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

11.3.1　优质大国市场为平台经济提供规模基础

以平台企业为核心的平台经济需要大量的用户来吸引平台另一边的用户,降低单位服务提供的成本,提高网络价值。众所周知,我国是人口大国,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大陆境内共有人口13.3亿人,巨量人口代表庞大的市场潜力,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然而,人口多并不必然引致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平台经济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平台经济的消费者需要具有一定的受教育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2000年成人识字率达90.02%,201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95.12%。中国的网民学历结构中,88.9%为初中及以上学历者,中等教育水平(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则占据67.4%,成为我国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推动力量。而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2006年成人识字率仅为62.75%,即印度有4.7亿人口被排除在平台经济以外。

另外,我国在推动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的普及方面有较大进展。21世纪初,我国制定国家信息化“十五”发展专项计划,提出信息化发展的思路为“应用主导,面向市场,网络共建,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竞争开放”,强调在全社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由20多项指标构成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则将人均带宽拥有量、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数等指标作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参考指标。此后,我国计算机、互联网、手机的普及速度加快。2005年,我国光纤总长度仅为405万公里,到2014年则达到总长2　046万公里,互联网普及率达47.9%。伴随着电信资费的逐年下降,我国移动电话用户从2002年的每百人11.2部增长至2014年的每百人94.5部(见图11.6),其中有66%的用户是智能手机用户,略低于韩国(67%),高于美国(53%),远高于印度(10%)。2001年底,我国信息社会指数(ISI)仅为0.2315,处于信息技术的初步应用阶段(见图11.7)。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和发展,2007年,全国ISI指数突破起步期临界点,我国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转型阶段,2013年底,信息社会指数已达0.471　2。在信息社会的转型期,信息技术应用扩散加速,实效开始显现。

图11.6　我国历年移动电话普及率及电信资费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电信业统计公报》。

图11.7　历年全国信息社会建设指数(ISI)

注:信息社会指数=30%×知识型经济指数+30%×网络化社会指数+30%×数字化生活指数+10%×服务型政府指数。信息社会发展水平可以用“信息社会指数”(ISI)来度量。ISI的取值范围在0与1之间,ISI的值越高表明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越高。以信息社会指数(ISI)为划分阶段的标准,可以将信息社会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信息社会的准备阶段(0<ISI<0.6)和信息社会的发展阶段(0.6≤ISI<1)。准备阶段又可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为起步期(0<ISI<0.3)和转型期(0.3≤ISI<0.6)。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

11.3.2　经济发展和要素成本结构为平台经济提供经济基础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有了较大改善。1978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此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而逐渐下降(见图11.8)。2013年,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35.0%和37.7%。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处于30%至40%之间,属于相对富裕水平。

图11.8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要素的成本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平台经济是适应这种要素成本结构改变的产物。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势头加快,推高了城市中服务业的成本。如图11.9所示,2007年以来,我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持续攀升,其中商服用地价格高于其他种类土地价格,2013年底商服用地价格为6　306元/平方米。且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商服用地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年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高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增长率,在2008年甚至远远超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增长率。与用地价格的不断上涨呈现出鲜明对比的是,我国人力资本的价格并未显著上升。如表11.2所示,以2004年为界,2004年之前,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2004年以后,虽然平均工资增速提高,但在大多数年份里,平均工资增速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之比在1附近,两者增速基本保持同步。相对于用地价格,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仍是相对便宜的,且劳动力工资在不同地区、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2011年,上海及北京的平均工资分别为75　591元和75　482元,而广西和黑龙江的平均工资则仅为32　092元和31　302元。以此为背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平台经济在为平台双方提供服务时,并不需要大量的土地尤其是价格最高的商业用地,从而实现降低土地成本在成本结构中的比重以及提高价格竞争力。以天猫为例,一个商家入驻天猫只需要缴纳一年3万元或者6万元的技术年费,其余成本则是交易额佣金支出以及保证金。而线下一个普通位置的50平方米商铺,每月租金支出要达到3万至10万元不等,还不包括诸多流通环节产生的各类费用。同时,在提供的产品同质情况下,劳动力成本较低地区的企业可以将市场范围扩展至劳动力成本较高地区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图11.9　全国主要检测城市地价水平及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土资源部网站。

表11.2　1996～2012年我国制造业名义平均工资和名义劳动生产率增速比值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薪酬发展报告》。

11.3.3　传统服务业垄断程度高为平台经济提供产业融合的可能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服务难以贮存等特点,使服务业的市场范围一般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相关市场范围内的服务业竞争往往并不充分,甚至在一部分产业中呈现出垄断和寡头垄断的特征。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例,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2012年底我国批发和零售业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数为227.6万个。但批发和零售业并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完全竞争产业,由于店址资源的垄断性、不同业态的存在,以及零售商与厂商、批发商等上游企业的垂直交易关系都使零售业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从零售业态集中度看,超市、家电专业店等新兴业态的市场集中度已经非常高。另外,我国服务业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性进入壁垒。例如,我国对于银行业新进入者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外资及民间资本开展银行业务受到业务数量、种类等方面的诸多限制。而新闻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等产业则受到市场准入牌照的严格限制。大量的行政性进入壁垒使这些产业创新动力不足,且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同时表现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比重较高,如表11.3所示,2012年底,我国制造业中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比重仅为11.34%,而服务业中则存在着73.06%的国有集体职工比重,且主要集中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育等产业。同时,由图11.10可以看出,国有集体企业职工占比较高的产业,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较低,且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

服务业的垄断性以及效率低下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剂。平台经济的市场范围辐射全国,打破了传统服务业的地域性特征。例如,电子商务使线上批发和零售服务跨越了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不仅丰富了消费的选择,也扩大了供应商的市场范围。另外,虽然传统服务业中存在大量行政性进入壁垒,但是平台企业可以通过新兴的技术手段绕过传统的行政审批和管制,提供传统服务的替代品或差异化产品。例如,互联网金融产品填补了传统银行理财产品的一部分盲区,而大量社交平台、视频网站、即时通信软件中的公众号则是对新闻出版及电影电视产业的某种程度的竞争替代。

表11.3　2012年制造业和服务业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11.10　国有集体企业职工比重与劳动生产率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表11.3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