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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

时间:2022-07-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肖炎舜 潘国俊 李江冰经济增速换挡是近几年我国经济运行最显著的特征。2013年和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8.3%,2015年头9个月进一步回落至6.2%,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5.7%,较2014年同期下降2.3个百分点。四是财政困难进一步凸显。

肖炎舜 潘国俊 李江冰

经济增速换挡是近几年我国经济运行最显著的特征。总的看,政策应对是成功的,我国经济运行在增速下行中,没有改变“稳”的基本面,而且实现了稳中有“进”。但要看到稳中也有“难”,而且“难”明显加大。2016年是“十三五”第一年,做好2016年的工作对于完成“十三五”各项目标任务、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关重要。建议宏观调控政策适度加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打通金融血脉,千方百计搞活生产力,既优化振兴传统动力,也培育发展新动力,着眼2016年乃至更长时间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一、近几年经济运行不乏亮点,但困难有加大趋势

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持续稳中有进。“稳”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速换挡平稳,2013年、2014年GDP分别增长7.7%、7.3%,2015年前三季度增长6.9%;就业形势保持稳定,2013年、2014年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1310万人、1322万人,2015年前三季度为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居民收入增速持续跑赢GDP, 2013年、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8.1%、8%,2015年前三季度为7.7%;物价上涨温和,2013年、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分别上涨2.6%、2%,2015年前三季度为1.4%。“进”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明显,服务业占GDP比重从2013年的46.1%上升到2014年的48.2%,2015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9.5%;节能降耗进展明显,能源消耗强度2013年、2014年分别下降3.7%、4.8%,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5.7%。

从挑战和压力看,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面临“五难”。

一是新动力难以填补老动力减弱缺口。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2013年和2014年同比增长19.6%、15.7%;2015年1—9月份同比仅增长10.3%,是2000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三大支柱同时减速,增速较2014年同期分别回落4.1个、5.5个和9.9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增速2015年以来维持在6%—7%较低水平,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头9个月同比回落11.6个百分点。同时,外贸疲弱,已经连续三年未完成增长目标,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下降7.9%,与增长6%左右的年度目标相差甚远。其中,2015年1—3季度出口增速分别是4.8%、-3%和-5.6%,一直在回落。

二是实体经济运行困难持续加大。一方面,工业生产低迷。2013年和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8.3%,2015年头9个月进一步回落至6.2%,其中9月份同比增长5.7%,较2014年同期下降2.3个百分点。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下降、开工不足情况普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已经连续43个月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效益下滑明显,下行压力从煤炭、冶金、建材等行业向装备制造业等传导。2013年和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2%、3.3%,2015年头9个月同比下降1.7%,较2014年同期下滑9.6个百分点,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同比下降66.1%,汽车制造业利润下降4.4%,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下降5%。市场需求不振、成本居高不下、库存和应收账款持续偏高等因素,制约着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

三是融资规模总量大但实体经济融资难依然突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已经5年,2014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已经达到122.86万亿元,总量已然不小;2015年以来又4次普降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5次实施定向降准、5次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有11.94万亿元。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释放的资金尚未有效进入实体经济,6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高达3万亿元,资金“脱实向虚”依然突出;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考虑到担保费、存贷挂钩等因素,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仍然很高。同时,金融风险防范压力上升,2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09万亿元,连续14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为1.5%,连续8个季度上升。6月中旬以来,股市出现异常波动,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最大跌幅分别约为45%、56%,对金融稳定造成一定冲击。

四是财政困难进一步凸显。随着经济下行、体制和政策调整,财政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的情况超过预期。全国财政收入2013年、2014年分别增长10.1%、8.6%,2015年前三季度增速则降至5.4%,增幅较2014年同期回落2.7个百分点,要完成全年预算,最后一个季度必须增长17.3%,比前三季度增速要高11.9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收入增长5.6%,如果扣除特殊增收因素,实际增速接近零。地方财政收入低位增长且区域分化加剧,近四分之一省份可能完不成年度预算。前9个月,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减少10853亿元,下降34.7%。落实养老医疗等民生政策提标扩面、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养老保险、公车改革等政策,增支压力很大,地方财政资金调度困难。

五是市场信心回升面临困难也不小。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来看,自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份共计33个月份里,该指数有4个月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下,其余月份都在50%、51%左右徘徊,其中2014年7月为最高点,也只有51.7%。中、小型企业PMI则较长时期处于荣枯线之下。财新制造业PMI2015年9月份为47.2%,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也是连续7个月处于荣枯线之下。

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交织叠加,都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当前经济运行困难的原因错综复杂,必须客观看待各因素影响,全面挖掘深层次根源。

一是国内和国际周期性因素交织叠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在本轮周期的底部徘徊。经济下行与国际的周期性也密切相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趋势是,经济增速远低于危机前的平均水平。我国已经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经济增长遇到全球增长逆流,直接冲击我国外贸发展,这是新的重大变化。从出口来看,改革开放到2011年,年均增长17.3%,但2012年开始增速掉到10%以下,2015年出现负增长

二是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交织叠加。我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基数在增大,加上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约束趋强、技术创新不足,潜在增长率下降,增长速度“下台阶”也有其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调动了地方和国有企业的积极性。当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更多精力放到调结构、促转型上来。但一些地方和国有企业还不能适应新的发展理念,工作积极性下降,存在“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主动作为不够。相当部分民间资本对经济发展信心不足,预期较为悲观,观望、等待情绪较重。

三是体制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交织叠加。体制性因素主要有: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部分行业垄断较强,民间资本进入不充分,抑制市场主体活力;财税体制不够完善,影响市场公平竞争;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融资成本过高,挤占实体经济利润;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抑制消费增长。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中长期存在的内需外需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协调、自主创新不够,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当外部环境变化时,出口首当其冲,并影响到投资,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三、把反周期和促转型结合起来,努力推动经济稳定增长

建议政策要加码、思路要创新,抓住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一是千方百计搞活生产力。发展必须调动人的积极性,增强各方发展经济的信心。要重启地方干事的激情。既要加强督查,形成有力制约,也要通过激励正面引导,推动中央顶层设计在基层落地。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宽准入,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把民间资本的活力激发出来。改善消费环境,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培育新兴消费热点,引导海外消费回流,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适当放宽一些紧缩性政策,让政策回归中性偏积极。比如,在房地产领域,建议从财税、金融等方面进一步鼓励改善性住房需求;在汽车领域,打破销售垄断;在农村土地方面,放宽流转和使用的限制。

二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建议2016年全国财政赤字率扩大到3%,预计比2015年高0.6个百分点。据此测算,赤字规模增加到2.22万亿元,比2015年增加6000亿元。落实好2015年出台的各项减税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大力支持创业创新。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减税是必要的,但要从加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等角度出发,选择对经济冲击不大的税种适当增加部分收入,比如研究对电商征税,完善消费税制度等,并加强税收征管,避免税收收入下降过快。同时,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尽最大可能压缩不必要开支,保证重点支出需要。继续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降低地方政府付息支出。

三是着力打通金融血脉。坚持总量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并举,用好增量和盘活存量并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更好发挥金融支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核销力度,有效释放银行信贷投放能力。通过回收再贷、贷款重组等方式盘活沉淀在低效领域的信贷资源。继续推动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推进民营银行、消费金融公司、村镇银行设立实现常态化。积极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稳定股市运行、修复股市功能,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风险处置常态化工作机制,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发展要并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既要鼓励发展新兴产业,也要注重发展好传统产业,避免发生转型没有成功、传统产业企业死掉一片的情况。对于智能制造、大数据、新能源、3D打印、环保等接续主导产业,要着力放开市场准入,释放产业活力。对建材、水泥、玻璃、电解铝、冶金、造船等产能过剩行业中的先进企业和项目,不能简单抽贷、压贷、停贷,要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实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坚持实业兴国,处理好产能走出去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防止国内产业空心化。

五是结合补民生短板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地下空间开发、停车设施、城市充电基础设施、海绵城市等投入。在农村实施若干重大民生工程。我国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对道路、厕所、电力、饮水、环境等需求已经提升到一个新层次。农村正是下一阶段拉动投资消费的新领域,发展得好,短期可以带动诸多行业发展,使一些传统行业起死回生,长期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建议加快研究在农村实施改造厕所、道路、电线以及改进饮水、加强绿化等重大工程,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通过财政资金扶持,并引入金融和社会资本,打一场农村发展的新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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