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动能接续期的特点和应对策略

苑衍刚　李洪侠　吕　欣　郑　惠

我国经济正处于“新四化”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的显现加上周期性、外部性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诸多新特点，下行压力与结构优化、走势分化、动力切换并存。发展动能接续期就是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时期，需要因时制宜，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正确认识发展动能接续期的特点

目前，我国发展所处阶段、主要矛盾和经济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改革创新动力仍存，同时又表现出需求不足、动力不强等新特点新矛盾，大致可概括为十个方面：

一是消费升级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矛盾。虽然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但消费升级加快进行，个性化、多样化、精细化消费渐成气候。消费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和贡献率稳步上升，已超过投资。同时抑制消费的因素还很多，国内商品和服务一时无法完全满足消费者的质量、技术、品牌、特色等要求，部分消费流向海外。因此表面上消费不旺，实际上与结构性供给不足有很大关系。汽车、住房及相关家电家具建材等消费约占全部消费的50%以上，虽然增速放缓，但节能环保、舒适个性的车房消费还有增长空间。融合式消费、发展型消费等新模式层出不穷，电子商务、网络购物、体验商店、借助APP等新型消费快速兴起，将更多行业、更多领域产品和服务消费纳入其中，极大改善了人们的消费体验，拓展了消费需求。近年来信息通讯消费增速一直在20%以上，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均增长40%以上，但占比仅10%左右。新的消费点虽然增长迅猛，但仍显势单力薄，不足以拉动消费“马车”跑起来。

二是投资潜力大和有效投资不足之间的矛盾。近年来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平均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左右。但发展阶段和居民储蓄情况决定了我国有必要也有条件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水平，投资仍是稳增长的关键。过去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占投资的1/3、1/4、1/5，现在前两者增速大幅下滑，可能进入多支点支撑投资的阶段。我国人均公共设施存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左右。据预测，“十三五”期间道路、高铁、能源管网、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新增投资2万亿—3万亿元，特定发展阶段衍生出高新技术、城市病治理、节能环保等新的投资需求，还将增加投资1万亿—2万亿元，潜力巨大。制造业领域升级改造、设备更新、研发创新、新兴产业等方面投资需求仍然很大，新市民落户和老市民改善的住房投资有很大空间，金融、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服务业投资方兴未艾。过去许多投资“一窝蜂”、大干快上，重复建设和低效投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未来通过市场作用，选准投资领域，提高投资效率，仍有条件保持强劲增速。

三是新老产业青黄不接的矛盾。一些传统支柱产业由于产能过剩、市场收缩、资源环境约束等遭遇成长瓶颈，增速放缓。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重30%以上，四年来增速下降3—4个百分点，拖累经济下行。在全球产业链变革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内部面临成本上升、技术创新不足，外部面对发展中国家追赶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双重挤压，迫切需要依靠市场、技术、人才等，重塑生产配置、物流配送和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培育新的竞争力。高技术产业增速近年来超过工业增速3—4个百分点，利润增幅更高，但占GDP比重仅6%左右，新兴产业占比不到10%，新旧力量此涨彼消需要一个过程。同时要看到，现代技术和创新使新旧产业更新换代明显加快，新业态成长迅猛，“互联网+”与大数据形成的智能制造、大医疗、大旅游等，极大拓展产业链条，改变产业形态，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前景不可估量。

四是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的矛盾。我国经济已从外需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入世后我国进出口一直以两位数增长，但近年来增速降至一位数，连续三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2014年货物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较入世后十年（2002—2011年）平均增速低18.3个、15.7个和21.2个百分点，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由十年前的10%左右降至2014年的1%。从趋势看，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主要国家去债务化、去泡沫化还将持续数年，大宗商品需求不足，跨境投资趋缓，产品低成本优势弱化，进出口再难回到高增长时代。同时要看到，我国出口增速仍高于主要贸易伙伴，中高端制造业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仍然较快，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既有条件更有压力。尤其是装备走出去和产能合作展现出广阔前景。我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引进外资，国外对我先进装备、技术、资金和工程服务的需求增加，产品走出去正向产业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转变。这个机会抓住了，完全能开辟出优质高效的外贸新格局。

五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和工资增长加快的矛盾。过去城乡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增速，劳动报酬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如“十一五”规划提出经济增长7.5%，收入增长5%。“十二五”规划提出“两个同步”后，2008年情形开始逆转，2008—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平均高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如果说这带有补偿性的话，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职工工资平均增速0.5个百分点，不符合“两个同步”和国民收入分配均衡原则。这一转折还体现在另一个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上，TFP指数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增长了2.6倍，2008年达到顶点，2009—2014年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总量出现“刘易斯拐点”，从2012年开始每年减少二三百万人，2014年农民工数量增长1.9%，2015年上半年仅增长0.1%，很快就会达到顶点，“人口红利”和农村人口转移红利都在减少。劳动者素质跟不上生产需要，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虽然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与经济周期、要素结构、产能过剩等因素有关，但这一趋势不利于企业经营和社会积累扩大，必须尽快通过强化教育和创新、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

六是企业经营成本上升和效益下滑的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劳动力、土地、技术和财务成本不断提高，要素投入的力度和边际效应减弱，追赶红利和人口红利递减，企业利润被压缩，资源型行业利润更是大幅下降。2008—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14.5%，增速较危机前十年平均水平低19个百分点。以资金成本来看，2011年到2014年，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一直高于7%，加上负的PPI，实际贷款利率超过10%，而同期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只有5%—6%。以前靠低工资、低地价、低资金成本，所获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再生产的盈利循环模式，现在这些都上升了、稀缺了，传统模式难以为继。企业效益是决定投资和消费的关键，如果不能使企业尽快转到低投入高产出的盈利模式上，产能过剩、产品积压就始终是个负担，市场难以出清，投资和需求就无法扩大，经济就走不出低迷期。

七是财政收支增速逆转的矛盾。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约20%，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此后，财政收入增速逐步下滑，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增长12.9%、10.2%、8.6%，与GDP增速趋于接近，今后很可能进入一位数增长时代。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则进入“补短板”时期，近三年分别增长15.3%、11.2%、8.2%。由于老龄化、环境恶化等原因，社保、环保等领域刚性支出快速增长。2011—2014年，农林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等领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1.9%，比同期财政支出增速高0.4个百分点。财政由过去的盈余常态转为赤字常态，加上预算管理强化，倒逼债务率和赤字率提升。一些地方“土地财政”、非税收入等减少，社保、公共服务等支出加大，财政收支困难更加凸显，亟需建立新的地方税体系和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八是流动性充裕与实体经济缺钱的矛盾。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M2占GDP的比重从151%提高到200%左右，信贷占GDP之比是176%，比2008年上升了60多个百分点，这两个比重在世界上都是高水平。目前银行各类存款110多万亿元，企业存款38万亿元左右，居民储蓄50多万亿元，储蓄率近50%，为世界最高，财政存量资金4万亿元左右，但这些钱并没有用好，收益率很低。好比“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了，但都是一汪一汪分开的，没有流动起来。尽管2015年以来多次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但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没有解决，这与金融领域“不差钱”形成了对比。主要问题在于融资渠道不畅，衍生出众多中间环节，抬高了资金成本和企业杠杆率，也加剧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双升”风险，还使货币政策不敢轻易“放水”，否则天量货币一旦放出来就难以控制。同时，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比重过大，成本高、效率低，顺周期性强，不利于发挥调控作用。必须尽快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修好“干渠和支渠”，让水迅速流到需要的地方。

九是区域发展再次分化的矛盾。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开始的，因而东部地区获得了先发优势。20世纪90年代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后，加上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市场拓展、能源资源配置等因素，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迅速赶上来，增速平均高于东部2—3个百分点，发展差距有所缩小。但近年来再度出现逆转趋势，东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较早，能够用较少的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速，甚至出现逆势回升。而中西部尤其是资源依赖型地区增速回落。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回落5个百分点以上的17个省区市中，中西部和东北有13个，其中山西和辽宁回落超过10个百分点。怎样发挥我国巨大的回旋余地，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全国性统一大市场，需要新的区域发展战略。

十是旧规则已破与新规则未立的矛盾。过去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擅长审批的方式，在简政放权、反腐败等冲击下正在打破，一些官员强力抓经济、上项目的劲头减弱了，不愿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突出出来，如何适应法治政府要求，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和行政管理方式，建立新常态下的政绩激励约束机制，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政府抓经济的手松了，但市场的手未用好，造成了动力断档。必须尽快建立公开透明、边界清晰、服务高效、多元平衡的行政机制，重塑政商和政府间关系。

从这十个方面看，发展动能接续期是周期性下行与中长期下行叠加的时期，是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与巨大潜力释放并存的时期，是分化加剧与转换加快的时期。这个时期非常关键，搞好了，经济运行就能跨上优质高效运行的新台阶，搞不好，就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动能接续期，不能急于求成，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纠结于一两个百分点的起落，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因为旧模式消弭和新动力培育都需要一个过程。要平心静心、凝神聚力，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把发展和改革结合起来，把国内和国际结合起来，统筹平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围绕目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才能在平稳渡过接续期后，迎来强劲可持续增长的新时期。

我国发展改革进入了关键期和深水区，困难一年比一年大，矛盾一年比一年多，过去跟在别人后面拿过来就能用的经验和规律越来越少，这就要不断探索规律，创新政策，用中国式的办法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

二、渡过发展动能接续期要用好四个“政策组合”

这次经济下行，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相比，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政策环境都有了很大不同，因而应对策略也有所不同。根据发展动能接续期的特点和规律，基于我国实践和国际经验，需要创新和完善政策组合。

一是定向调控+结构性改革。推动发展，最直接的工具是调控，最大的工具是改革，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两难处境和多重目标并存的阶段，要兼顾民生、社会、生态环境等多重目标，首先要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庖丁解牛的诀窍在于沿骨缝下刀，经济的骨缝在结构，抓住了结构，也就抓住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关键。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调控，抓住中小企业、“三农”、棚户区改造、水利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采取“靶向”疗法对症施治、补齐短板，使经济在趋于平衡中稳步回升。定向调控也是精细化调控，以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精准发力、有序有效预调微调。社会学上有所谓“二八定律”，抓住关键少数，可以牵一发动全身，取得最大实效。西方经济学也有宏观政策微观化，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行“综合经济发展计划”，采取了大量定向减税、公共事业发展计划等措施，使美国经济保持了十年高速增长。定向调控也是一种多目标调控，我国采取的定向降准降息减税等措施，达到了既稳增长、稳物价又调结构、惠民生的多重目标。

当前，定向调控要兼顾稳增长与调结构，把握平衡、善用巧劲，相机抉择、果断出手。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时，要保持定力，重心放在调结构上；当经济滑出或接近下限时，该出手时就出手，否则一旦外部环境“风吹草动”，就易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要加强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预判，当前过剩产能行业的库存调整、资产重组是正常现象，但对一些地方由于结构调整缓慢带来的经济下行就要重视。最近围绕要不要“放水”“强刺激”的争论很激烈，我国不宜搞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因为这会使过剩产能再度扩张，环境压力骤然加大，结构调整中断，股市、房市振荡加剧，给后续发展带来隐患。如果抓不住结构这个关键，即使宽松了，也会使经济在虚拟中空转，企业要么融不起资，要么不愿投资，所以根子在实体经济。要积极推动经济结构正向深度调整，扩大有效需求，培育新增长点，以增量拓展带动存量优化。

结构性改革也是瞄准结构性矛盾，着力提高生产率。人们担心，改革这个“远水”，能否解得了经济下行的“近渴”？我国市场化改革进行到今天，仍有大量形形色色的准入壁垒、行业垄断、经营限制等，约束了投资和消费潜力发挥，一旦破除这些障碍，将带来大量新就业新产业新模式，形成新的增长点。比如停车设施、养老设施等，群众有需求、社会有资金、运营可持续，只要体制一破，很快能形成巨大实物投资量，而且不会造成产能过剩。比如通过公私合作、特许经营、政府性基金、定向发债等办法，加大高速公路、铁路、水利、棚户区改造、市政设施等项目投入，以较少政府投入撬动更多社会投入，有的能达到1∶3甚至1∶5。不仅解决投融资难题，更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营效率。机制一新天地宽，创新调控与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展示出拓展经济空间的强大威力。

二是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发展的全新引擎。投资驱动力减弱后，需要转到更加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来。简政放权与“双创”在目的、手段和方式上高度契合，其内在逻辑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人的创造力的解放，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现在到了实现更大解放的时候，要将人从土地、户籍、单位、所有制等的捆绑中解脱出来，实现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创业自由、创新自由等，通过努力拼博实现自我价值，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提高生产效率的新渠道。这个进程从改革开放延续至今，现在还没有完成，许多领域的管制还很多，对人的束缚无处不在。比如个人和企业创业还有很多障碍，社会交易的制度成本较高，要素流动尤其是人才和科技成果流动还有很多约束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司小型化、网络化、信息化成为趋势，创业创新门槛和成本空前降低，资本杠杆撬动和放大了创业创新能力，众联、众筹、众创、众包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迫切要求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

简政放权核心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和具体干预，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充分发挥，政府主要把握好边界和行为方式，发挥补位、引导和营造环境的作用。美国是最富创业创新活力的国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放松管制，1975年取消证券市场股票委托手续费，1978年撤销航空管制，此后相继放开石油、汽车运输、铁路运输、电力、银行等领域管制。20世纪90年代又发起“重塑政府”运动，放开大多数竞争性行业管制，同时对社会中介组织放权，逐步将资格审查、质量控制等权力向商业、行业等中介组织转移，优化政府服务。在美国注册企业，政府网站上有详尽的介绍和咨询服务，有关企业创建和经营的指导性内容划分得非常细致，创业者可以得到许多信息，如何制定创业计划，如何获得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如何获得税务号码，以及如何选址等，几乎涵盖了各个环节。我国简政放权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与社会热切期待相比还有差距。要以“双创”为镜子，倒逼政府自身革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三管齐下。针对群众和企业办事还不方便、一些重大项目推进遇阻等问题，下一步要向深处用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变“政府点菜”为“群众点菜”“企业点菜”“项目点菜”，从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出发，倒逼暴露问题，重点解剖麻雀，破解难题，以更有效的改革释放更大的生产力。

三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入+PPP。我国在几次经济下行时，都采取了扩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来扩大内需的办法。目前公共产品仍然严重不足，但各级政府债务高企、财政收入放缓，直接投入受到制约，不能再采取主要靠政府投资的办法，更可行的途径是以较少政府投入撬动更大社会资本投入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PPP一手托政府，一手托市场，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PPP不仅仅是投融资方式的变革，更是公共产品和服务运营理念和方式的变革。可以考虑将PPP上升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战略，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名义出台文件，对PPP从实施方案、目标任务、政策体系等方面作出部署。要创造出中国特色的高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与运营方式，既不同于福利国家政府全部承担的方式，也不同于自由市场国家多放给私人部门的方式。少量公共产品政府直接生产，大部分可采取政府购买后再向公众免费或部分有偿提供的方式，找到公共产品提供与社会资本运营之间的平衡点。对此，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PPP实施的力度、领域和范围，尤其对一些准公益性项目，要深化开放合作，合理让渡利益，灵活运用BT、BOT、特许经营方式，设立PPP引导基金，加大实施力度。同时，尽快启动制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相关条例或办法，使PPP上升到法律层面，完善PPP项目规范化管理办法，设定社会资本盈利机制，给社会资本吃下“定心丸”。

四是《中国制造2025》+国际产能合作。目前我国产业面临两大困境：一个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企业效益低，产业升级面临技术、设计、营销等天花板；另一个是随着信息网络、智能化、3D打印等技术突破，全球产业链制造环节有可能重回发达国家，以发挥人力素质高、靠近消费市场等优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全球产业格局演变将发生颠覆性变革，并排除我国等后发国家赶超的可能。如何破解这两大困境？一方面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核心是强化研发创新，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创意设计、节能环保、远程技术、系统流程管理等先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另一方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产能合作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新方式，将我国的优势产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国际产能合作不是“零和博弈”，打破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充分利用多样性和比较优势，创造更大财富，对各方来说是你情我愿、互利共赢的好事。

《中国制造2025》与国际产能合作这两大战略，一内一外、一纵一横，互为支撑、缺一不可。我国能否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占据优势，处于核心竞争地位，关键是统筹运用两大战略，加大创新与开放力度，特别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准突破口，如扩大国内自贸试验区、利用工程建设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基建投资、与跨国公司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等。

激发新的发展动能，核心在于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破除思想观念的束缚和体制机制的桎梏，顺时应势、推陈出新，探寻新的发展路径和方式。

三、激发新的发展动能需要推进“四大革命”

（一）推进投融资革命。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三大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0个领域等，是未来投资重要方向，所需新增投资超过“十三五”期间保持一定投资增速的要求，现在关键要解决融资机制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在适度流动性环境下，除了传统的银行信贷，还必须加快创新投融资渠道和机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打通高储蓄率和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通道，提供多样化便捷融资渠道。具体看，至少有10个扩大融资途径：一是稳步扩大国债融资和地方债置换。现在中长期国债规模偏低，今后几年每年可以新增1万亿元。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满足建设需求，地方债置换2015年已经增加到2万亿元，还可继续增加，以后每年保持适度规模。同时适当扩大专项债券发行规模，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准公共设施项目，放宽社会资本准入，每年也可新增1万亿元以上。二是扩大定向贷款规模。扩大向国开行和农发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抵押补充贷款（PSL），支持范围从棚户区改造扩大到铁路、水利等，可从每年1万亿元增加到至少2万亿元，今后3—5年规模可达10万亿元。同时财政要通过设立风险稳定基金、担保贴息补偿、利用收费权和预期收益质押贷款、专利权质押贷款等方式，促进银行定向放贷。三是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银行腾挪额度、提高服务经济能力的重要选择。目前信贷资产支持证券4500亿元，与近90万亿元的信贷资产余额相比微不足道。最近已经明确将新增5000亿元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今后还可逐步扩大。比如地方融资平台资产7万亿—10万亿元，汽车、住房等贷款都有稳定现金流，即使其中一半可以证券化，未来3—5年年均也将达1万亿元左右。四是加快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预计未来3—5年PPP方式融资每年超过1万亿元，带动社会融资保守估计也达2万亿元以上。五是扩大企业债券融资。目前我国企业债占社会融资比重在15%左右，要在调整债务结构、控制债务风险的条件下，逐步扩大银行外主体参与债券市场比例，每年可新增债券融资1万亿元，力争2020年企业债融资达10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比重1/4左右。六是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主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融资由2008年的3324亿元迅速增加到2014年的4350亿元，2015年将达1万亿元左右，今后可适时适度扩大IPO，规范上市公司再融资。七是发展新型社会融资。私募、股权众筹、知识产权质押等新型融资工具在互联网推动下蓬勃兴起，集中闲散资金支持创业创新，使投融资由小众的事变成大众的事，人人是股东，是真正的投融资革命。目前美国私募基金约37万亿美元，众筹融资650亿美元，我国分别仅6万亿元和15亿元人民币，潜力巨大。我国私募、众筹等每年新增融资至少能达1万亿元。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规模可望从现在的4000亿元增加到1万亿—2万亿元。八是发展产业引导基金。目前国家层面已有十几只总规模近40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各地也设立了一些产业基金和城镇化基金，规模达数万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全国每年新增产业基金规模将达1万亿—2万亿元，带动社会资金2—3倍以上。九是启动养老基金投资、保险投资基金等。国家已经设立3000亿元的保险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棚改、城市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交通设施等。今后还可以多种方式继续扩大保险等资金投资，同时带动其它社会资金。十是持续扩大利用外资。我国利用外资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如放宽部分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和经营范围限制，放宽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国外融资比例限制、放宽自贸区资本自由账户等办法，可以迅速增加融资，倒逼国内降低融资成本。十一是加大外债发行力度。国务院已明确，2015—2016年支持境内符合条件企业赴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增加3000亿元，外币债券2000亿美元。今后几年即使按这一规模，每年也可新增融资来源近1万亿元。以上融资来源打通了，每年至少新增资金来源10万亿元，大大超过2015年新增投资15%的要求，加上盘活财政存量资金、简政放权释放民间投资等，不仅能满足今后几年的投资需求，而且将对我国投融资机制产生根本性影响。

（二）推进消费革命。适应大众消费时代的新趋势、新特点，积极推进消费革命。要从理念和政策上鼓励消费。20世纪20年代美国推动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使当时的奢侈品汽车走进千家万户；20世纪50至80年代日本经济升级的同时，推动了以汽车、电子产品、休闲、娱乐、健康等为主的三次消费革命。我国要借鉴美日扩大消费的合理经验，树立消费光荣的理念，区分正常的中高档消费和奢靡之风，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把合理消费与勤俭节约对立起来，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支持消费革命。要重视消费的预期管理和效应管理。现在CPI处于较低水平，PPI连续3年多为负，影响居民收入和预期，不利于形成消费热潮。股市持续活跃有利于形成财富效应，促进企业融资投资，有利于扩大消费。要将扩大消费的长期战略与短期举措结合起来，在持续扩大就业、调节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服务业的同时，研究制定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让利居民消费和引导居民财富转向消费的系列政策。如用财政补贴支持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实施新一轮“村村通”等。要利用新兴供给创造新兴消费。运用大数据精准把握消费需求，运用互联网创新营销模式，培育和创造体验式消费、融合式消费、发展型消费等新型消费模式，无中生有创造消费，有中提质扩大消费。要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汽车、住房、养老家政、信息、旅游、教育文化体育等六大消费领域，要加快网络普及和基础设施建设，如实现免费WIFI全覆盖等。利用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体系，加快农村网络、公路和物流网点建设，填平城乡、区域之间的“消费鸿沟”。

（三）推进产业革命。我国产业正处于世界新科技革命酝酿、新兴产业爆发的交汇点上，能否历史性地抓住机会，推动产业由中低端进入中高端，是对我们的真正考验。关键要用好四大机遇：一是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各产业各领域的跨界深度融合，推动我国经济技术结构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互联网思维正在产生全方位的革命性冲击，将对现有生产经营模式和组织方式形成强有力的替代。要以智能制造引领制造方式变革，开辟可穿戴智能产品、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制造业新领域，以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培育形成互联网+制造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交通物流等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尽快培育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二是利用装备走出去和产能合作，推动新一轮产业在开放中升级。在学习引进中加大自主创新，破解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关键技术，推动制造业向设计、研发、标准等价值链高端提升。实施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信息通信、健康养老、现代农业等十大新兴产业振兴计划。借鉴日本1978年“特定萧条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提出实施钢铁、建材、煤炭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计划。三是利用质量、技术、标准等，倒逼绿色环保等产业发展。目前我国天然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比重偏低，标准倒逼加上调整补贴、税收等经济性政策，可以迅速形成节能环保产业发展高潮。比如我国房地产建筑中用钢比例是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不到5%，影响安全，也远低于国际标准；如果调整到10%，按每年建筑10亿平方米，将多消费钢5000万吨，还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四是利用并购重组和产业政策，提升企业效益。2014年我国兼并重组额占全球的13.3%，而美国占25%。要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放宽国有企业重组中的民营资本准入等，扩大并购重组，减少僵尸企业的存量资产。财政对产业的支持方式，正从专项补助补贴转向产业基金，既要用以帮助重点产业、潜力型行业、龙头企业和有潜力的中小企业，也要用于产能过剩行业脱困。

（四）推进产权运用革命。我国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24年，绝大部分生产要素已经市场化，但仍然存在集体和国企资产产权不清，技术和知识产权类产权难以完全市场化，农村土地、房屋、林地产权流动不充分等问题，使各类产权的权能不能充分实现，产权价值不能最大化，不利于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在许多发达国家，产权界定相对清晰，同时凭借发达的金融创新和社会诚信体系，发展了成熟的农地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我国在产权运用方面市场还很不成熟，法律和制度约束还很多。产权运用好了，城乡各类要素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了，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力。一要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推动农村集体资产权能改革，发展股份合作、专业合作制，规范发展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二要要通过兼并重组、实物资产金融化、金融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加快完善国有企业产权流转制度，大力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推进中小企业产权流转重组。三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技术交易和成果转化市场，让科技成果权能实现最大化。四要大力推动土地经营权、股权、债权、知识产权等各类产权的质押抵押，促进产权标准化、可计量。我国改革开放是从放开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开始的，到放开搞活集体经济、国有经济，秘诀在于下放权力，让产权要素活起来。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产权的权能实现形式多样化，让各类要素通过自由选择配置和利用，产生强大的聚变动能。这种潜力的释放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将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