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与生产

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中，生产规模是在不断地趋于扩大，生产组织是在不断地趋于复杂，产品种类是在不断地趋于繁多。此外，更有一个特征，即在现行经济体系之下，生产之进行与发展对于货币制度与价格机构之依存性，是在不断地增大。在本节中，拟以物价温和地继续上涨为前提来分析生产规模趋于扩大与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之各种问题。

促进生产日益扩充之种种因素，主要者可归纳如下：

第一，人口之增加。人口增加，则维持人民生活之物资的需要，亦告增加，因而使生产扩大有其必要性。同时，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有其重要的地位，在过去，此种重要性较现在尤大，由于人口之增加，使生产扩充中不感劳动力缺乏之虞。

第二，资本之增加。资本为生产要素之一，欲求生产能够扩充，必须有充分的资本方可。同时，由于产业之发达，资本累积因而更形迅速，使次一期中之产业得以更加扩充。如此互为因果，循环推演，使产业规模日趋扩大而无止境。

第三，生产方法之进步。因科学日益进步，在技术上，新机器不断出现，人类利用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之力量日益增强；机器代替人工之成分，日益增大，使大量生产能普遍地实行。

第四，企业组织之进步。企业规模日趋扩大，分工日趋细密，成本会计与科学管理日趋严密，原料与产品之品质日趋标准化。总之，一切设施均趋于计算精确管理严格之一途，因能获得大量生产的利益。

第五，消费者欲望之增多。这是就生产扩充之需要而言。无疑地，消费者欲望之增多，主要的是受生产扩充产品增多的刺激使然，但欲望之增多，却又是产品之需要的来源，而更促产品之增加。故两者互相作用，使产业日趋扩充。

此外如社会组织之日趋严密，政治机构之日趋灵活，交通运输之日趋方便，天灾人祸之日趋减除，人民知识与道德之日趋进步，均与生产扩充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许多力量或因素之运用，务须使其凝聚起来，结为一体，成为一个非常协调、非常匀称（symmetric）、非常整齐的综合组织，方能运行自如，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威力；此种组合工作则完全依赖着货币制度与价格机构之确立与运行。假如没有货币制度与价格机构之滑润作用与助长作用⁽⁶⁾，则社会经济必永久地停滞于原始的状态，绝难有所进步。换言之，假若没有货币制度和价格机构，则社会绝不会进步；即有货币制度与价格机构，假若运用不善，则社会进步亦必极为迟缓。所谓货币制度与价格机构之善为运用者，即物价在长时期中之徐徐上涨。必如此，方可符合现行经济体系之特质，方可刺激生产使之日趋扩大。

凯恩斯（J．M．Keynes）在其就业概论中讨论投资量之决定因素时，谓投资量依存于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两者间的关系。即投资量并非单独地由利率去决定，亦非单独由资本之边际效率去决定，而实由两者间的关系去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又依存于资本之供给价格与其预期的收益额（prospective yield）⁽⁷⁾。所谓资本之边际效率者，即企业家购买一项投资或资本财时，则从此有权收受其预期之连续的赢利。此项赢利在此投资之存续期内，即逐年地从出售其产品之收益中，减去该产品之各项成本后的余额。这逐年之连续的赢利（series of annuities），即为资本之预期的报偿⁽⁸⁾。该资本之预期的报偿与其供给价格或替换成本之关系，即构成该项资本之边际效率。企业家对某种资本财投下资本时，对此后该资本财逐年的赢利，加以估计，而折合之为现在的价值（present value of the series of annuities）；此种将来赢利的现在价值，当至少与制造此项资本财时之替换成本恰好相等。资本财之将来赢利折合为现在价值，此现在价值而又至少须相等于资本之供给价格，于是此项折合率（the rate of discount）即为该项资本之边际效率。每一种资本财均各有其特殊的边际效率，在这许多边际的效率中，最大的一个即可视为一般资本之边际效率⁽⁹⁾。所谓资本之供给价格，是指生产该资本财时所费的成本，此项成本之支付，是现在即告发生的。而资本之预期的收益额，却是一种预期，是属于将来的事。故计算资本之边际效率时，当将后者折合为现在的价值，方可与前者相比较。但将将来收益额折合为现在的价值而与替换成本加以比较，仅为一种计量的步骤，估计将来收益额实为本问题的重心⁽¹⁰⁾。

资本边际效率之变动受种种因素之影响，如日后资本财制造之预期的成本、货币价值和利率等之可能的和或然的变动，均可使资本边际效率发生变动⁽¹¹⁾。凯氏并认为：实际的投资率将会在投资需要表列中尽可能提高，提高到如此程度：使一般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市场利率相等。易言之，即实际的投资率，将在资本之边际效率与市场利率相等之一点上，得到均衡；不及此均衡点时，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大于市场利率，则投资率尚未达于饱和的境界，企业家增加投资尚属有利可图；在事实上企业家必为追求利润而继续投资，及达于此均衡点而后已⁽¹²⁾。企业家增加投资时，估计资本之预期的产额，系以种种期望（expectations）为依据；根据此种种期望，去估量资本投下以后可望收回的数额⁽¹³⁾，所以，期望实为投资量或产业扩充率之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影响资本之边际效率者有种种因素，即影响投资量或产业状态者有种种因素，但本节中单以货币价值变化之一种因素为讨论的出发点。货币价值苟有变动或有发生变化的象征，则由此变化的期望，可以影响现有的生产量。货币价值下跌之期望，能使资本之边际效率表列（schedule）上升，即使资本之边际效率增大，刺激投资，因而使产业得以扩充。货币价值变动之期望，对生产量所以有影响，实由于利率未能在此时期内与物价作等量的变化。假如利率同样地上涨，则资本之边际效率实无由提高。所以，货币价值下降对于生产量之刺激，实依存于资本之边际效率的提高——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而告提高。物价上涨或物价有上涨的征象，均可刺激投资，使产业趋于扩充。当物价上涨时，生产规模在某种限度内，具有扩大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实为本学说基本前提之一。

此时期中生产扩充之方式，主要有二：一为原有设备之充分利用，如增加工人，增加工作班次等；二为新设备之增加扩充，使该企业单位之生产规模扩大，或另外设立，使企业单位增多。在一般的情形下，当物价上涨时，第一种扩充方式较为便利而容易，实行时所需时间较短，故在市场中表现其效果为期较早；第二种方式较为困难，需时较长，故在市场中表现其效果为期较晚。

生产扩充，产品增多，交易总量增多，则货币需要增大。本学说中所谓货币需要，系包含于交易总量之中，交易总量增加，则货币需要即成正比例而增加。故此与剑桥诸学者之所谓货币需要，在含义上有所不同。另外，货币需要与价格水准亦有关系，如价格水准高，则每一交易所需要之货币数额亦告增大。故货币需要之决定因素有二：①物价水准；②交易总量。但吾人在本学说中当偏重后者，而对前一因素加以忽视，因为货币数量增加后，使物价变动，所以不与货币数量成确切的比例者，实因后一因素之作用，与前一因素毫无关系。

在较短的时期（如一年或数年）内，物价可以上涨数倍、数十倍甚至千百倍，但生产规模之扩大，却须受种种限制，绝不能因物价之刺激而与之成正比的扩充。真正通货膨胀（true inflation）或绝对通货膨胀（absolute inflation）⁽¹⁴⁾之所以能形成，即由于货币数量增大之无限性与生产规模扩大之有限性交相配合使然。故吾人在分析物价水准与货币数量的关系之前，应对生产扩充所受之种种限制，有加以提及之必要。其所受限制大概如下：

第一，时间之限制。扩充生产是需要时间的。资本之募集，资本设备之制造与装置，劳动者之雇佣与训练等，均需要相当的时间。而各种产业部门因性质不同，扩充时所需时间的长短，彼此又有差异。此种差异大概依下列四种情形而定：①其生产程序较长者，需时较长，否则较短。②制造时需要固定资本较多者，需时较长，否则较短。③制造过程较复杂，需要较高之技术者，需时较长，否则较短。④制造过程中对于他种企业之依存性较大，即需要他种产品之协助与合作较多者，需时较长，否则较短。故物价上涨，刺激投资量之增加后，不论是原有资本设备之充分利用，还是新资本设备之增加，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后者所需时间则更长。同时，因基于上述种种情形，各产业部门之扩充步骤即使同时发动，但增加产品之提供市场，却有先后之不同。故一般地说，以时间为准，当物价上涨时，货物供给增加在市场中所表现的增加率，至少在理论上，可分下列三个阶段：①现在存货之尽量供应；②现在设备之充分利用；③新设备之增加⁽¹⁵⁾。但是，此种时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和说明之方便，实则时间是连续的，时段之间无显明的区分线，三者彼此融合着，而至于无从辨识之境地。

第二，原料之限制。扩充产业需要原料，资本设备之制造增加，需要原料之增加；运输设备之增加或改良，需要原料之增加；消费财制造之增加，亦需要原料之增加。而每因农业生产与矿产开发之有限度，原料增加之可能毕竟有限。同时，产品是由多种原料组合而成的，而各种原料之出产地域、出产季节和出产数量彼此不同，对于特种货物之制造言，可资利用的（available）各种原料，数量与品质均有差异。李泌施在农业肥料学上之最小量养分法则（Leibig law of minimum nutrient）⁽¹⁶⁾亦可适用于工业生产之原料配给方面，而使此特种工业产品之扩大率，受其各种原料中最少量的一种原料之限制，即其扩大率以此最少量的原料为其最大限度。此种法则之适用，更可推广。一种货物之制造，必须由若干已成的其他货物或设备为之辅助，方可有成。故论一种资产之生产力（productivity），必须兼顾其辅助资财之品质与数量，方有意义⁽¹⁷⁾。在一种制造方法之下，一种产品生产量之扩充率，受其所需各项设备中增加弹性最小一种设备之限制，即其扩充率以此增加弹性最小之设备为其最高限度。

第三，技术的限制。技术低劣，则有许多物资无法加以利用；纵使从别国输入机器，但如运用乏术，亦必效率低劣。同时，在科学发达技术优越的国家，技术进步已到相当地步，以后只能望其在长期间徐徐进步，若欲求其在短期间内更有惊人的进步，殊为困难。

第四，整个产业组织与经济活动是在无政府状态中，产业扩充时，势必增加浪费。在现行经济体系中，供给与需要之调节，以及各产业部门间之配合比例，原料劳动与资本之分配等，均主要依存于价格机构之指示，人民的一切经济活动均须与之相适应；而无一中央管制与计划机关去作通盘的筹划，作统一的指挥。所以，在产业扩充时，因判断不正确，在“量”与“质”方面与实际需要方面有所差池，是极普遍的现象；此外，各产业单位之自由竞争，亦每每增加物力与人力之浪费。总之，在无政府状态中之产业活动，物力人力发生浪费之事极为普遍，故产业扩充时，其效率较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者为低，致使产业扩充之实效为之减色。

第五，需要方面之限制。上述四项均属供给方面之限制，实则在需要方面亦有限制。在现行经济体系中，分配不均，使生产与消费二者每易脱节，所谓生产过剩，即为此种脱节现象之具体表现。故一方面有货物充斥，销路不畅；同时另一方面大部分人民之消费标准并未及于可能的最高限度——而且相去甚远，此种矛盾现象即为现行分配制度之必然结果。产业扩充遂亦受了限制。

总之，物价上涨虽然能刺激投资量之增大，使产业有所扩充，但因产业有机体内各部分具有决定的数量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助长，亦相互牵制，而成为一个交感关系的产业集团，其扩充须受种种限制。每有下列四种现象发生：①速度远不如物价上涨之大。②物价上涨在前，产业扩充在后，且两者间有相当大的时差。③产业扩充的准备阶段中，扩充速度不大，但及准备完成，则速度增大；即物价上涨后之相当时间内，产业扩充速度不大，但逾此时间则速度增大。唯此种速度维持相当时间后，势必又趋平稳。④产业扩充达到某种限度后，即达到产业饱和点后，不能再有所扩充。以凯恩斯之术语言，此即饱和就业量（full employment）之达到，如货币数量仍继续增多，则为真正通货膨胀或绝对通货膨胀之开始。

所谓产业饱和点者，即指在此时段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已获得最大可能的利用，产业扩充之活动已受最大限度的压制，再加扩充非常困难，故其扩充速度降低至最低程度——但不一定为零，此后即大体上永恒地（自然以此时段为限）保持此种速度，而不复再行增大。所谓可资利用之物资已获得最大可能之使用者，并非社会中之全部物资均被使用，而全无废弃之谓；在实际上，因有上述种种限制，尚有一部分物资未被动用，但此部分物资业已减低至可能的最小限度而已。产业饱和点一经达到，则在此时段中，物价上涨对于货币的投资数量尽管仍可刺激，但产业规模已不再行扩大，即社会中之物品总量已在大体上不复能有所增加——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产业扩充，在“量”的方面固有大大的增加，即在“质”的方面亦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质的变迁与量的扩充是连带发生，平行所出现的，在现行经济体系中，如谓由一个均衡进入另一个均衡，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变化，实是违反事实，非愚即妄。所谓质的变迁，在含义上应包括下列诸方面：①原有产品在品质上之改良；②新产品之出现，使一部分旧产品归于淘汰；③原有各产业部门之扩充程度难于一致，故其相对的比例发生变动；④新产品之出现，使社会中各产品配合之整个状态发生变化。所以，在产业之量的扩充时，质的方面亦发生下列诸种征象：

第一，欲望扩充。每一个人的欲望，名目繁多，但这些欲望在一定的客观标准之下，对于生活之维持，其必要性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分别；每一个人均可以将其欲望之全体，以此种标准，按其重要的程度，列成一个等级表，以其可消费的物资，按边际效用法则，适当地分配于各个欲望之满足上。假若可资消费之物资不足，则不得不牺牲其较不重要之欲望的满足。今产业扩张，产品增多，人民真正所得增大，则消费标准提高，人民所可满足之欲望种类增多，过去所不能满足之较不重要的欲望，现在亦能部分地或全部地得到满足。同时，因能满足之欲望扩充，则维持生命之最必需的欲望，在其整个支出中所占的地位，即告降低；在整个支出中，各个欲望之相对的地位，遂亦发生变化。例如，劳动者在失业或收入不丰时，集中财力满足其最重要的几种欲望；及收入增大时，则其他次要的欲望亦得满足，则在整个支出中，其各个欲望之相对关系，亦与原来者有所不同；单以食一项开支言，过去在总支出中所占百分比较大，现在则变小了。总之，由产业扩充而使可得满足之欲望得以扩充，于是人民消费标准提高，生活因之改善。

第二，生产组织之整体变质。产业扩充后，各生产部门之相对关系即告变动，如：①农业与工业之相对关系的变动。因农业受天然限制较多，扩充困难；故产业扩充每向工业方面发展，原料取之于国外，制成品亦向国外销售；于是农业生产在整个生产组织中所占的地位，相对地亦趋于低落，而工业生产的地位则趋于提高。②工业生产各部门之内在关系的改变。工业生产扩充时，各种产品在生产时之原料、设备、技术等彼此不同，扩充之速度与程度亦各不相同；故由旧的均衡进入新的均衡，工业生产各部门彼此间之相对的地位，亦告变化。③原有产品之改良，新产品之出现，使产品之品质一般有所提高。

在某种观点上，我们可以说，整个经济发展史，即为生产品之“量”与“质”的发展史；量的扩充与质的变迁，在整个经济史中，是两两平行着的。上面所述由量的扩展引起各种质的变迁，在整个经济中作长期观察，也是如此；所以特别指出者，仅因在物价上涨，生产扩充时，此种现象则更形显明而已。但是，“自然不飞跃”，一切事象均是在长期中逐渐进展，绝难在短期中有突变而使整个结构完全改观的。所以，尽管因产业扩充而使其发生质的变化，使新的均衡达到后，物价水准之组成分子与前有所差异，但在达到新均衡所需之时段（一年或数年）内，此种差异也不会大到如何惊人的境地。货币相对数量说本是由若干复杂而概要的事象⁽¹⁸⁾所组成，去求出物价与货币数量之关系的一种学说。故此种生产物之质的变化，在原理上固须加以顾及；但如因表现方法之困难，为求简便而加以忽略，亦无多大关系。在事实上，各种指数之编制⁽¹⁹⁾，物品之种类与品质选定以后，即长期的以此为准，不加改变；而此种指数之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多大的减损，即为明例。

以上所述，是以物价继续上涨为前提而立论的。物价上涨之促成因素，虽有多种，但如要物价继续不断地上涨，则非货币因素变动——尤其是货币数量增加不可。故也可以说，本节的分析是以货币数量之增加为出发点而立论的。假如物价上涨是由于货币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如供求失调等原因所激成，则产业扩充，供给增多以后，物价即会下跌，绝无继续不断地上涨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