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研究权力和政治

为什么研究权力和政治？

组织既有社会、技术、经济和文化属性，也有政治属性。戴维·布坎南（David Buchanan）和理查德·巴德姆（Richard Badham）（1999a，第1页）认为：

如今那些有着相对稳定规则、组织边界、理性预期和基于规则的等级组织看上去已经落伍了。所谓的“后现代化”组织则是以流动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间断性为特征的组织。工作的安全性已经被“受雇用的安全性”所替代。随着合作关系、合资经营、分包和边缘劳动力、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的不断发展，组织边界也逐渐模糊。组织中的等级制度被对专家权力的信赖所取代，而且组织决策也是由这些对问题有最深刻见解的专家们做出的。在这种老调重弹的“后现代化”组织结构中，个体被剥夺了由相对稳定的组织地位带来的传统资源，并且失去了对自己未来的美好憧憬。流动的、不稳定的组织结构意味着员工必须更加依赖个体和人际关系资源以及政治技巧来提升个体和组织目标。很明显，这种混乱无序的组织环境既给了政治操控以可乘之机，同时也迫使我们必须很好地了解组织中的政治行为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权力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会同时影响组织中每一个人的行为。有人认为，权力是将个体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而政治行为则是行动中的权力体现，它通过运用影响和（或多或少的）其他策略来发挥作用。权力和政治不可避免地会交织在一起，影响着组织中每一个人的行为。有些学者深信许多管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上不胜任、太幼稚，或是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有效地完成组织必需的政治任务[科特（Kotter），1985；耶茨（Yates），1985]。

如果组织成员对工作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是不能同心同德，但是他们却不得不继续在一起工作，这时政治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卡贝茨（Kakabadse），1983]。有时候即使组织成员确实在为公司目标努力，然而他们也可能不同意完成任务的方式，他们会为自己所认为的正确行事方式“抗争”（打个比方）。伊恩·曼厄姆（Ian Mangham）（1979，第17页）认为大部分的重要组织决策是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一小部分是根据证据和理性争论制定的，而争论也受到“政治的相互牵制推诿”的影响。美国的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认同这种观点：

当我担任前总统肯尼迪的顾问时，像大多数学者一样，我也认为决策制定的过程充满智慧的碰撞，每个人所能做的只是走进总统办公室并说服总统相信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危险和不成熟[引自（普费弗）Pfeffer，1992a，第31页]。

李·博尔曼（Lee Bolman）和特伦斯·迪尔（Terrence Deal）（1991）概括了这类组织政治观点，认为目标和决策是个体和联盟讨价还价、谈判和争权夺利的结果。这些联盟是由不同的个体和利益团体组成的，实际上他们对现实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偏好、信仰、信息和观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政治行为在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想像和认可，而且一些管理类的学术杂志也没有充分揭示组织转型过程中政治行为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