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传统观点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发达国家是资本输出的一方，发展中国家则是资本输入的一方。因此，现有的描述和解释跨国公司行为的理论都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将从中得到的结论和规律推广到所有的跨国公司。但是，根据世界投资报告的资料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已经成为资本输出国。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

在新一轮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历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相关数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也正在开展对外投资。它们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不到6%，增加到90年代后五年的约11%，2002－2003年期间则降到7%（年平均为460亿美元）。它们约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外流存量的十分之一，该存量2003年增长了8%，达到8 590亿美元。按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例衡量，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已超过了部分发达国家：例如，与美国（7%）、德国（4%）和日本（3%）相比，新加坡（2001－2003年）为36%，中国香港为28.2%，中国台湾省为10.5%，智利为7%，马来西亚为5%，中国为0.8%，印度为1%，巴西为0.2%。

随着经济复苏的稳定，这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可望恢复增长。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FDI自2004年以来进入新一轮增长浪潮的重要推动力，而南南之间的FDI流动继续保持上升趋势，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流向。2006年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连续正增长的第三年，当年的全球FDI流量超过了1.2万亿美元，同比高增34%。2006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继续进行海外拓展，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的FDI流量均出现了显著增长。

亚洲已成为全球FDI最重要的来源地。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香港居首位，而转型期经济体中俄罗斯联邦领先。两类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达到1 930亿美元，占世界外资总流出量的16%。2005－2006年，中国和印度的对外投资几乎增长了一倍。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国际化，而且尤其迅速。2005年，发展中经济体非金融跨国公司100强的国外销售额和国外雇员总数分别增长48%和73%。亚洲占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榜中的大多数，共计有78家公司，其后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占11家公司。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类型

根据跨国公司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和各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主要有：

（一）资源寻找型投资

这类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母国根本就得不到或只能以高价取得的某些特定资源。这类投资的特点是开发出的当地矿产资源或者加工后的产品，绝大部分或全部都出口到国际或母国市场。根据所追求资源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将这类投资分为三个小类：（1）自然资源寻找型投资。为了保证原料供应和实现成本最小，初级产品生产企业或者制造企业均可能从事这种投资。这类自然资源包括绝大部分的矿产品、农产品以及初级原材料等。（2）劳动力寻找型投资。这类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完成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或生产阶段，然后将产品出口。通常，为了吸引这类投资，东道国需要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与此同时，母国政府也要通过关税减免的形式鼓励本国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如对海外加工后的产品重新进口免除或减让关税等。

（二）市场寻找型投资

这类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入当地或临近市场，开辟和保护国外市场。因此，当地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快速增长会自发引致这类投资的迅速进入。这类投资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1）开辟新市场，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没有出口市场的东道国占有一定的市场；（2）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企业在对出口市场的开辟进行到某种程度之后，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进行生产和销售更为有利；（3）克服贸易限制和保障，企业可通过向进口国或第三国直接投资，在进口国当地生产或在第三国生产再出口到进口国，以避开进口国的贸易限制和其他进口障碍。

（三）效率寻找型投资

这类投资是对已经建立的资源或市场寻找型投资进行有效整合，使同属一个企业所有和领导的、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投资能够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类投资所带来的效益提高主要来自对各国不同资源禀赋、文化、制度安排、经济体制和政策以及市场结构等因素的充分利用。从本质上讲，它们来自规模经济、空间经济和风险分散等三个方面。这三种收益主要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品和过程专业化分工、在不同文化和经济体制环境中的学习经历以及在不同汇率区中对成本和价格差别的套利机会的利用来实现。在经济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这类投资越来越活跃。这类投资也直接推动了全球经济由贸易所推动的浅层一体化向由直接投资所推动的深层一体化发展。

效率寻找型投资有三大类型：（1）降低生产成本。如果企业在国内生产出口产品，其生产成本高于在国外生产时，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国外设厂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等，提高生产效率。（2）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当企业的发展受到国内市场容量的限制而难以达到规模经济效益时，企业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相对闲置的生产力转移到国外，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益。（3）获得空间经济效益。由于不同国家传统的资源禀赋在成本和可得性方面具有差别以及各国消费者之间口味和生产能力方面具有差别，在不同的国家进行投资，可以获得空间经济效益。（4）获得风险收益。有些产品长距离运输很不经济或很不安全，临近主要消费中心投资设厂因此成为自然选择。

（四）战略型投资

这类投资主要通过获取外国公司的资产来推动本公司长期战略目标——保持或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实现。通过购并或合资等形式所进行的战略资源寻找型投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利用成本或市场机会，而是为了给该企业的其他部门带来更多的间接收益。这些收益包括：开辟新的市场、创造R＆D整体效应和生产上的协作效应、形成影响甚至主宰市场的力量、降低交易成本、分散管理费用、提高战略灵活性和分散风险等。如效率寻找型投资一样，战略资源寻找型的投资也是为了在市场失效条件下获取“内部化”的收益。

（五）追求优惠政策型投资

许多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促进本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往往在政策上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例如，东道国政府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往往会承诺在工业厂房与设施、保险、税收、贷款、外汇的汇回等方面给予优惠。例如，当中兴通讯完成了为巴基斯坦建设电信网的合同之后，巴基斯坦为了让中兴通讯能在巴基斯坦投资建厂，巴基斯坦政府承诺今后如果巴基斯坦其他所有城市电信扩容，将率先采用中兴通讯在巴基斯坦的工厂生产的产品。

（六）政府鼓励型投资

中国政府为了刺激国内企业到海外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国际化经营往往也会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补贴、低息贷款以及外交保护等。这些优惠条件减少了企业投资风险，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了投资利润。这些优惠措施加上东道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对中国企业直接投资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七）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型投资

这种投资行为可以借用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解释。在产品的“成熟”阶段，由于技术的扩散和竞争者的加入，成本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外直接投资比产品出口更为有利，因而企业倾向于海外需求类型相同的地区投资设厂，以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技术因素已退居次要地位，竞争的基础变成了价格竞争，因此企业倾向于把生产或装配业务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发明国逐渐变成了产品的进口国。这样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适用技术和产业，延长了技术寿命，弥补了技术获得时的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动机原先只是用来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后来经过推广，也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像经济发展特别迅速的中国，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产业可以向次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一些在国际上具有领先地位的产业还可以在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八）技术寻求型投资

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缩短新产品的开发周期，降低成本，获取最新技术。这种国外研发、国内生产、国内外销售的方式，将促进东道国产品的升级换代，填补东道国某些高新技术产品的空白，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类型的投资通常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中国有很多高新技术企业都有这种投资，如联想、中兴通讯、华为、丽珠、方正等。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通常是在发达国家投资设立合资或全资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或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出来的产品交由国内母公司的企业进行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内外。

（九）追随顾客型投资

这种投资主要有两种情况：（1）由于国内主要供应商或主要顾客已经在国外某市场建立起工厂，为了保持业务上的联系，母国市场上相互协作的企业也被迫进入海外市场进行投资。（2）为了使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口味、习惯以及当地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条件，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熟悉当地的语言、环境、商业习惯、法律要求和市场规则等，需要在当地进行投资。这类投资主要发生在洗衣机、音箱设备等家用电器以及食品、饮料等最终消费品上，同时在建筑机械、石化产品和木制品以及金融和职业服务领域也比较多。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更好地服务顾客，如中国通讯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交钥匙工程，由于发展中国家本身技术水平有限，这些企业为了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一般就在这些国家设立销售部，以做好顾客服务工作。

（十）全球战略型投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采取新的主动态势——地区战略转变为全球战略，单一的战略转变为复杂的战略，投资形式也相应转变为全球化战略追求型投资。在全球战略指导下，决策者视野已不再受民族和国家的限制，不计较于某一个地区市场的得失，而是着眼于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将海外子公司所从事的活动作为其整体价值链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谋求在多国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相应地，公司总部的区位概念逐步液化，跨国公司的各业务部门纷纷脱离母国，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能提供技术、市场、资源与现有资产相整合的优势区位进行布局。

作为全球生产和营销战略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在其竞争对手的主要市场进行投资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国际寡头支配的产业中，大型跨国公司均在进行交叉投资，这既可能是一种防御型投资，也可能是一种进攻型投资。它是以维持跨国公司在地区性市场或全球性市场创新能力和生产竞争力、获得新的生产线和市场为战略目标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高形态。其投资主体一般为资本雄厚、技术水平高、规模大的跨国公司，所适应的行业多为一些固定费用比例高或者能够产生巨大规模的综合性行业。

（十一）追求高额利润型投资

追求高额利润也就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根本的决定性动机。不管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还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追求高额利润是资本的天然属性。因此，当在国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更有利可图时，资本必然流向国外。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在发展小国家的直接投资所获利润要远远高于在国内投资的利润。例如，据有关资料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内制造业平均利润率为13%左右，而1979年美国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利润率为19.2%，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利润率高达32%。一些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次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所获得投资利润也比在本国获得的投资利润多得多。

（十二）分散风险型投资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风险、主要有经济风险（如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和政治风险（如政治动荡风险、国有化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对于政治风险，企业通常采用谨慎的方式对待，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投资；对于经济风险、企业主要采用多样化投资方式来分散或减少风险，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建立子公司.将投资分散于不同的国家和产业，以便安全稳妥地获得较高的利润。

（十三）环境污染转移型投资

随着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转移环境污染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机之一。环境污染是威胁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世界性问题。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十分注重环境污染问题，严格限制企业在国内从事易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从而促使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污染产业向国外转移。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尤其是化工产品、石油和煤炭产品、冶金、纸浆造纸这四大易污染行业所占比重相当大的。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出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一）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视角的理论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目的视角的理论只有长期战略理论。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略考虑。

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分别是：第一种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第三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另外，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略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定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视角的理论

1.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刘易斯·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刘易斯·威尔斯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法学院教授，他是西方公认的关于第三世界跨国企业问题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第三世界跨国企业》是他20世纪60年代中以来研究跨国企业，特别是70年代中以来研究第三世界跨国企业的重要成果。这也是西方第一本较为系统地阐述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专著，该书于1983年发行于美国，中文版于1986年由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和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也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

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1）保护出口市场；（2）突破配额限制；（3）寻求低成本；（4）种族纽带；（5）分散资产；（6）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仰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jaya Lall）是一位多产的研究者，他在外国直接投资、合作发展、工业化和贸易等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在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和发展机构任职，例如在联合国和欧盟、牛津大学等任职。他1999－2005年在牛津大学任教。

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得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原因视角的理论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是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32岁即获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之职，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管理学家之一，是当今世界上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获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1983年被任命为美国总统里根的产业竞争委员会主席，开创了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并引发了美国乃至世界的竞争力讨论。他先后获得过威尔兹经济学奖、亚当·斯密奖，三次获得麦肯锡奖。到现在为止，波特已有14本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品牌间选择、战略及双边市场力量》（1976）、《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力》（1990）等。其中，《竞争战略》一书已经再版了53次，被译为17种文字；另一本著作《竞争优势》也已再版32次。

根据波特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2）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3）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基于对外直接投资阶段视角的理论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加速增长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发达国家，并成为当地企业有力的竞争对手。如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界面临的重要挑战。英国学者坎特韦尔（John A.Cantwel1）和其学生托兰惕诺（Paz Estrella Tolentino）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共同编著了《技术创新和跨国公司》，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

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维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维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约翰·邓宁（John Dunning）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跨国公司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研究，出版和编辑了42部有关专题的著作，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理论专家，现任英国瑞丁大学、美国罗杰斯大学国际商务荣誉退休教授、多所国际著名大学的名誉教授，并担任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首席顾问。2002年，邓宁教授在美国丹佛举行的管理研究院年会上荣获国际管理杰出学者称号；2004年12月，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欧洲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年会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 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 000～4 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 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

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2）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3）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4）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的来说，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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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RobertWallace，Various Prospects of Mankind，Nature and Providence，New York，Augustus M. Kelley Publishers，1969.

(2)［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庇古于1920年出版《福利经济学》一书，提出用税收的办法解决环境成本外部化的问题，即著名的“庇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