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的结果分析

1.经济收益和减排收益全部归企业所有

当经济收益和减排收益全部归企业所有，即t＝0，δ＝0，代入式（6.14）和（6.15）可得：

由（6.16）式可知，如果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全部归企业所有，那么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动力去激励企业的经济产出和减排行为，自然不会有动力将资源配给企业。

2.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经济收益，不共享减排收益

当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经济收益，不共享减排收益时，即0＜t≤1，δ＝0，代入式（6.14）和（6.15）可得：

从式（6.18）可以看出，如果金融机构能共享经济产出收益而不共享减排收益时，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动力去激励企业的减排行为，而是有动力去激励企业为了增加经济效益而增加排放，并且激励排放增加的力度随经济效益共享的比例的增加而增加。

3.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减排收益，不共享经济收益

当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减排收益，不共享经济收益时，即t＝0，0＜δ≤1，代入式（6.14）和（6.15）可得：

从式（6.19）可以看出，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共享经济产出收益而共享减排收益时，金融机构有动力去激励企业的减排行为，激励强度与减排收益共享的比例正相关，并且会为了减排而宁愿牺牲经济产出的增长。但是为了减排而牺牲经济的增长，不符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和节能减排的双重目标的激励应当平衡，不能顾此失彼。

4.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经济收益和减排收益

当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碳排放的经济收益和减排收益时，即0＜t≤1，0＜δ≤1，那么：

（1）当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都不确定，可得：

从式（6.21）和（6.22）可以看出，如果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都不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收益（B′（a1））和边际经济收益变化率（B″（a1））的增函数，是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经济产出的边际成本变化率（C11）、经济收益不确定性的减函数；②减排边际收益（V′（a2））、边际减排收益变化率（V″（a2））和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的上升，会强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减排激励，而减排收益的风险会弱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减排激励。

（2）当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确定，而减排收益不确定时，可得：

从式（6.23）和（6.24）可以看出，如果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由碳排放投入获得的经济产出收益确定，而减排收益不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收益（B′（a1））的增函数；②碳排放资产边际收益（V′（a2））、边际减排收益变化率（V″（a2））和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的上升，会强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减排激励，而减排收益的风险会弱化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减排激励。

（3）当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行为相互独立，由经济产出收益不确定，而减排收益确定，可得：

从式（6.25）和（6.26）可以看出，如果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由经济产出收益不确定，而减排收益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收益（B′（a1））的增函数，是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经济产出的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C11）、经济收益不确定性的减函数；②边际减排收益（V′（a2））和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是金融机构减排激励强度的增函数。

（4）当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由碳排放投入获得的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均确定，可得：

由（6.27）和（6.28）可以看出，如果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相互独立，且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均确定，那么：①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收益（B′（a1））的上升会增加金融机构对经济产出的激励强度；②减排边际收益（V′（a2））和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对金融机构减排激励强度成正比。

（5）当C12≠0时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不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确定，而减排收益不确定，可得：

由（6.29）和（6.30）可以看出，如果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不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确定，而减排收益不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产出（B′（a1））和减排的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C22）的增函数，是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两项任务边际努力成本的替代性（C12）、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边际减排收益（V′（a2））、减排收益风险和边际减排收益变化率（V″（a2））的减函数；②金融机构对企业减排的激励是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边际减排收益（V′（a2））和边际减排收益的变化率（V″（a2））的增函数，是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减排收益风险和减排的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C22）的减函数。

（6）当C12≠0时，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不相互独立，经济产出收益不确定，而减排收益确定，可得：

由式（6.31）和（6.32）可知，如果两项任务不互相独立，经济产出收益不确定，而减排收益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致力于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产出（B′（a1））、边际经济产出的变化率（B″（a1））的增函数，是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经济产出的边际努力成本变化率（C11）和碳排放经济产出收益风险的减函数。②金融机构对企业致力于减排的激励是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和边际减排收益（V′（a2））的增函数，是经济产出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产出（B′（a1））、企业绝对风险规避度（ρ）、两项任务边际努力成本替代性（C12）、经济产出收益风险、边际经济产出变化率（B″（a1））的减函数。

可见，金融机构与企业的经济收益共享比率越大，就越弱化金融机构对企业减排的激励力度。

（7）当C12≠0时，＝0时，即两项任务的努力成本不相互独立，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均确定，可得：

由式（6.33）和（6.34）可知，如果两项任务不互相独立，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均确定，那么：①金融机构对企业致力于经济产出的激励是经济产出收益的共享比率（t）、边际经济产出（B′（a1））的增函数；②金融机构对企业减排的激励是减排收益共享比率（δ）和边际减排收益V′（a2）的增函数。

将β1＝tB′（a1），β2＝δV′（a2）分别代入式（6.9）和（6.10）的激励相容约束方程中，可得：

式（6.35）和（6.36）的经济含义分别为：企业经济产出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经济产出的边际努力成本，减排行为的边际收益等于减排的边际努力成本，符合帕累托最优投入水平的要求。显然，在金融机构和企业共享碳排放的经济收益和减排收益的条件下，只要经济产出收益和减排收益是确定的，无论企业致力于经济产出的和减排的努力是否独立，企业的经济产出和减排收益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投入水平。

虽然企业减排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但是节能减排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较长，建设初期资金的投入普遍较大，未来的经济效益具有不确定性。此外，技术的进步、政策和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会对企业减排收益造成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企业减排行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减排收益也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考虑到减排收益的不确定性，上述帕累托最优情况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情形。相较于减排收益的不确定性，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比较确定，那么，金融机构对企业经济产出激励会因企业致力于经济产出和减排的努力是否独立而有差异，激励强度大小差别是ρC12σ22倍减排激励强度［比较式（6.23）和（6.29）］。从式（6.24）和（6.30）的减排激励强度可以看出，无论企业致力于经济产出和减排的努力是否独立，金融机构对企业的减排激励强度是相同的，即：

假设企业边际减排收益为常数，则边际减排收益的变化率为0，金融机构对企业减排的激励强度则可以简化为：

可见，对风险规避度相同的企业，金融机构对企业碳减排的激励强度决定于减排收益的共享比例、企业减排边际收益的大小和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减排收益共享比例相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倾向于向减排收益大、减排风险小的企业提供减排项目的融资，减排边际收益低，风险大的企业，不能对金融机构低碳资本配置形成有效激励。

金融机构低碳资本配置强度系数与有效资产组合管理理论中的收益－波动性比率有相似之处，可以简化金融机构低碳资本配置过程，确保收益（边际减排收益）与风险相称。由微观经济理论可知，当减排边际成本等于减排边际收益时，企业实现减排投资利润最大化，因此，金融机构可以依据减排成本及减排成本方差估算相应行业的低碳资本配置激励强度，进而选择合适行业或企业进行低碳资本配置，提高金融机构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与效率，引导社会资金支持其低碳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