正因为这样，他的这部著作主要是一部理论专著：阐述他那艰涩而复杂的有效需求理论，为他那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新型需求管理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解救失业的公共工程政策开始，然后进而探索出就业一般理论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关于解救英国经济困境的讨论中，已有人主张通过采用发展政策（主要是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失业。在1929年的英国大选中，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向选民保证，通过财政拨款、主办公共工程就能解救失业，增加国民福利。凯恩斯热烈支持这一倡议，为自由党代撰竞选纲领，并和汉德森合写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直接把失业问题作为主题，对失业损失作了明细分析，对采用公共工程政策去解救失业的好处——直接和间接增加就业进行估算，并且认定这会提高有效购买力，进一步产生一种积累效应，给经济活动以普遍的刺激。这本小册子首次明确地主张采用财政干预解救失业问题，粗略地描述了倍数思想和储蓄对投资的关系的理论。由此可见，凯恩斯首先提出的是对付失业的公共工程政策，然后才为这种政策寻求理论根据，支持这种政策的直接支柱是倍数原理，其进一步的支柱是通过倍数原理而发现的有效需求原理。因此，在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劳合·乔治能办到吗？》这本小册子是一本具有“革命”因素的著作，算是“凯恩斯革命”的开端。

凯恩斯为通过公共投资支出去解救严重失业问题而寻求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论依据就是倍数原理。为了使倍数原理能够成为新凯恩斯政策之强有力的理论支柱，必须首先解决倍数的计量问题和需求何以会创造收入的问题，进而要回答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什么不能直接通过增加私人消费支出和私人投资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凯恩斯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探索，创造了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的理论以及流动偏好等概念，其中，边际消费倾向概念尤为重要。

总之，凯恩斯从财政政策的公共工程建议开始，进而为之寻求理论依据，通过倍数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逐步形成“就业一般理论”这个新颖而庞大的理论体系，藉以增强其在当时论争中的说服力，并使之具有深远的影响。确实，在《就业通论》型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需求管理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凯恩斯花费在理论构思方面的精力，比在政策设想方面，要超出许多倍，而且在难度上前者比后者要超出许多倍。在《就业通论》这部代表著作中，在所占篇幅上前者比后者也要超出许多倍。在这部著作中，凯恩斯既有政策建议，又有被认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两者密切结合，构成这个需求管理方案的整体。

试把罗斯福“新政”同凯恩斯需求管理方案两相对比：一方面，前者实行政府干预政策的涉及面甚为广泛，包括财政、货币、金融、工业、农业、价格等方面，而且雷厉风行；而后者则论述甚为简略，而且当时还停留在《就业通论》的书本上。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前者仅简要提及购买力不足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论点，完全没有什么深奥难懂的论证；而后者则特别着重有效需求原理这一核心理论的塑造和论证。罗斯福“新政”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凯恩斯《就业通论》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实质上属于同一种范畴，但在理论依据上，前者甚为平淡，后者则特别明显，塑造成一整套艰涩复杂的理论体系。

除上述各项特点之外，就业一般理论的塑造本身还有一些具体特点，必须简要加以论述。

（一）采用短期分析的方法

就业一般理论对经济运行中所出故障的病理诊断（理论分析）与救治处方（政策措施），采用短期分析的方法，即袭用马歇尔的短期分析方法。他在《就业通论》一书中塑造各种理论——各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均以短期分析为范围去进行论证。如他明确指出：“在短期内，因资本设备之改变，微小不足道，故用实物计算的真实所得与用工资单位计算的所得，二者增则俱增，减则俱减。”⁽⁶⁾又说：“在短期内，因设备等可以假定不变，故工业常受报酬递减律之支配……”⁽⁷⁾“设我们所研究者为短时期，例如就业量之循环性变动，则因在短期以内，人类习惯尚没有充分时间，与客观环境之改变互相适应，故以上所述法则（指消费倾向——引者）尤其适用。”⁽⁸⁾唯其是以短期分析为范围，其各个理论就呈现出在《就业通论》一书中所具的特定形式。这是理解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之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如果改换为长期分析，如某些后凯恩斯主义者那样，使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则理论塑造势必会另有一番图景。

（二）思想发展过程中，对当时经济痼疾的诊治，每每先作常识推理，然后才构成理论定型

凯恩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当时经济病症提供病情诊断与救治处方，每每以“异端者”的身份，先在报刊文章或演讲中抒发自己的见解，同论敌进行针锋相对的论争。这些见解每每以通俗易懂的常识推理进行辩解和劝说，然后再提升到理论高度，逐步形成理论体系。

例如，1929年他支持劳合·乔治关于主办公共工程以解救失业的方案，同汉德森合写《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进行劝说和辩解，就是先把倍数思想以通俗易懂的常识推理加以表述。确实，这种常识推理性的解说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的，因而运用公共工程政策以解救失业这个重大问题的论争究竟谁是谁非，仍然是悬而未决。这就促使凯恩斯进而一步一步地继续向前探索，经过几年的努力，最后才把原先以常识推理方式表述出来的粗糙倍数思想，塑造成为形式完备的、公式化的倍数理论，成为就业一般理论体系中一个关键性的重要理论。

又如，凯恩斯受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冲击，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论述经济大危机的报刊文章和演讲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大危机的极端严重性、严重萧条在根源上的诊断、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救治对策等问题，作了些常识推理的解说。在对于大危机的严重性方面，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后论断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严重萧条的根源问题上，他认为困难的症结、祸害的根源在于企业家支出的生产成本，不能在出售商品时，以货价收入的形式如数收回。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巨大增长以后，没有能力为增长的生产力寻求出路。”⁽⁹⁾“寻求出路”意味着找到销路，具备足够的购买力。这就是说，商品供给有巨大的增长，而市场没有足够的需求，从而引起物价下跌，使企业家缩减生产，解雇工人，失业人数增加。这就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有效需求不足”这种致命病象了。关于救治对策方面，凯恩斯强调对前途要有信心，反对节约、反对降低英国国民的购买力，提倡“花费些钱财”，反对紧缩政策，主张赤字财政和举债花费。这同以财政政策为“反危机”主药的观点已属基本一致。

这些常识推理性的论述，当然谈不上理论的高深境界和体系完整。这就有待于凯恩斯的进一步继续探索和塑造。《就业通论》中复杂而艰深的理论体系，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些常识推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提炼的产物。

但是，这里应该指出，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凯恩斯后来塑造的理论观点同其原来的常识判断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因为，原有的常识推理是其旧理论之持续影响的产物，而后来的理论塑造却属于“新经济学”的范畴。

（三）理论嬗变过程中存在着反复性和矛盾性

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就其总的演变趋势而论，当然是新观点取代旧观点，逐渐使新理论得以确立。但是，就一个特定的新旧交替阶段，特别是早期阶段而论，却是新旧杂陈，呈现着曲折、复杂、矛盾和回生状态。

例如，1929年，他十分明确地支持劳合·乔治关于动用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解救失业的方案，并且撰写了《劳合·乔治能办到吗？》的小册子，阐述了这个方案在增加就业方面将会取得的直接、间接以及总的累积效应，这在实际上提出了倍数思想。罗宾逊把这一重大事态看成“凯恩斯革命”的开端。⁽¹⁰⁾1929年，一方面，是他的《货币论》出版的前一年，也是其《货币论》型货币调节方案处于完成阶段的一年；另一方面，却是他背离“货币调节”这个后剑桥学派货币学说教义，改采财政干预，举办公共工程，直接以增加就业为目标的新观点的一年，这确实是凯恩斯就业学说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1931年，凯恩斯汇编《劝说集》时，把这本小册子改名为《关于扩张计划》（1929年5月，普选日），其中摘录了关于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劳合·乔治方案的优点，个人的储蓄并不一定转化为投资的观点和斥责“保守党政府把我们陷入了困境”等论点。⁽¹¹⁾但是，他却把其中关于隐约地指出的倍数思想的内容漏摘了。实际上，倍数思想是凯恩斯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这种遗漏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疏忽，而可看出他在1931年汇编此书时对这一十分重要的思想发展并未赋予足够的重视。这显然是一种思想回生现象。

又如，1931年夏，他在美国芝加哥哈里斯纪念基金会发表题为“世界性的失业问题”的演讲里，分析当时经济萧条的极端严重性，并且预言整个世界遭遇的大灾难不能很快地被克服，萧条持续的时间也许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长得多；同时预见到会有一个长时期的半萧条状况，可以称为就业不足的均衡。但是，由于他的《货币论》旧理论模型的持续影响，他的医治萧条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对利率的操纵。在《货币论》中，利率是促使储蓄与投资得到均衡的主要因素。他这时仍然继续强调利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降低利率以促进投资，将投资提高到与储蓄相等之某一标志着繁荣的均衡水平。

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前夕的1929年5月间，凯恩斯已经振振有词地主张通过财政拨款的投资、举办公共工程以解救失业；而到大危机日益深重的1931年夏季，却反而强调采用货币政策的利率调节去恢复经济均衡，足见他的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充满着反复和矛盾的，即以救治失业的对策而论，究竟是以传统的货币（利率）调节为主，还是以财政（公共工程投资）干预为主，至少直到1931年仍然是处于前后反复、矛盾的混乱状态。

（四）就业一般理论体系的表述程序同理论塑造过程的程序殊不一致

如前所述，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从1929年主张通过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增加就业这种政策措施开始的。为了增强它的说服力，使这种措施能被采纳并见诸实行，必须寻求理论依据，于是塑造出粗略的倍数思想，以及储蓄同投资之间的关系这些新的理论观点。这是就业一般理论之思想发展过程的原始雏形状态。以后，经过几年的进一步探索，原来粗略的倍数思想逐步发展，日趋数理化、公式化，形态臻于完整，塑造为最后定型的倍数原理，构成“新经济学”投资理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说，凯恩斯就业学说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从公共工程经济政策开始，而后塑造其就业一般理论，而他的理论塑造过程，又是从粗略的倍数思想开始，然后逐步加深提炼，成为定型的倍数原理的；与此同时，在倍数理论的提炼过程中，进而逐步塑造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有效需求原理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并最后编制成就业一般理论的整个体系。在这种意义上说，就业一般理论是发轫于财政拨款的公共工程投资，而以倍数理论为思想发展过程的主轴，不断纵向地加深探索，横向地扩大研究，增添一系列新的理论范畴，最终形成一个艰涩复杂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就业一般理论在塑造程序上的基本轮廓。

而凯恩斯在《就业通论》一书中对这一新理论体系的表述程序则大不一样。这是在就业理论的思想演变过程已经完成，整个理论体系已臻定型，然后才把整个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表述程序的安排，使其成为次序适宜的理论体系。先在卷首交代其对立面，即经典学派的中心论点以及定义和概念，然后再进入理论体系本身的表述，即首先阐述有效需求原理，其次论证消费倾向，再次考察投资引诱，最后才旁及工资、物价、商业循环和社会哲学等问题。

综括上述，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在思想演变过程中的理论塑造程序，同《就业通论》一书中的理论表述程序是大相径庭的。一般地说，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构思和撰写一部经济理论著作，都要经过这两种不同的程序，而且这两种程序都会存在着差别。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但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的上述两种程序相差如此之大，却是十分独特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受传统经济学说的熏陶极深，原来许多年对之深信不疑，并且曾经塑造过两种传统形态的货币调节方案，必须经过长时期的挣扎，才能摆脱传统的想法和说法，建立“新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¹²⁾

因此，他的就业一般理论的塑造是经过6～7年的漫长岁月，除旧布新，迂回反复，一个一个观点和理论，点滴积累，蹒跚前进。他的理论塑造过程特别艰难而缓慢，塑造程序也就十分独特而杂乱，与他在《就业通论》一书中的理论表述程序大相径庭那就势所必然，毫不足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