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约束(权力关系)

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是指权力关系(张建君，2005)。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权力(power)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不同的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及上述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均有不同程度地涉及权力的研究。在国内，翁时秀(2008；2011)曾对权力的研究及其发展脉络进行过详细的梳理，本研究不再赘述。由于本研究涉及政府、企业、社区等组织，且主要关注各利益主体互动关系意义上的度假区开发模式，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组织研究/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的权力概念。权力被界定为“对能够影响他人目标的资源的控制”(Power is defined as the control over resources  that can affect  the other’s goals)(Raven &French，1958；Emerson，1962)。在后续的组织研究中，这样一种界定权力的资源依赖观，在普费福和萨拉斯克(Pfeffer & Salancik，1978/2003)的经典著作《组织的外部控制：一个资源依赖视角》(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以及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中得到了完美的阐述和运用。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源自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由于受制于权力的人或组织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或组织的知识、能力以及其他的资源，因此，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关系)。一般情况下，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可替代性的方案，是决定依赖程度，也就是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这里的权力关系主要是指两种：其一是指政府(官员)与开发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亦即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是指政府(官员)与度假区所在地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亦即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或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在两个旅游度假区中，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都始终处于冲突或几近冲突、信任缺失的状态，因此，下文对权力关系的探讨将主要集中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上。那么，在亚龙湾和海棠湾分别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呢？这些权力关系是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而导致了开发建设进展的不同呢？

首先，在亚龙湾旅游度假区，由于1995年至2008年的一期开发中是采取企业主导的开发模式，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开发商“垄断”了区内的土地一级开发与招商引资，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自然也不愿意完全放弃对于区内开发建设事务的介入，因此双方进入介入与反介入、互相博弈的状态。作为互动博弈的主体，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区内的最稀缺的资源——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资金、人力资本等。很显然，当时的三亚市政府所拥有的、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急需的资源并不多。因此，在这样一种资源所有格局中，权力关系明显地向主开发商——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倾斜。在亚龙湾二期的开发建设中，随着三亚市政府在财政汲取能力、调控能力、人力资本等能力方面的提升，以及度假区土地一级开发权的回归，这种权力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正如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海棠湾管委会的受访者指出的：

现在进展非常慢，你得取决于别人的时候，你得等他呀。现在是取决于政府的时候。(访谈记录：WH016)

在亚龙湾，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相对的好处，那就是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并不是把所有的地都给他，而是只给了一部分。目前亚龙湾的二期的话，目前还是在政府手里。(访谈记录：CHH015)

其次，在海棠湾的开发历史上也出现过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互相博弈的权力关系。在2007年之前，海棠湾尚处大企业分片参与土地一级开发的阶段，三亚市政府面对七家主开发商，在分别与之协商并居中协调七家企业中，政府的自主性和主导权严重丧失。在确定了政府主导的开发模式之后，三亚市政府牢牢地将土地开发权、招商引资工作掌握在手中，因而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三亚市政府主导土地一级开发和招商引资(引入二级开发企业来进行具体运营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因此，诚如时任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说的：“无论是在控制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成本还是在土地的招、拍、挂环节选择建设项目企业都能牢牢掌握主动权”^[2]。

因此，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在上述两个旅游度假区确定了政府主导(不论是政府全方位主导还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开发模式之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都是政府牢牢地掌握了度假区内最为重要的资源——土地，并由此掌握了开发建设的主动权。因此，政治约束(权力关系)也并不能够完全解释两个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进展的显著差异。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三亚市政府在上述两个旅游度假区(在新的开发模式下)开发建设的推进和成效上的差异呢？基于实地调查，作者更加倾向于相信，地方政府主导两个度假区开发的积极性的差异才是其中的关键和根本原因，而积极性的差异则正是源自地方政府官员所受激励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