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组织形态与形态的生产

技术是书刊形态得以呈现的手段。在技术持有层面，以往的研究对技术与出版的关系持有几种看法：一种是“技术决定论”，认为出版技术的变革推动了出版行为的变化，出版是对技术的适应与调整；另一种是“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的需求决定出版技术的取舍。现在较为大家接受的是“相互影响论”，即认为出版技术提供了出版革命的某些可能，但是社会因素有目的地推动或者阻碍技术的推广，而使得技术与出版并不同步。“技术变革一般起源于出版业外部，在应用于出版业的初期阶段，由于技术的垄断性与未普及性，掌握技术的机构或个人将会在出版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情形将会随着技术的普及及其在出版业中的广泛应用而发生改变。”^[1]而笔者则更倾向于接受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式革新理论，认为技术只是创新主体所采用的手段之一，是新起主体突破旧有格局的利器。研究更应该关注技术持有者的主体身份和角色替换。晚清大众出版的兴起，使得在原先出版格局之外涌现了新的出版力量，产生了新的出版家。这些创新主体革新了生产内部结构。同时，他们发掘新的消费对象，采用了新的生产技术，在动态中不断侵蚀并最终取代原有的出版主体，赢得出版市场。

因此出版行为与印刷技术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现代性更多显现在主体创新中，而从传统出版转向现代出版的过程中，主体最重要的变化特征即是共同体的形成：出版共同体的形成，即编辑、印刷、销售三个环节不同于以往的组织，形成了现代的出版制度与结构；编辑共同体，编辑、作家、生产者以及读者间形成更为复杂而且新颖的合作关系，颠覆了单向度的传递，打造了更能动的传播空间；设计共同体，包括了编辑、美术家以及生产这几个环节的合作方式，以应对印刷中图像转移与复制的复杂状况。

《国学季刊》1923年第一卷第1号封面，鲁迅设计
（图片来源：作者实物摄影）

仅在形态层面，我们必须对形态设计中的技术使用持谨慎的考察态度，区分哪些是被迫采用的结果，哪些是自觉选择的结果，避免将设计思想的先进与技术采用的先进等同起来。以此角度来考察史实，无疑带有更大的困难性。如针对洋装书的采用，汪家熔就指出：“中文书籍用线装或‘洋装’，并不是先进与落后。装帧形式必须和用纸相适应，用纸则必须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2]因为洋纸较贵，所以早期多用土纸，形式上采用单面印刷与中式装订，而随着纸价的下降，洋纸的大量采购，西式装订也随之普及。也就是说，形态作为出版的载体，表现的是社会合力的结果，与技术甚至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有时不成正比，而区分出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才得真正触摸到设计者的现代性倾向。

下面的讨论即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考察形态的生产组织与人员配置的方式，一是讨论形态设计者对现有技术的采用方案。但是结果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技术性现代趋势影响了主体的意识，这两者的作用有时是相互促进，有时却是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