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

浙江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中，通过大胆的尝试、及时的纠偏和不断的总结，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即活跃的市场机制加有为政府的政府与市场合作互补模式。浙江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有三个显著特点：即活跃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补。

市场机制的活跃是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最典型的特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市场化改革一直领先于全国，无论是当时争论不休的“温州模式”，还是后来异军突起的“义乌模式”，直至当前引起全国普遍关注的“浙江现象”，其特点首先都是活跃的市场经济。人们一讲起浙江，首先想到的也是浙江活跃的市场表现，正所谓“看市场，到浙江”。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浙江经济发展的自然禀赋并不优越，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浙江经济的起飞，得益于市场机制的率先引入，正是这种市场机制优势，使浙江抢占了经济发展先机，市场竞争规则随后在浙江全省得到较普遍和有效的运用，又提高和保证了浙江经济的效率，使得浙江的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发展能够持续走在全国前列。樊纲等一批学者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研究，从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测度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多年来的统计显示，浙江的市场化水平一直名列全国前茅。^〔8〕

有为政府是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尽管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的温州模式曾以政府的无为而治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保护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就浙江全省30年发展的总体而言，浙江各级政府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十分积极有为的作用：一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资源禀赋并不优越的浙江在全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政府科学的规划和正确的发展战略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大部分政府都重视对经济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战略指导，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义乌市。全国闻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建设，其间经过八度搬迁、五次新建，不同时期的市场建设和发展都带有鲜明的政府烙印，都离不开政府在市场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上的积极作用。^〔9〕二是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能力。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供应者，浙江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这不仅因为浙江经济相对较为发达，具有提供公共物品所需要的经济实力，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浙江各级政府善于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公共物品供应效率。通过法制浙江、平安浙江等具体有效措施的推进，浙江各级政府努力营造法制化环境，实现社会平安和谐。浙江不少城市获得了“最具安全感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等称号。三是政府自身的自律和约束能力。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的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改革等途径，对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了严格的监督和控制，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分析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出，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政府有为，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无所不包的管理有着根本的区别：有为政府的行为是以市场为基础，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有为政府以创造市场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为目的，不是政府自己去参与微观经济竞争；有为政府以规划为主要的引导手段，不干预经济个体具体的经济活动；有为政府以服务为管理的基本方式，不是通过居高临下的管制和行政力量来体现政府的作为。“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政府政策的合适与否决定了这些国家发展绩效的好坏。”^〔10〕浙江有为政府合理的政策措施对浙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补是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的又一个重要特色。政府与市场是一对矛盾，在不少地方，市场的活跃往往伴随着政府作用的弱化，而政府作用的发挥往往又是以市场功能的萎缩为代价，非此即彼。但是在浙江，市场的活跃和政府的有为并没有形成对立，反而在博弈中实现了较好的互补。因为双方存在着合作的基础，有着共同的利益，双方互为需要。

首先，政府需要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地方政府已从过去主要作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变成了一级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随着财政包干制、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等财政体制的逐步实行，地方政府的责、权、利也实现了相对的统一。中央政府下放了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同时也下放了更多的责任。地方政府在具有了管理本地事务的更大权力，可以为本地争取更多的利益的同时，也必须对本地区的发展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在地方政府要履行的各种责任中，经济发展无疑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没有经济的发展，不能有效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一个地区任何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将难以长期持续。而要快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尽快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正是通过市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浙江很快形成了民营经济、股份制经济、专业市场、产业集群等经济特色和优势，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这正是转型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启动期所最需要的。

其次，市场的发展也需要政府。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分析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浙江市场优势的形成，尽管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恰恰是政府。浙江之所以能够先于其他地方形成市场优势，浙江各级政府不同形式的支持和扶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基本有效的是浙江各级政府为市场的发展在制度供给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正是这种有效的制度供给，最终成就了浙江的市场优势。诺斯对政府的制度供给作过深刻的阐述。“制度在社会中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11〕诺斯把国家视为一种最重要的组织和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变迁可以在政府（国家）、集团和个人三个层面上进行，但最适宜的制度变迁是政府（国家）来组织。因为它能够以比民间组织更低的成本达到此目的。^〔12〕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如法律和秩序、产权的界定、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等。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增长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积极作用，既制定出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又能建立起防止政府寻租、以权谋私的政府行为规范体系，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就成为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速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浙江各级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设法使政府主导的制度供给与民间诱致性制度供给相结合，政府的制度供给与政府的政策供给相结合，激发市场活力与调动基层政府积极性的制度供给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与约束市场损人利己行为、制约官员以权谋私的制度供给相结合，从而为浙江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当然，浙江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不是天然自成的，而是长期博弈和磨合的结果，正是在与市场的不断较量中，浙江各级政府逐步了解和认识了市场的规律，学会了如何在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政府与市场从相互抵触到彼此依存，正在逐步形成各司其职、合作互补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