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检验的结果分析

4.3.3　实证检验的结果分析

采用截面数据的似不相关（SUR）方法估计残差加权，利用EVIEWS5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出口变动的截面时间序列回归的结果见附表。结果显示，所采用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其中，对于ln（REER），以当期弹性为短期效应，以0－3期的弹性为长期弹性。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结果。

截面时间序列回归的详细结果见表4.10。结果显示，回归拟合较好，所采用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将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各因素对各类出口商品的弹性列表（表4.10）如下。

对于进口的方程拟合总体较为显著，个别变量的拟合不十分显著。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我国的进口，我国的经济增长（GDP）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效应。从这一实证的结果通过考察：按方程2的共同的效应分析，我国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出口增长2.727个百分点。而按方程1的共同的效应分析，我国的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将推动出口增长3.314个百分点。两者存在的差异由方程所采用的数据结构不同所导致。

表4.10　进口商品贸易结构效应面板实证结果

世界贸易的发展对我国各类商品进口的效应在方程1和方程2中各不相同。在方程1中更多表现出负相关效应，而在方程2中更多表现出正相关效应^[18]，我们认为方程2的实证结果更具有参考价值。其中，在工业制成品中，我国进口量与该类商品的MAR_i呈正向弹性相关的是SITC8类，以及初级产品的SITC2、SITC3和SITC4类别。这表明，我国并没有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市场，我国有选择性地进行了进口，与世界出口相关性较高的商品类别主要是初级产品中的能源、资源类商品，以及工业制成品中的SITC8（杂项制品）类。

考察我国汇率变动的进口商品贸易结构效应，表现出与一般的贸易理论相异的实证结果。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并没有因此提升（降低）我国的进口。对于我国的总进口，在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将抑制（促进）我国的进口0.391个百分点，在长期内，这一负相关的效应更为明显，负向弹性系数高达1.884。这表明，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汇率的变动对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在短期内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从短期来看，实际汇率升值有利于我国进口初级产品。但在长期内，即使是初级产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也将抑制（促进）其进口贸易的发展，负向弹性系数高达1.87。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对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的抑制（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汇率变动与我国工业制成品进口的短期负向弹性为0.573，而长期负向弹性更高达1.88。这表明，我国的进口贸易发展并不是按需求的价格规律进行的。这一结论在方程2进行的分类商品进口受汇率变动影响的实证中得到佐证。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无论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汇率变动的进口类别商品贸易量效应均表现为负相关。

从短期效应来看，工业制成品中，受汇率变动负向影响最大的是SITC7类（机械与交通设备），即主要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类；其次是SITC8类（杂项制品）类，即主要用于消费的耐用消费品类；之后是SITC6（作为原料的制造品）类。这表明，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与生产相关的类别商品的进口所受的影响较大。

考虑到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与加工贸易进口占我国的总进出口的一半左右，因而可以认为，汇率变动影响我国进口，尤其是服务于出口生产的进口的传导路径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我国加工制造的竞争力——加工贸易出口下降——加工贸易进口下降。这一路径同样部分地在一般贸易的出口中适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并不利于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

从长期看，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表现为于我国的需求相关。以主要用于奢侈品的SITC9类商品在汇率升值（贬值）时，促进其贸易量的减少（增长）最多；其次是SITC7类，主要用于生产的机械与交通设备类，汇率贬值（升值）较能促进（抑制）其进口的增长，这表明，汇率贬值时，我国对SITC7类商品的需求较多，可能在于我国生产的出口目的。再者是SITC6类（作为原料的制造品）和SITC8类（杂项制品）类的进口，受汇率变动的长期效应也较大。

对于初级产品，在短期内，汇率升值（贬值）有利于进口的效应较为明显，尤其是SITC0类、SITC4类和SITC2类商品。这升值增加购买力，符合一般贸易原理的进口主要体现在初级产品进口类别中。但从长期来看，汇率变动并不利于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这是因为在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才是进口发展的保障。

我国出口与一般的贸易理论分析向左的结论，可能与以下几点是相符的：首先，我国的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生产发展与出口发展的目的。其次，我国的外汇管理与进口管理的特殊方式。从方程1的实证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工业制成品进口的负面作用大于初级产品，这是由于我国大量进口的半制成品、化学品具有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的特性，在汇率贬值影响出口时，直接削减了这一类的进口。而初级产品，尤其是能源与资源型的矿产品的进口，与我国国内矿产资源自给的程度较低，需要以进口满足需求的状况相关，故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影响较小。汇率变动影响我国进口的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这表明：汇率变动—出口—进口的影响传递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长期内，这一效应通过从需求到产业的连锁传递逐渐发挥，通过挤压出口，压制我国出口导向的生产性进口。

另外，我国外汇与进口管理的特殊方式也影响了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作用于进口的正常传导。这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国的进口并不是市场微观主体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而进行的商业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般贸易中）国家统一的进口计划，按照国家需要委托国有进出口贸易公司开展进口业务，较少考虑进口包括汇率变动引起的成本的变化，较多考虑进口商品的国家计划。在出口导向型的全面国家政策框架内，进口反而与出口的成本保持一致，而不是与进口自身的成本保持一致了。出于我国特殊的外汇与外贸管理方式，微观主体并不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考察进口成本。我国实行外汇管制，并以美元为基础建立外汇储备，对微观主体的进出口的外汇管理更多利用数量限制，而非价格调节，我国进口实际上是使用外汇储备进行进口，并非向国外输出人民币。而以美元为基础外汇储备的价值随美元实际汇率变化，并非随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我国的进口成本表现为“美元”，而非由按汇率测度的“元”^[19]。再则，我国对于进口的长时期计划控制也造成了进口贸易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大体上可以将我国的主要进口商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出口导向型生产的进口；其二是满足国内生产的进口。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对第一类商品进口有较强的抑制（促进）作用，而对第二类商品的进口有一定的促进（抑制）作用。两类商品受汇率变动的进口量调节逻辑并不一致。对第一类商品的调节通过出口传递；对第二类商品的调节通过需求传递。

FDI在我国GDP中的占比变化（ln（FRG）），对我国进口变化的影响，总体表现为显著负相关作用。这符合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开展进口的实际情况。改革开放早期，由于我国的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组织生产，原材料大量依靠进口，其进口的依赖程度较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FRG逐渐提高，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最高，之后稍有下降，进入新世纪后逐渐稳定。而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国内的产品与原材料，表现出ln（FRG）与SITC8、SITC6与SITC5产品工业制成品；SITC0、SITC1与SITC4类初级产品内的负相关系数较高。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增多也对我国进口国外能源型商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正效应较为显著。

考察我国政府消费支出（GCE）的变化（ln（GRG））与出口变动的关系，可以探讨我国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不同类别商品进口的作用^[20]。实证研究发现，ln（GRG）与大多数进口类别呈现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我国的政府消费（ln（GRG）序列较为稳定）的比重增加，更多采用国内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