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与义乌模式比较

温州和义乌是浙江甚至是全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典型地区，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又有着许多差异，对这两个市场经济活跃地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加以比较，无论对温州和义乌自身，对浙江全省，以及对其他许多希望更多了解、学习温州和义乌的地区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

（一）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

浙江的民营经济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而温州和义乌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代表，在全国有着很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联的各种要素在这两个地区都可以得到较为典型的揭示和解读。这两个地方的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中既有许多共性的做法，也有许多各自的特点，比较它们的异同，可以深化人们对民营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相关性的认识。

作为两个以成功地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而著称的地方政府，它们最基本的共同点是都能够在市场主体自主性要求的基础上，顺应市场发展要求，积极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公共品，从政策和制度上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温州与义乌民营经济的发展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两地在历史上都有重商的民风，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都面临着较为恶劣的现实条件，老百姓都有着十分强烈的致富愿望。温州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劳动力大量过剩，再加上由于地处当时的海防前线，国家在温州投资的工业很少，温州人为了找出路，谋生计，因地制宜“逼”出了一条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商品生产的新路子。义乌的自然条件也不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义乌曾是金华地区一个较为落后的穷县，迫于生计，历史上经常有一些义乌的农民在农闲时挑起“货郎担”走村串户，做“鸡毛换糖”的小本生意。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在义乌一些城镇摆摊经商的农民越来越多，义乌农村的集市贸易有了很快的发展。面对这些自发的民间经济活动，由于许多做法在当时的国家政策范围内并没有得到肯定和承认，温州和义乌两地的政府曾经感到十分为难。它们也曾按照当时国家政策的规定对这些民间的经济活动进行过一些劝阻、制止甚至驱赶，但是效果并不好。民间为摆脱贫困而自发开展的经济活动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事实上，这些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解决了相当一批人的就业和贫困问题，而且极大地活跃了当地的经济。在这些极有说服力的事实面前，温州和义乌的地方政府很快转变了认识和态度，顺应民间对经济发展的愿望，并采取了当时条件下能够采取的各种办法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加以支持。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多种经济形式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使不同所有制形成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市委、市政府坚持“扶持、鼓励、引导、管理”的八字方针，连续发表了4个文件，特别是《关于鼓励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放宽从业对象，放宽经营范围，放宽经营方式，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有效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14〕而在义乌，早在小百货市场开放之前，当时的义乌县工商局已经摆脱了“左”的干扰，认可了农民经商，而且还与所在地的镇委镇政府达成了齐抓共管的一致意见。^〔15〕显然，没有历史上重商的传统民风和现实生活中民间要求摆脱贫穷的强烈致富冲动，温州和义乌的民营经济不可能在当时形成如此大的影响力和领先优势；同样，如果两地政府不能顺应市场要求，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及时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两地民营经济也不可能有后来的辉煌发展。

（二）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

温州和义乌的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都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两地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制度供给却有着很大的区别。总的来说，温州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顺应形势和环境，力求通过创造无为而治的制度环境来维护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而义乌地方政府采取的则是顺势造市，通过政府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来主动弥补市场的缺陷，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在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两地政府的制度供给都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

两地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民营经济启动时期的不同特点。温州和义乌在历史上一直有着重商的民风，但是，两地民营经济的真正发展，却开始于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亟须做出重大调整。要解决计划经济带来的巨大的历史包袱，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作为计划经济影响相对薄弱的地区，温州和义乌的民营经济在这个难得的历史关头开始了全面的启动。在这个过程中，温州和义乌两地政府通过不同内容的制度供给保护和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初面临着较大的政治压力，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温州模式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温州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植采取了较为含蓄的方式。它们一方面对民营经济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用默认的方式加以保护。面对各种指责，它们默默地承受，尽管没有力量去公开抵制，但也绝不去跟风讨好。另一方面，它们又采取各种迂回的办法，为民营经济寻找各种当时的政策可以接受的理由，为民营经济戴上各种“红帽子”，不让民营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温州市政府于1987年颁布的《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指出：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它既不同于私营合伙企业，也不同于乡镇办的集体企业，有着集体经济的因素。温州市政府1989年发布的《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更进一步强调了股份合作企业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对股份合作企业核准登记注册时，在经济性质栏核定为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1992年的《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制合作企业的规定》更进一步肯定地指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温州广大群众在十年改革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6〕

与温州相比，义乌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关注，因此，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压力也要小得多。由于可以不必太多顾虑政治上的因素，可以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义乌政府对推动民营经济（在义乌，主要是小商品市场）的发展采取了较为直接主动的方式。早在1979年初，当时的义乌县革委会就根据义乌经济发展的实际颁布了《关于全县农村集市恢复原来市日的通知》。文件指出：集市贸易是义乌农村进行商品交换的传统习惯，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正当的农村集市贸易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应当加以恢复。接着，在民间自发形成小商品市场之后的1982年，小商品市场所在地的城阳区工商所、稠城镇政府，直至义乌县政府都相继对小商品市场加以公开的承认。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在1982年召开的义乌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把“鸡毛换糖”和小商品生产树立为利国利民、有贡献的典型加以表彰。^〔17〕

两地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不同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对民营经济逐步采取了开放和扶持的政策，我国的民营经济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温州和义乌政府的制度供给依然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

温州模式的本质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民营企业的自主制度创新是温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实在其启动期也一样），温州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事后的调节和补救的制度供给方式，较好地发挥了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有效地保护和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个体工商户进行整顿规范。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主创新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创业的个体工商经营者剧增。为了解决个体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温州市政府于1980年发布了《关于对个体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温州成为我国第一个发放个体工商执照的城市。之后的1981、1982、1983年温州市政府连续发了《关于加强市区个体手工业管理的通告》、《关于加强市区个体商业管理的通告》、《关于认真整顿个体客栈的通知》、《颁发＜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无证经营＞的通知》。对个体工商户的整顿规范促进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规范和保证本地产品的质量。随着温州个体私人企业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温州出现了严重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现象，从皮鞋、电器到其他各种日用商品，一时间，温州产品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对温州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为此，从1990年到1994年，温州各级政府痛下决心，大张旗鼓进行打假治劣，终于制止住了区域性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活动。1994年之后，市政府确立了“质量立市”的战略，还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质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规——《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从而使温州民营经济的质量不断得以提高。三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由于长期处于边防前线，以及国家投入少等原因，温州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当落后，既无铁路又无航空，公路和城市道路交通的条件也很差，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扭转这种被动状况，温州各级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齐心协力，在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精心组织，把市场化措施与政府行为有效结合，使路、电、水、港、城等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保证了温州经济的更快发展。

与温州地方政府不同，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作用的发挥不仅表现在对这个时期市场缺陷的事后弥补，而且，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义乌地方政府还特别注重发挥制度供给在事前和事中的主动引导作用，政府及时出台有利于市场发展的政策和制度规定，推动市场设施建设，顺势造市，果断争取先发机遇，切实增强竞争优势，积极推动民营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义乌小商品市场从1982年开放，至今已发展到了第五代，市场每一代的提升都是在政府的组织和推动下实现的。从露天市场到室内市场，再到市政府控股的“商城集团”，再到建设国际商贸城的战略构想，毫无疑问，义乌市场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鲜明的政府烙印，都是在政府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义乌市委书记楼国华认为，政府的作用至少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总体规划、资源配置、政策扶持。据称，国际商贸城二期所有的摊位260万平方米，全部由政府投资控股，只租不卖，主要市场资源完全由政府一手控制。与此同时，政府有令在先，市场内的34个行业，与市场外的30多条专业界，必须划行归市，场街结合。事实证明，适当的政府干预，不仅起到了“货比百家”的效果，可以有效防止商业欺诈，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反而能够提高竞争力。^〔18〕自1984年义乌提出“兴商建县”整整20年后，义乌的建成区扩大了近18倍，使义乌从一个一不靠海、二不靠边的农业县，变成了“以商兴市”、“连通四海”的经济强县，综合经济实力在2004年时已名列全国百强县的第17位，商务部还将义乌作为中国国际小商品市场博览会永久性会址，这是到目前为止商务部批准的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家级博览会。这一切，如果没有义乌历届班子的共同努力，没有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两地政府的制度供给在民营经济相对成熟时期的不同特点。经过20来年的快速发展，温州和义乌的民营经济都进入了相对成熟期，在这个时期，两地政府的管理和制度供给方式也发生了许多变化。温州政府在发挥维护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缺陷这种传统功能的同时，开始较多地关注起如何在引导温州经济结构调整、规划温州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和作用^〔19〕；而义乌政府在发挥好其一贯的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势作用的同时，也更多地考虑如何从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及时退出，把更多精力用到弥补市场缺陷上来。^〔20〕出现这种变化，是由两地所面临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温州无为而治的政府制度供给模式不仅适合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实际，有效地保证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引起了其他地方的极大关注。但是，在各地经济激烈的竞争中，温州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随着许多温州企业的外迁，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温州的GDP增速2003年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第二，2004年排名倒数第三。因此，温州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积极引导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温州的一些政府官员认为，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吸引外资和实现产业的重化工化，政府必须在规划、组织和推动经济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21〕而义乌的强势政府在经过近20年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精心培育，在市场机制得到基本完善之后，更多考虑的则是政府如何退出市场，放松管制，在制度供给方式和内容上，如何从过去较多的直接和具体管理向更多的宏观指导和政策引导转变，从更宏观和可持续的角度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宽松而有序的外部环境。

（三）导致两地政府制度供给模式区别的原因分析

地方政府的政府制度供给模式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政府制度供给模式又是受特定的社会因素影响的。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模式的差异，受到了以下方面因素的影响。

1．两地政府受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社会对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度以及两地政府所受到的压力都不同

温州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较为突出，当地老百姓早就开始尝试通过诸如做小买卖、开家庭作坊、搞长途贩运等各种方式来谋生致富，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温州就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资本主义重灾区”。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农村的家庭工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温州模式”的姓“资”姓“社”问题也引起了更大的争议。不仅社会上有议论，理论界有争论，而且，中央高层对这个问题也有担心。从改革开放开始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十几年时间里，这种争论和担心一直没有消除。1989年4月、1989年10月、1991年7月中央三次专门派调查组赴温州调查。尽管三次调查的结果，都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作了肯定，但是，其间给温州各级政府带来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只能采取较为现实的、含蓄的态度和方式，否则，将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义乌民营经济发展的背景远没有温州这么复杂，当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全国的关注，引发了姓“资”姓“社”大讨论的时候，义乌地方政府却基本上可以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来处理民营经济问题。由于当时义乌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要求转移，义乌农村又有着长期“货郎担”的民风，因此，在当时的义乌，部分农民“弃农经商”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出于当时国家的政策规定以及对维护交通和市容的考虑，政府工商部门也曾对农民自发形成的交易市场进行过劝阻和制止。但是，在禁止无效的情况下，基层工商所和镇政府转变了认识，它们一方面看到了农民经商的巨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它们看到小商品市场发展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太大的危害，反而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它们首先认同了小商品市场。之后，义乌县政府从更理性的角度认识到，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关键在于正确的引导，于是，县里于1982年9月正式开放了两个小百货市场，从而使小商品市场在义乌得以合法化。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化不仅促进了市场本身的繁荣，还带动了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义乌县委县政府从中看到了潜伏在这股经商潮流之下的巨大经济动力。到了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的目标，从此开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经历可以看出，义乌政府对待民营经济的管理方式是符合义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并没有受到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过多影响，这是义乌的幸运。

2．两地所处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区位特点不同

政府制度供给模式的形成，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区位特点有着很大的联系。温州是浙江较大的一个地级市，其发展经历尽管也很曲折坎坷，但毕竟曾经一度商贸繁荣，颇有影响。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的经济在当时已经自发地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小而散的家庭工业遍地开花，十几万推销员开辟了温州与全国各地特殊的商贸联系，十大专业市场形成了温州“小商品，大市场”的农村商品流通格局。这些经济发展中的特点，既是温州过去人多地少，国家投资的工业基础差而民间具有较浓厚的商贸传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结果，又是温州未来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处于这样一种经济格局中的地方政府，当然要充分利用好民营经济活跃的优势，尊重市场机制，并因势利导，运用政府手段及时调节和弥补市场缺陷，保护民营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义乌的情况则不同。义乌在当时还只是浙中一个较为落后的农业县，虽然在历史上有“货郎担”的民风，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当时国家政策的影响，义乌全县还没有一个真正有影响的市场。1982年9月，义乌宣布开放了两个小百货市场，一个在稠城镇，另一个在廿三里镇。然而，由于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廿三里镇的小百货市场发展得并不好，后来也合并到了稠城镇市场。这样，就形成了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特殊优势和影响力。就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而言，义乌在浙中诸县市中并没有太优越的自然禀赋。而小商品市场的迅猛发展，不仅使政府的市场管理费收入和税收得到了迅速的增长，也催发了物流、人流、土地、房产，尤其是小商品市场摊位等相关资源领域的需求和竞争，使义乌在浙中经济发展中具有了一定的区位优势。为了保证义乌小商品市场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防止出现欺行霸市等恶性竞争，当地政府一方面让工商局通过市场摊位的有序合法流转和交易区的“划行归市”等许多有效措施，将小商品市场的管理纳入了规范化的管理体制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又及时对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引导小商品市场从露天市场、室内市场、到组建成“商城集团”，再到规划建设国际性商贸城。显然，正是小商品市场在义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义乌历届党委和政府对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而正是政府的这种有力保护和规划，使得义乌能够超越周边县市，在小商品市场发展中脱颖而出。义乌的许多老百姓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有效的制度供给，没有政府在市场建设和管理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许义乌小商品市场早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沦为一般的地区性批发市场了。^〔22〕义乌也不可能在2004年全国百强县的排名中位居17名，成为浙江中部地区最发达的县级市。

3．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

政府制度供给模式的形成还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特点和模式的影响。温州由于长期以来人多地少，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员外出谋生，因此，温州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温州区域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这些人数众多的在外创业的温州人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温州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温州人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号称十万之众的销售大军在各地活动，而后，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更是走遍全国，到处都可以听到所谓“高山峡谷有小城，有城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据统计，在2001年，温州全市有160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在外个体工商户达37万户，创办企业3万多家。在外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年销售额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再造了一个温州。与此同时，有40多万温州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3〕这200多万在外生活、创业的温州人，是温州经济发展巨大的可利用资源。因此，要发展温州经济，政府不仅要利用好温州辖区内的各种资源，利用好温州模式的影响力，还必须把遍布世界各地的与温州人相联系的各种资源利用好。

义乌的情况则不同，无论是历史上走四方的“货郎担”，还是后来的集市贸易和小商品市场，义乌经济主要的优势和特点都离不开义乌小商品市场，正是小商品市场独特的发展历程，影响和决定了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的特点。从开放小百货市场到提出兴商建县；从规范市场摊位的租赁和转让，做好管理的基础工作，到“划行归市”规范市场行业布局，形成行业集聚优势；从露天市场到室内市场；从组建义乌市政府控股的“商城集团”，到义乌市委市政府重新定位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设国际商贸城市的战略构想，义乌地方政府许多有特点的制度供给都是针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而展开的。可以说，没有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也就没有义乌特点的政府制度供给模式。

（四）不同制度供给模式比较的启迪和思考

比较温州和义乌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模式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可以给人们许多的启迪和思考：

第一，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没有统一的制度供给模式，各地政府只能根据本地的实际顺势而为、因地制宜。温州和义乌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共同提供和论证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和结论，即地方政府制度供给模式是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温州还是义乌，没有地方政府制度供给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影响和作用，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发达的民营经济。但是，温州和义乌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制度供给模式的许多争议，究竟是政府无为而治的温州模式好，还是政府顺势造市的义乌模式好？显然，笼统和抽象地讨论温州和义乌的模式孰好孰劣，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仅因为温州和义乌的做法并非十全十美，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且，这两种政府制度供给模式都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产生出来的，温州政府的做法既不可能在义乌形成，显然也不完全适合于义乌，反之亦然。由此可见，不可能有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优制度供给模式，只有最适宜的模式。当然，没有最优模式不是说就没有相互借鉴的意义了，相反，正因为没有最优模式，不可能去盲目照搬照抄，所以更需要相互比较借鉴，吸取对方有价值的，而且可以为己所用的优点。

第二，不管采取哪一种政府制度供给模式，都要以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而不能以地方政府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这里涉及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机和目的问题。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中提出的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把受机构驱使的政府改变成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政府要更多考虑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自身的需要。^〔24〕在我国政府管理中，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政府管理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政府自己的政绩还是为了有效满足社会公众的客观需要？这两者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却相去甚远。有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功利性十分明显，做任何一件事，包括发展民营经济，只有在有利于体现政绩时才去做，因此，政府的制度供给表现得十分急功近利。眼前政绩明显的，它们会大张旗鼓去做，眼前政绩不明显的，哪怕是对这个地方今后长远发展有利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高。当追求政绩成为目的时，发展民营经济反而变成了实现政绩的手段，因此，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往往是非理性的，而由此形成的政府制度供给模式也往往是不科学的。可见，只有真正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地方政府才能不断地去尝试和完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才能逐步形成适合本地实际的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模式。而要使地方政府能够真正以民营经济发展而不是自身的政绩为出发点，我们需要对现行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法进行有效的改革和完善，用最终是否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评估地方政府政绩的标准，从而使地方政府的政绩与民营经济，以及整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第三，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微观市场领域要尽可能退出，实行无为而治，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地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我国早期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温州模式曾与苏南模式作为两种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的比较。人们一般认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核心区别在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和角色定位差异。在苏南模式中，社区政府是充当企业的创办者、投资者的重要角色，事实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推动力。而在温州模式中，企业创办者和投资者主要是个人或者是家庭，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主导推动力主要来自民间。这不仅成为温州模式，而且成为后来整个浙江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义乌作为浙江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这个特点。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微观领域同样都不过多介入、都能较好遵循市场规则的温州和义乌，在政府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义乌一直强调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8次搬迁、5次新建到组建“商城集团”、提出建设国际商贸城市的战略构想，再到义乌工业化、城市化规划和框架的逐步实施，义乌经济的每一步发展，政府在发展规划和发展环境的建设方面，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而温州受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政府无为而治成功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在后来对影响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长期以来也更多采用的是无为而治的模式，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政府很少有大的举措和作为，从产业结构的布局和升级，城市框架的拓展和开发区作用的发挥，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企业的外流和大量民间资本的引导等方面，政府积极引导的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25〕由此形成的弱势政府，对温州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疑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温州经济当前遇到的困难，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能都归咎于地方政府。但是，温州有这么好的民营经济的基础，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上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能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一些的外部环境，可以肯定，温州的经济将会发展得更好。这几年发展的事实证明，温州政府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在为民营经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方面，温州各级政府在制度供给上正变得越来越有作为，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26〕

注　释

〔1〕　方民生：《“温州模式”的变革》，《浙江经济》2004年第5期。

〔2〕　引自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3〕　董辅仍：《“温州模式”的继承与提高》，《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月8日。

〔4〕　史晋川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5〕　何显明：《政府与市场：互动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6〕　方民生等：《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18页。

〔7〕　李丁富：《温州之谜——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8〕　史晋川：《温州模式的历史制度分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9〕　资料来源：浙江省发改委、省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浙江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

〔10〕　陆立军等：《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　许庆军：《走近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探秘》，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12〕　参见陆立军等著《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60页。

〔13〕　参看黄平：《魅力市场活力义乌——从一个“永不落幕的博览会”看专业市场发展之路》，《经济日报》2004年11月25日。

〔14〕　参见李丁富《温州之谜——中国脱贫致富的成功模式》，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

〔15〕　参见陆立军等著《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16〕　参见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17〕　参见陆立军等著《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60页。

〔18〕　参看黄平：《魅力市场活力义乌——从一个“永不落幕的博览会”看专业市场发展之路》，《经济日报》2004年11月25日。

〔19〕　参看2004年《温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20〕　参看2004年《义乌市政府工作报告》。

〔21〕　参看车海刚《温州模式转型中的民企生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6月13日。

〔22〕　参见陆立军等著《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3〕　参见2003年10月23日新华网浙江频道。

〔24〕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页。

〔25〕　参看张仁寿：《温州模式：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赵苏洪：《对温州经济下滑现象的思考》，载《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董希望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26〕　参见王刚、沈利民、黄宏《再造温州新优势》，《浙江日报》2004年4月27日。王小波、张和平《温州：在“衰败“中升级》，《经济参考报》2004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