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动我国主导的

张军立　胡　成

我国移动通信产业经历了“2G跟随、3G突破、4G同步”的跨越式发展，由大唐电信集团主导、国内企业共同推动的TDLTE技术已成为世界第四代移动通信两大标准之一，这是我国科技创新的巨大成果，也使我国一跃成为能够向全世界提供最新移动通信技术与产品的重要国家。当前正是世界布局4G的关键时期，我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及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已把TD-LTE“走出去”作为重要内容，现在亟需的是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统筹规划，促进尽快实施。

一、4G TD-LTE“走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有利于稳增长，带动信息通信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保守估计，未来五年海外市场4G TD-LTE用户接近2亿，以70%系统设备由国内企业提供、70%终端在国内生产、70%配套基建业务由国内企业承担来计算，可带动我国通信制造业4000亿元以上的出口，间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2万亿元，新增国内就业岗位近80万个。

——有利于调结构，实现从产品出口向先进技术出口的升级。

我国通信设备企业已经具备一定国际竞争能力，4G TD-LTE“走出去”将带动芯片、终端（手机）、仪表以及移动互联网企业共同“走出去”，实现通信产业链整体“走出去”，切实推动我国出口结构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转型，提升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

——有利于强产业，在新一轮全球移动通信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参与全球竞争，已从技术标准和产业之争，进入到全球市场战略资源竞争的新阶段。4G市场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尽早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全面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有助于提升我国自主TD国际标准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信息通信领域的话语权，保持自主技术标准的持续竞争优势，为我国从4G“同步”到5G实现“引领”奠定坚实基础。

——有利于保安全，促进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随着“一带一路”、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的实施，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范围也将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伴随我国高铁、核电等基础设施和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走出去”，必然需要通过网络、通信等行业信息化设备实现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成投入运营后，又必将产生大量高密级的数据信息。如何保障“走出去”过程中的信息安全，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力推动4G TD-LTE“走出去”，实现“一带一路”走到哪里，自主创新、为我所控的信息通信网络就铺到哪里，这是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根本途径，也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发挥长远影响的重要因素。

二、4G TD-LTE“走出去”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一是4G TD-LTE产业链已具备与FDD—LTE相当的技术性能和成熟商用能力。我国4G TD-LTE已形成本土厂家主导、国际厂商广泛参与的完整产业链，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400家，其中包括系统设备商10家、芯片企业超过20家、终端厂家超80多家、仪表企业超30家。截至2015年3月，我国4G TD-LTE基站出货量超过80万台，预计到2015年末将达到130万台，与欧洲主导的FDD—LTE基本持平，覆盖城市超340个，成为全球最大的4G网络，产业规模效应开始显现。同时，4G TD-LTE28纳米终端芯片已实现多厂家量产，终端款数近1400款。中国移动等主流运营商的商业运营实践证明，4G TD-LTE产业链已完全具备了国际化能力。

二是我国通信企业已在境外积极布局4G TD-LTE知识产权，形成较强攻防能力。近年来，大唐电信集团、华为、中兴等国内移动通信企业发挥4G TD-LTE标准制定者的优势，积极开展境外知识产权布局，4G TD-LTE核心专利数量进入全球前十，并产生一批独特的、无法绕开的核心知识产权，已具备较强的知识产权攻防能力，能够为4G TD-LTE“走出去”战略实施提供有效支撑。

三是国内信息通信企业具有“走出去”的宝贵经验。目前，我国企业已在包括比利时、日本、南非在内的全球四大洲建设了TD-LTE网络，累计建设基站超2万套。2011年底，我国大唐电信集团在比利时成功竞拍取得TDD频谱资源，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拥有的首张4G移动通信牌照。2014年3月大唐与比利时合作方正式签署TD-LTE项目合作协议，已经开始推进比利时TD-LTE网络建设。

三、4G TD-LTE“走出去”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一带一路”、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为4G TD-LTE“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包括65个国家，约44亿人口、年生产总值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6%；2013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市场十分巨大。当前，这些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正处在从2G向3G/4G升级的关键阶段和窗口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在满足高铁、核电等基础设施实现信息互联互通的同时，消除信息鸿沟，提高这些国家信息化水平也将提上议事日程，进而对信息通信技术和产品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势必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大规模、高强度投资建设期，这为我国加快推动自主创新的4G TD-LTE“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机遇。

但是，我国4G TD-LTE“走出去”也存在不少挑战。从国外看，TD-LTE和FDD—LTE两种技术标准对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欧盟和美国政府通过“双反”调查、外交协调、高访等手段，支持FDD—LTE技术标准推广和设备厂家开拓市场；欧洲电信标准化委员会和欧美企业联合游说，要求在欧盟范围内将国际电联已划分给TDD的频段重新分配给FDD使用，遏制TDD技术在全球范围的应用；欧洲厂商在欧洲发起的5G PPP标准化组织中明确要求，成员必须是在欧盟内注册经营的企业，试图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欧洲企业标准化工作。从国内看，仍存在不少问题和障碍。一方面是缺少“走出去”的顶层设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通信作为“走出去”的重点领域，但目前尚缺少推动4G TD-LTE“走出去”的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没有形成相应的协调机制，政策红利尚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是缺乏上下游企业间“走出去”的协同机制。4G TD-LTE“走出去”需要全产业链整体输出，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企业“单兵作战”的“走出去”模式难以适应4G TD-LTE“走出去”的现实需求，迫切需要加强运营商、设备商以及基建商的协同。此外，通信网络建设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特点和一般规律，由于我国自主创新4G TD-LTE产业链企业尚未进入高回报周期，完全依靠自身资金积累和投入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给予支持。

四、有关政策建议

（一）将4G TD-LTE“走出去”纳入国家对外总体战略。借鉴国外政府采用多种方式支持本国移动通信标准开拓全球市场的经验，将4G TD-LTE“走出去”纳入国家对外总体战略，特别要结合“一带一路”，将4G TD-LTE“走出去”作为重要议题纳入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从标准、装备到服务的整体“走出去”。同时，将4G TD-LTE“走出去”纳入高访议题，通过外交手段减少和消除境外政策、产业、贸易壁垒，为我国企业境外贸易和投资争取更开放和公平的环境。

（二）建立4G TD-LTE“走出去”的部际协调机制。建议由工信部、发改委牵头建立TD-LTE“走出去”部际协调机制，加快4G TD-LTE“走出去”战略顶层设计，围绕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明确4G TD-LTE在推动交通运输、电信、网络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的作用，协调推动4G TD-LTE产业链“走出去”。由商务部牵头制定两优贷款和援外资金支持计划，同时，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的作用，将TDLTE“走出去”纳入专项支持规划；在丝路基金中设立TD-LTE专项基金，支持成套设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三）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走出去”。加强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发挥企业之间协同效应，杜绝恶意竞争，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由有关部门牵头，鼓励4G TD-LTE有关企业抱团“走出去”，通过电信运营企业与设备制造企业合作，带动自主4G TDLTE通信设备出口；通过金融企业与金融安全芯片设计制造企业合作，带动自主金融IC卡“走出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布局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带动数据处理等设备出口，保障大数据、云计算安全；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加强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5G）的研发。

（四）创新“走出去”的合作方式 。进一步加强合作方式创新，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市场环境制定差异化的国际推广策略，采取贸易、投资、工程建设、技术合作、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多种组合，灵活开展合作。如推动国外政府尽快分配TDD频谱、制定有利于TD-LTE发展的政策；采取EPC（交钥匙）、BOT（建设—经营—转让）、工程总承包等多种方式帮助新兴电信市场解决资金和成本问题；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和并购，提供审批绿色通道和融资便利；将4G TD-LTE列入国家对外援助项目优先选择的技术，援助相对落后地区建设、维护、运营4G TD-LTE网络；通过互利共赢等方式推动传统FDD运营商国家或地区部署4G TD-LTE或TDD—FDD融合网络。

（五）以重点市场为突破口实施重大项目和示范工程。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动通信市场状况和进入机会，选择辐射范围大、示范带动性强的重点国家，可以考虑面向东盟、南亚、西亚、非洲、中东欧等需求旺盛的新兴市场，实现重点突破。实施4G TD-LTE示范网络项目，以点带面，促进4G TD-LTE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用。用好我国信息通信企业在欧洲高端市场取得的频谱等战略资源，通过重点项目支持推动，加强运营商与设备商紧密合作，建设规模4G TD-LTE商用网络。发挥欧洲高端市场的“桥头堡”作用，带动亚非拉国家选择4G TD-LTE。选择中资企业较多的非洲或亚洲友好国家，实施整建制援助4G TD-LTE示范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带动在目标市场规模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