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3.2.4　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结果分析

以上实证结果显示，对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依据其形成影响因素差异，采取不同的解释变量，利用该联立方程组模型展开分析，可以获得较好的实证结果。按照这一系统进行实证分析，各方程的变量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而相同解释变量（实际汇率）对各被解释变量的作用形式和大小有差异。

一般贸易出口：在影响一般贸易出口的各因素中，我国的经济规模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我国经济（GDP）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增长1.175个百分点。我国的劳动力、资本要素价格比解释一般贸易出口变动也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工资相对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增长0.161个百分点，表明资本深化已经成为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原因，而非基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也是显著影响出口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中的占比增加，对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有负向作用。

实际汇率是影响一般贸易出口的重要变量，也是本章考察的重点。按照0—4阶分布滞后的动态实证结果，实际汇率对我国一般贸易出口表现为负向作用的总效应，且当前的负向效应也非常明显。在当期，我国的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长期将抑制（促进）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0.829个百分点。而在滞后期间，实际汇率对一般贸易出口的负向效应持续波动扩大，在第2期出现较大的正效应，从长期来看（0—4期），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长期将抑制（促进）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1.920个百分点。

一般贸易进口：对于一般贸易进口的变动，本章采用代表我国经济规模的ln（GDP_t），代表需求结构的ln（GRG_t），以及实际汇率因素进行探讨。其中，ln（GDP_t）对我国一般贸易进口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联立方程的实证结果看，我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口增长1.271个百分点。而我国财政支出的GDP占比对一般贸易的进口则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表明我国的政府采购的扩大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国产商品。总体上看，我国的实际汇率对我国一般贸易进口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短期和长期表现不一致。短期我国的实际汇率与一般贸易进口表现出较大的负相关，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短期将抑制（促进）我国的一般贸易进口1.209个百分点。而在滞后期间，负向效应迅速下降，正向效应逐渐扩大。从总体来看，实际汇率对一般贸易进口表现为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0—4期），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将促进（抑制）我国的一般贸易出口1.696个百分点，显示我国汇率升值（贬值）促进（抑制）进口的滞后效应非常明显。其滞后效应和我国的进口和外汇管理制度相关。

加工贸易出口：我国参与国际加工贸易，发展加工贸易出口主要是基于我国数量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因而，本章用非农劳动力的数量（ln（LAB_t））、劳动力对资本的相对价格（ln（WARIN_t））、外商投资企业的占比（ln（FRG_t）），以及实际汇率来解释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从实证检验结果看，我国的非农劳动力数量对加工贸易出口具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非农劳动力数量增长1个百分点，将拉动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6.3523个百分点。而我国的劳动力价格，即ln（WARIN_t）因素对加工贸易出口影响不显著，显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在当前幅度上的变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发展。和一般贸易一样，外商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和加工贸易的出口负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在GDP中的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减少0.365个百分点。

实际汇率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弱于一般贸易。实际汇率也是影响我国加工出口的重要变量，但影响作用弱于一般贸易^[7]。分布滞后的实证结果显示，实际汇率对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在前两期表现为负向作用，在当期显著性和强度均较弱。从滞后1期开始较大显现。滞后1期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将抑制（促进）加工贸易出口0.527个百分点，滞后2期的负向效应弹性也大致0.569，第3期为不显著的正向，之后又表现为负向。按照0—4期分布滞后的实证结果，实际汇率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表现为负向作用的总效应，长期我国的实际汇率升值（贬值）1个百分点，长期将抑制（促进）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1.487个百分点。这和加工贸易的属性是相适应的。加工贸易的出口汇率传递需通过产业生产进行，因而滞后较为明显；且受到的仅为加工环节，受影响的程度也较少。

加工贸易进口：由于我国政府严格限定加工贸易进口用于加工贸易出口，因而加工贸易进口的目的较为单纯，影响因素也较为清晰。因此除实际汇率外，仅采用加工贸易出口（ln（EXP_j，t））解释加工贸易进口。从实证结果看，加工贸易出口是影响加工贸易进口最显著的因素（很大t值），这表明，将加工贸易进口的目的归纳为加工贸易出口非常合适，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增长1个百分点，将带动我国的加工贸易进口增长0.927个百分点，“小于1”表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使用的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中国内提供的比例加大。即在加工贸易的出口发展中，我国逐渐成为除加工环节外的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的提供者，这一过程仍在持续。

实际汇率也是影响加工贸易进口的因素，但显著性相对较差，符合加工贸易的进口服务于加工贸易出口的逻辑^[8]。从实证结果看，长期内实际汇率变动仅微弱地与加工贸易进口负相关，大部分被加工贸易出口解释。当期的效应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滞后1期表现为显著的负向，负向弹性为0.3042，滞后2期也表现为负向。总体来看（0—4期），负向弹性效应为0.153，与一般贸易进口的差异较大，显示了加工贸易进口服务于出口的特征，同时也表明我国实际汇率升值将可能抑制加工贸易进口，提高加工贸易出口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的国内提供程度。

以上实际汇率对不同贸易方式进出口的不同影响程度与方式，可以进行进一步探讨。首先，实际汇率对出口的负向作用，对一般贸易要大于加工贸易。这是由于加工贸易的原材料等部分来自国外，出口成本中受实际汇率变动的部分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贸易出口，实际汇率的短期（当期）负向弹性为较显著的－0.829，而加工贸易则为不显著的－0.104，这是由于汇率对一般贸易的影响直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作用，而对加工贸易则通过生产环节传导；进而表现在滞后1期的弹性，一般贸易为更强更显著的－1.070，加工贸易为显著的－0.527，之后，实际汇率对一般贸易的负向影响在弱化，而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在强化，以至滞后2—4期，实际汇率对加工贸易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而对一般贸易的抑制作用逐渐降低。这是由两者的作用方式不同造成的。其次，实际汇率对进口的作用，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有较大差别。实际汇率升值，对一般贸易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加工贸易的作用则为微弱的负向抑制作用，这符合加工贸易进口和一般贸易进口的各自影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贸易进口，我国实际汇率升值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实际汇率对一般贸易进口的弹性，在当期表现为显著的较大的负向－1.209，且在滞后1期表现为不显著的较小负向作用，在滞后2期才逐渐呈现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逐渐加大，以至总效应表现为较大的升值促进进口或贬值抑制进口的一般贸易效应。这是由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与一般贸易进口部分服务于出口的目的决定的。对于加工贸易进口的实际汇率变动效应，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即进口服务于出口的特性明显。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对加工贸易进口的作用较为不显著，且抑制作用和促进作用互相交替，总体体现了加工贸易和进口两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