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文献综述

李　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摘　要: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奠基人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认为，一国的技术进步来源于国内研发与国际研发，在获取国际研发资源的三条路径中，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近些年来愈益成为中外学者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前人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母国技术进步的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存在着不足与缺陷，并试图提出改进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进步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随着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中国越来越深刻地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下同) 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其中股本投资和其他投资727.7亿美元，占80.7%;利润再投资174亿美元，占19.3%。截至2013年底，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57亿美元。由此可知，我国正从以引进外资为主转向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在“引进来”的同时，也在积极地“走出去”。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OFDI能否有效地促进国内技术进步。2006年以来，很多学者就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效应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数据的有限性和可获得性，其研究结果不能够有效地解释国外研发资源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力图从规范与实证两个方面，解释和分析这一问题。

二、国内外学者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其中发达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同样，关于OFDI对技术进步具有母国效应的研究也最先源于国外学者对发达国家OFDI的研究。

Kogut和Chang(1991)从投资动机学角度来论证FDI的技术寻求动机，他们发表的《技术能力与日本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最早发现了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其中他们通过实证调查发现日本企业在美国的FDI进入方式上倾向于选择合资形式，在产业分布上倾向于选择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他们基于1976～1987年间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运用R＆D差异变量，证实了技术寻求型FDI的存在。

Neven和Siotis(1993)在研究流入欧洲的外商投资时发现，这些投资大都集中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领域，目的是为了获取技术溢出。Neven和Siotis (1996)对欧共体4大国1984～1989年行业层面的FDI流入量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发现，获取技术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Yarnawaki (1993)研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得出一致的结论，发现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

Serapio、Oalton(1999)分析了流入美国境内的外国R＆D直接投资，得出外国的母公司，特别是医药、生物技术、电子产业，通过在美国建立或收购美国当地的R＆D机构来获取技术，以达到进一步提高他们在技术发展和创新方面的全球能力的目的。Pearce(1999)通过对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研发部门的研究得出了大体相近的结论。

Lichtenberg和Pottelsberghe(LP，2000)以美国、日本等对外直接投资额比较多的13个国家为样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口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证明OFDI对国内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证实了通过OFDI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

Branstetter(2006)从企业层面分析了日本与美国公司之间通过资本跨国流动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日本投资到美国的研发类和产品开发类子公司从美国获得了知识溢出，促进了日本国内的技术进步，同时也对美国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再次证实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母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主流还是引进外资，所以国内关于研究FDI对技术进步以及自主创新的影响非常多，但关于OFDI对技术进步以及自主创新的研究比较少。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OFDI不断增多，中国企业OFDI能否有效地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中国OFDI的动因很多，除了获取资源外，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技术寻求型，旨在提升企业技术能力的跨境资本输出行为。

马亚明和张岩贵(2003)从技术扩散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技术落后厂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是为了在地理上靠近技术先进厂商，以最大可能寻求和利用发达国家企业的先进技术。尹冰(2003)通过研究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互动效应。

赵伟、古广东、何元庆(2006)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框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生产率的增长。

王英、刘思峰(2008)借鉴国际R＆D溢出回归分析的框架，对中国1985～2005年外向FDI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外向FDI存在反向技术外溢效应，但它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低于国内研发支出。

吴先明、糜军(2009)利用1990～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与自主创新能力之间不仅存在着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且存在因果关系，即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能够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建厂、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方式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可以获取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周春应(2009)利用我国1991～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及相关数据资料，进一步得出我国OFDI存在显著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何一鸣、张红燕(2011)运用R＆D溢出回归模型探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吸收溢出的国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国内技术有积极作用。郭凤华(2011)运用苏兰杰检验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国内技术进步。

申朴、刘康兵(2012)通过分析市场化进程与FDI的技术溢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到相对完整的市场机制即市场化进程水平超过某个临界值后有利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研究

从微观层面观察，逆向技术溢出有三个重要的机制。首先是跨国并购，其次是研发资源共享，再次是研发成果反馈。

Patel等人(1998)对1979～1990年间英国大公司海外子公司专利变化数据的考察揭示，跨国并购使这期间这些公司新增专利约60%。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公司以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对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尤其的重要。

Dunning(1994)发现世界大型跨国公司所申请的专利数中，海外子公司所占的比率从1969～1972年间的9.8%上升到1983～1986年间的10.6%，这表明海外研发对于母公司技术竞争优势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刘伟等(2006)按照投资区域的不同，分别研究我国企业在欧美发达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三大区域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机理，主要有“R＆D费用分摊机制”、“研发成果反馈机制”、“逆向技术转移机制”、“外围研发剥离机制”。

张晓燕(2010)提出了内部传递、链象外溢和战略性转让三种传导渠道。内部传递主要发生在东道国附属公司的内部，然后按照相应的途径和事先的约定，向投资国母公司进行转移，具有效率高、成本低、速度快、保密性强的特点。链象外溢主要是指投资企业存在后向或前向关联而形成的技术溢出或是称为产业带动。我国对外投资企业主要有通过在东道国市场建立投资企业或与大型跨国公司之间的投资股权合作这两种形式。战略性转让主要是指与东道国之间在技术上存在着的衔接关系，或者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匹配关系，投资者以所拥有的技术与东道国高新技术之间进行战略性的有偿转让，通过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后续研发，形成更加具有效率的生产力。

尹华、朱绿乐(2008)认为，企业主要通过模仿跟随效应、联系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平台效应四个途径获得反向技术外溢。陈菲琼、虞旭丹(2009)则提出了海外研发反馈机制、收益反馈机制、子公司本土化反馈机制和对外投资的公共效应。然而，这些研究显得过分分散与笼统，尚未形成统一的分析框架。

刘伟全(2011)从全球价值链这一新视角出发，研究企业如何根据所处的价值链类型选择OFDI方式，认为生产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可以采用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升级所需的研发技术，而购买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升级所需要的品牌和市场营销能力。在此基础上，刘伟全深入分析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这两种对外投资方式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传导机制，指出对发达国家的绿地投资主要通过研发要素吸纳和研发成果反馈机制、技术协同效应升级母公司自主创新能力。

四、国内外学者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影响因素的研究

Coe、Helpman和Hoffmaister(2008)对国际研发资本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国制度的差异对一国吸收研发溢出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自由度和国内高等教育水平高的国家从国内研发活动、国际研发溢出和人力结果安排中获得利益更多。同时，一国的法律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与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国内和国际研发溢出吸收能力也有密切的关系。

刘明霞(2009)的研究发现，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时间与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的短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高层次创新活动中表现显著，而在低层次创新活动《外观设计》中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部地区存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的长期性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保持与全国平均水平的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西部地区保持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的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其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的技术水平与吸收能力存在差异。

欧阳艳艳(2011)运用平均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在2011年对中国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外国研发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有很大关系。紧接着，她在2012年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灰色关联分析，说明中国应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巩固已有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

赵涤非、郭鸿琼和陈宴真(2012)对我国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互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我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两者表现为正相关，但在农业方面为反相关。

五、国内外学者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进步影响程度的研究

Pottlelsberghe和Lichtenberg(2001)改进了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以1971～1990年间美国、日本和欧盟11国为样本，测算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TFP的影响弹性为0.072，当投资于研发密集的国家时，一国的生产率会因对外直接投资而提高;相反，引进外资对于东道国而言，它并非是技术溢出的渠道。

Pradhan和Singh(2008)用R＆D强度(即R＆D费用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率)来度量技术扩散的效果。他们选取印度的汽车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印度汽车企业的R＆D强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由于对外投资，印度汽车企业获得接触国外先进技术与市场信息的机会，从而刺激它们加大力度进行R＆D的投入。

赵伟(2006)利用修正的Lichtenberg和Pottefie模型，基于我国1985～2004年间十大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国的投资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使东道国的R＆D溢出到母国，通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每增长10%，则能使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4%，影响的强度比较大。

邹玉娟、陈漓高(2008)通过运用模型脉冲响应分析方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中国OFDI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两者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步关系，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对OFDI增长率的影响要比OFDI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的影响要大。

刘宏和张蕾(2012)依据我国1987～2009年对外投资存量等数据，运用Var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7个单位的结论。

六、对现有中外文献分析及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在现有中外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不足与缺陷:

第一，在实证分析方面，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所关注的焦点在于O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其检验手段基本上是根据C-D生产函数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然后检验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一方法论也不够完善，除此之外，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实证方法来进行论证?

第二，国内的研究并没有严格区分投向技术进步国家和技术落后国家的OFDI，其实，它们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国外学者侧重于研究发达国家之间的O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那么，投向发展中国家或者技术水平更落后的国家的OFDI是否会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乃至自主创新能力呢?由于我国大部分投资集中在亚非拉国家，这方面的研究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更加有实际意义。在以后的研究分析中应注意分类并加以区分，在这一方面做出新的研究。

第三，国外的研究已经从宏观到微观、研究方法也从规范到实证不断完善，近年的研究更以实证为主，并且主要是基于企业层面考察了OFDI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但国内的研究过于宏观，在机制研究方面很少研究促进技术进步的微观机制，缺乏供企业操作的通过OFDI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方法，但这恰恰是企业所想要的。

第四，在案例分析方面，现有的研究只对一两个企业进行研究，案例研究方面还不够充分，样本过于笼统。而且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溢出效应与行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还可以分产业、行业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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