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发展演变

温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温州人的经商能力在全国首屈一指，市场机制在温州有着特殊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温州模式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温州模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初，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驾齐驱，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启动时期的两个十分受人关注的发展模式。最初的苏南模式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以原有的乡镇企业为主体发展起来的，而温州模式则是以民间的私人经济为主发展起来的，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备受争议，也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特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即政府对民间私人经济的发展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方针。尽管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模式的概念和特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国，尤其对浙江的经济发展和政府与市场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温州模式是经济体制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是体制转型期的最佳路径选择。^〔1〕温州模式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至少以下三点对温州模式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温州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地区有人口560多万，耕地面积290多万亩，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2亩，每个农村劳动力平均占有耕地1.54亩，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3。温州农村当时至少有1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当地难以生存，1978年前有一大批农民长期外出逃荒要饭。钱库、宜山、金乡一带，外出要饭的农民超过劳动力总数的一半。^〔2〕人多地少的现实，使得温州人形成了一种外出经商和做手艺的传统，这些流动的商贩成为后来数十万温州购销大军的重要基础。二是温州区域人文精神的影响。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就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功利学派”，提倡工商，主张义利结合，讲究功利实用。温州特殊的文化积淀加上长期以来偏隅一角形成的温州艰苦的社会环境，铸就了特殊的“温州精神”，即温州人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为了致富和创业，温州人异常勤奋、敢冒风险、不断开拓，永不满足。这种精神是温州模式的灵魂，是“温州模式”最重要和最宝贵之处。^〔3〕在此基础上，温州还形成了人人都想当老板的职业选择模式，温州人大多宁为鸡头，不做凤尾。这种创业冲动，使温州的民营经济相当活跃。三是地方政府的宽容和默许。温州模式是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种模式，民间自发的个私经济在期间发挥了主体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宽容和默许，温州模式也不可能形成。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许多时候需要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在改革开放之初，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存在着许多“左”的思想障碍，个私经济和市场竞争一直受到姓“资”姓“社”的困扰。但是，浙江和温州各级政府在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还是采取了很好的策略，尽它们当时条件下的所能，为温州模式的形成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面对当时意识形态对个私经济的指责，它们尽管不可能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加以支持，但也并没有像有些地方政府那样采取强烈的措施加以扼杀，它们或是采取尽可能宽容的措施予以处置，或是不做任何表态地默认。因为个私经济的活跃不仅有效解决了老百姓的生存问题，而且也给地方经济带来了许多实际利益。“在‘温州模式’的改革道路中，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共同分享潜在制度外受益，也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化解传统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与‘温州模式’的潜在反对者的改革阻力。”“地方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及地方政府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也使得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驱动而充当这场制度变迁的积极‘解说员’。温州每年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视察组、考察团，当地政府要从‘积极’的立场解释、介绍‘温州模式’，以消除或纠正中央与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的对‘温州模式’的误解或偏见。”^〔4〕显然，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温州模式就不可能产生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二）温州无为而治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价值

无为而治是温州模式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主要特色，温州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对它的积极评价还是引起的争议，往往与无为而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有着一定的关联。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用无为而治来概括温州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不十分准确。一方面，无为而治只是对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某些特点的概括和提炼，并不能反映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也在调整变化，一句无为而治并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笼统，似是而非的概括。^〔5〕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对温州特定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最典型的特点加以描述，无为而治的概括还是比较鲜明准确的，尽管这种概括的确存在缺乏全面性和动态性的不足。

与温州模式的形成一样，无为而治这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也是当时温州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以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整个历史进程来分析，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无为而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对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所不认同的个私经济的发展没有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压制和打击，而是采取顺其自然的宽容态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并不是说温州政府对与市场的关系已有了多少深刻的理性认识，实际上，这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有当时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又有老百姓的发展个私经济的强烈愿望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地方政府在当时的政策背景下不可能公开地站出来积极主动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只能采取一些变通的措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如尽可能努力去发现和寻找老百姓当下的做法与原有体制相容的方面，或者对一些敏感问题仅仅口头表态，而不形成文件，采取只做不说的低调方式，更多的时候是采取视而不见，有意放纵的方式。^〔6〕二是当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无为而治主要表现在政府较少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此时的无为而治，完整的讲法应该叫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营造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在微观竞争性领域，政府依然很少介入。这一方面是因为温州的经济结构主要是以个私企业和民营经济为主，国有经济的比重很小，政府很难在微观竞争性领域发挥影响和作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温州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使得政府与市场关系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无为而治的特定风格，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行为习惯和路径依赖。

温州无为而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社会影响。一方面，由于这种模式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很好得调动了广大经济个体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前20年，温州经济突飞猛进、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605.82亿元，比1978年翻了4番，平均每年递增16.1％，高于浙江全省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7〕另一方面，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对温州模式，对温州无为而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高度评价。当然，温州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今天再用无为而治去概括温州现实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就不一定准确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温州无为而治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积极影响和发挥过的特殊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曾经风光无限的温州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温州的经济出现了持续下滑。尽管2002年温州依然被联合国确认为全世界最具活力20座城市之一，2004年温州还入选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但是，温州经济发展速度开始落后于浙江省内其他一些地区。2003年，温州的GDP增长落到了浙江省倒数第二的位置。尔后几年，温州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在浙江省增速的后面几位徘徊。尽管在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谁都明白不应以GDP论英雄，但是，温州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依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深切关注：产业结构的单一和固化、重工业的缺失、资本与企业的大量外流、极少的外资引进等等。甚至有学者预言，由于制造业结构的演变缓慢与“代际锁定”，由于人格化交易方式存在的弊端，在此后1～2代人的时间内，温州模式将趋于消亡。^〔8〕

任何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关键是要找到导致变化发生的真正原因，揭示变化的方向，并采取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应对措施。从温州模式的发展演变来看，当前遭遇的许多问题都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关联。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传统特点是无为而治，改革开放之初不对个私经济采取严厉的压制和打击的无为而治，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对微观经济干预的无为而治，都很有效地促进了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无为而治逐渐成为了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通行风格和特色，渗透到了政府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发展和公共服务领域。浙江省发改委、省统计局从1997年开始对省内11个辖市进行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排名，温州都排在第7位之后，其中，2003年和2005年都名列第9位，位居全省倒数第3。^〔9〕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无为而治，使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受到很大的制约，无法有效履行为市场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职能，影响了温州的经济发展。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能，是温州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