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研究

沈开艳　雷新军　李　凌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四个中心”建设目标，即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其间尽管对“四个中心”建设的内涵、格局，以及“四个中心”轻重缓急顺序排列有所改变，但将“四个中心”作为上海城市转型的目标却是共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于“十五”期间开始尝试和探索城市转型，“十一五”期间确立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方向，“十二五”期间率先提出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发展主线^[1]，基本勾勒出以“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为路径，以“四个中心”建设为目标的城市转型蓝图。

然而，从上海城市转型的发展历程看，对“四个中心”的界定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认识，导致在政策操作层面难以着手，产业升级路径摇摆不定。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进展如何？应当如何在全球化视野和国际比较中，科学、客观、准确地评价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现状，“四个中心”的建设目标能否在2020年实现？二是“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四个中心”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上海城市转型的主线只能有一条，是“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还是“四个中心”建设？三是“四个中心”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尤其是经济中心的确切内涵及其同另外三个中心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突破口与政策抓手何在？总之，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常态、新形势、新阶段，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解答，有助于促进上海城市功能再定位和创新转型动力的再塑造，从而形成推动改革的共识。

一、对当前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基本判断

本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发展历程、内涵特征、国际对标、影响变量与发展趋势的梳理，形成如下六大基本判断。

（一）判断一：得益于区位优势与转型条件，上海已基本形成与“四个中心”相匹配的城市发展规模与发展阶段

一是从空间规模看，上海城市占地面积达6 340．5平方公里，小于北京（16 410．5平方公里）、广州（7 434平方公里）、纽约（12 666平方公里），但比香港（1 104平方公里）、东京都（2 188平方公里）和伦敦（1 577．3平方公里）等国际大都市面积大。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在世界六大城市群中人口总量位居第二，依托长三角腹地且面向海外，由此形成的网络结构使得上海处于中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二是从人口规模看，2013年底上海常住人口规模达到2 415．15万，高于北京（2 069．3万，2012年），成为全国人口首位城市（城市人口首位度1．167），也高于纽约（1 937．8万，2010年）和伦敦（775．36万，2009年）。三是从经济规模来看，2013年上海全年GDP接近2万亿，居全国经济规模首位城市（城市经济首位度1．129，第二位是北京）。四是从发展阶段看，2013年上海人均GDP达到14 653美元，在省和直辖市的排名中，仅次于天津（16 419美元）与北京（15 216美元），在城市排名中，位列第29名，居国内领先位置；但与香港（38 797美元）、新加坡（52 179美元）、纽约（13．68万美元，2010年）仍相去甚远，在国际上属于中等偏上富裕水平。

（二）判断二：在“四个中心”建设层面，与服务经济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尚待建立与完善

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始终呼应城市功能提升的转型发展主线，从工业化单一城市功能向金融、贸易、航运等多功能的城市转型升级业已全面展开，城市综合功能和国际经济中心地位不断增强，但与服务经济相匹配的体制机制仍有待建立与完善。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占比迈上60%新台阶，2013年达到62．2%，标志着上海已经进入服务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市场交易额、货物贸易规律和集装箱吞吐量迅猛增长，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为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目标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然而，从“四个中心”建设的关键内涵看，国际金融中心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国际贸易中心取决于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国际航运中心取决于转口贸易规模，在这些方面，上海不仅缺乏核心优势，而且与服务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税收制度、社会征信制度、金融监管制度、海关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等体制机制还有待建立与完善。为此，体制机制创新是城市转型更为深刻的内涵，上海在2020年能否建成“四个中心”有赖于能否推进与服务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三）判断三：未来影响“四个中心”建设路径的关键变量将转向科技创新与业态创新

全球化与信息化交互作用背景下，随着上海开放度的不断提升，未来影响“四个中心”建设路径的关键变量将从以往传统的物质生产力，逐步转向信息生产力所决定的科技创新与业态创新变量，使得通往“四个中心”的道路既不能简单套用国际经验，也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牢牢把握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特点，顺势而为。首先，“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兴起”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创造了迎接新产业革命的契机，上海或将立足国际层面参与全球城市网络竞争与合作。其次，信息化赋予城市集聚与辐射功能以“流”的特征，城市日益取代国家，成为全球生产和服务网络的空间载体，而国家要素的作用正日趋减弱，在此背景下，上海未来“四个中心”建设的路径或将发生颠覆性改变。这其中的一些关键性变量不容忽视，例如，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载体的科技创新，如大数据管理、云计算、移动网络等，以及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商业模式创新，如互联网金融等。新的空间流动意义上的要素集聚与功能辐射成为“四个中心”建设所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四）判断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与“四个中心”建设的关系统一于城市转型过程之中

“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是实现“四个中心”的路径，而“四个中心”是创新转型的目标，两者是路径与目标的关系；同时，“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又是挖掘上海城市转型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而“四个中心”则体现了城市的综合功能，因此，“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四个中心”建设又是战略与功能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城市转型的过程之中。“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区域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从发展理念到体制机制的重大转变，着力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环境，在创新中推动转型发展，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现阶段，上海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战略有三个重点领域，分别是技术创新与生产工艺转型、业态创新与市场模式转型和体制机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型。

（五）判断五：创新驱动发展赋予国际经济中心新内涵与新载体，即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国际经济中心与全球科技创新策源地的目标定位，符合新产业革命发展趋势；也符合“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有助于上海形成基于产业融合的新的传统优势产业改造路径，将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动态优势溯及科技创新的本源，因而也更有助于上海实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转型升级，实现以需求引导而不是扶持产能的产业化应用模式创新。一是从建设手段看，应着力于数字技术、生物科技和信息化、平台模式的有机组合；二是从建设目标看，国际经济中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能量化基地，而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风向标；三是从建设特点看，应体现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四是建设路径看，应选择效率驱动下的“四个中心”联动发展。

（六）判断六：国际经济中心统摄“三大中心”，文化因素对于产业融合意义重大

从历史上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提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目标，明确指向发展服务经济，原因在于这“三个中心”是当时上海城市功能建设中最为紧迫和薄弱的领域，大力推进“三个中心”建设，有助于上海城市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提升，早日建成国际经济中心。然而，随着上海城市综合功能的不断提升，把国际经济中心理解为金融、贸易、航运功能的简单加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未来，“四个中心”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过去片面地在规模经济和全能城市方面的评判标准，而是秉承上海自开埠以来根植于城市基因与文化之中的“开放—改革—创新—转型”元素，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实现“四个中心”的升级版。也即，“四个中心”之间既不是平行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统摄于国际经济中心，但“三个中心”的简单加总不等同于国际经济中心，而应当提倡“四个中心”的协调发展、联动发展，强调科技、文化要素对于产业融合的重要意义。为此，即便是处在从制造业中心转向服务中心的转型过程中，也不应片面地发展服务业，而简单抑制或排斥制造业的提升发展；更不能单纯追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而忽略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这就是“四个中心”协调发展、联动发展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二、砥砺前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历程回溯

上海的转型发展是中国转型的一个缩影，体现国家战略与经济转型的速度、路径和方向。20世纪80年代上海是一座工业化城市，城市功能相对单一，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为上海注入了活力，也使上海在全国的定位从“后卫”冲到了“前锋”；90年代，上海进入改革阵痛期，大量国企员工下岗，市场主体培育艰难，服务业占比迅速提升，上海从工业化城市向后工业化城市转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上海深化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明确了“四个中心”的发展目标。2010年，上海于“十二五”初期提出“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主线，并不断通过实践丰富新发展战略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创新驱动”城市转型，向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和国际现代化大都市迈进。

（一）20世纪80年代：完备的工业体系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意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作为“共和国经济长子”，上海以综合型工业基地的身份，建立起国内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冶金、钢铁、化工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创造了工业总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人均生产总值等10个全国第一。鉴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上海于1984年启动“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历经两轮专家研讨之后，由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与上海市政府共同形成《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报送中央，提出上海经济发展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最重要的对外开放城市。

基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判断，上海于1986年制订了解放后第一个《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国务院在同意规划的批复意见中进一步指出：“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这是首次把上海置于国际的大格局中进行城市定位。

（二）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与上海发展的国家战略高度

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已对上海的城市发展重大转型提出蓝图设想，但因城市建设相对落后和产业结构积重难返，城市发展战略调整始终比较缓慢。上海迫切需要寻找撬动城市改革开放全局的一个战略支点，就在此时，浦东的开发开放成为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1990年2月，上海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提出了关于上海战略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上海是我们的王牌”。1990年3月底到4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上海进行浦东开发问题的专题调研，形成了《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上报国务院。

1992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带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逐步使上海发展成为远东地区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下简称“远东三中心”）这是首次在国家重要文件中专门提及上海的发展开放事务，上海的发展正式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的国际定位由此从1986年对《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批复时的“西岸二中心”提升为“远东三中心”。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以党的纲领性文件形式记录了对于上海、浦东的战略部署：“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从中将上海的城市定位从“远东三中心”提升为“国际三中心”。

（三）世纪之交：“迈向21世纪的上海”与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21世纪全球发展的新趋势、新挑战扑面而来，给上海城市转型带来新契机、新挑战。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上海启动了新一轮的战略研究《迈向21世纪的上海》。这是继80年代初中期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后最为关键的全局性战略研究与规划设计。报告及时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的世界城市及其网络等级体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了上海在全球意义上“再度崛起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命题，指出定位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应具备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五大功能。

1996年通过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全面吸收了《迈向21世纪的上海》的研究成果，提出新的城市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为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初步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作为对上海城市定位的修订，此次在“国际三中心”之外，把“现代化国际城市”正式修订提升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

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明确指出，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由此，上海的城市定位从“三个中心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提升到“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2006年，胡锦涛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切实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

（四）后危机时代：“创新驱动发展”与“四个中心”建设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为了更加有效应对危机，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的目标、任务、措施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部署。该《意见》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统筹部署。

“十二五”时期，上海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再度发生深刻变化。这一时期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复苏期，也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贸易格局、世界经济重心与经济力量对比、全球治理结构的重大调整期，同时也是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上海不仅肩负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国际规则制定和争夺经济话语权的历史重任，同时也需要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助推、引领作用。

2010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这是继《工作方案》后，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第二份关于长三角发展蓝图的里程碑式文件。该《规划》明确提出：以上海为发展核心。优化提升上海核心城市的功能，充分发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作用，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加快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促进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012年，俞正声在上海市第十次党代会上做了题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提出，上海要在今后五年着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作为新时期、新阶段的总方针和发展主战略，“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上海抓住战略机遇期推进“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迫切要求，是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表1　上海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变迁

（续表）

注：1996年时“航运中心”的提法已经出现，基本确立了“四个中心”的发展目标，但并未出现在当年的五年规划之中。

资料来源：各类政策文件梳理。

三、喜忧参半：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总体评价

2006年上海在公布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相对完整且比较详细地描绘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基本框架，并在《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进行了深化。“十一五”以来，在“四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的指引下，上海的城市转型取得了丰硕成果：城市经济综合实力、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金融业产出、对外贸易额、货物运输量持续增长；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加速聚集，市场流通规模逐年扩大，航运服务功能不断健全。然而，也应当看到，跟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相比，上海仍有不小的差距，国内城市北京、深圳、天津等也在积极利用自身优势追赶上海，而且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交互作用，未来影响城市转型的关键变量呈现出数字化、平台化、流动性、复杂性等新特点，“四个中心”建设面临着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四个中心”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成效显著。集中体现为“四个中心”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取得新突破（见表2），从与《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十二五”期末指标体系的比较看，大部分指标在2013年末已接近目标值（见表3，第二、三列）。

表2　上海“四个中心”重要突破与标志事件

（续表）

资料来源：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总体进展评估（2013）》。

表3　上海“四个中心”发展现状的核心指标评判

（续表）

（续表）

注：2015年目标值来自《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打“＃”数据来自课题组估计；上海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局。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数据，a栏来自世界交易所联合会；b栏来自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县民经济核算》、Focus on London（2008）、美国经济分析局；c栏来自新浪财经；d栏来自罗伯特·保罗·欧文斯：《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e栏来自李思名：《全球化、经济转型和相关城市形态的转化》（《地理学报》1997年增刊）；f栏来自上海市商务委。打“*”数据的统计口径是纽约州。（）中数字代表年份，未注明的均为2013年数据；目标值系指2015年。

二是相对领先。一方面，作为全国首位城市，率先谋划、推进转型，取得较好的成绩，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上海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城市竞争力、宜商城市竞争力、文化城市竞争力等指数多年来一直位列全国前三位。另一方面，领先一步参与国际城市竞争，在全球城市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上海GDP总量在2008年超过新加坡、2009年超过香港后，2012年进一步超过首尔，迈过2万亿元大关，2013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45万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在日本森财团的都市战略研究所公布的世界主要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中，上海的世界排名从2011年的第23位上升至第14位。

三是协调推进。以“四个中心”建设为核心，引领上海城市在社会、文化、生态、空间和行政体制等各方面转型协调推进、成效显著，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制初步形成。城市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多彩，文化创意产业约占全市生产总值的12%。多中心、多轴的城市形态基本形成，城市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国际功能性机构集聚能力进一步提高，上海已成为中国内地投资性公司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集中的城市，95%以上地区总部具有两种以上的总部功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民生改善，司法体制改革提上议程。

（二）“四个中心”建设产生新问题

从同时代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的国际对标来看（见表3），上海“四个中心”的城市转型升级之路有别于既有的全球城市崛起之路，这些新特点、新问题需要在未来予以重点关注和有效解决。

首先，城市规模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不匹配。一是从金融功能看，金融业的国际化程度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地位还有待提高。在金融交易规模方面，2004年伦敦的金融增加值全国占比就已经达到43．0%，全英几乎一半的金融增加值由伦敦创造，因而伦敦也成为英国乃至全球金融产品价格的主导者，这一比例在纽约接近20%，而上海2012年该比例只有8．5%，2013年提高到12．6%。另外，股票市值全球占比和外汇日均交易全球占比都还相当低，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干预和影响能力相对有限。二是从贸易功能看，尽管上海在国际服务贸易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服务贸易规模仍然偏小，GDP依存度不足10%，本地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国际服务贸易呈现逆差，且主要集中于运输、商务服务等传统领域，新型服务占比不到7%^[2]；转口贸易占比只有4%，与香港、新加坡相比差距还很大，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也较弱，同时，金融对贸易和投资的支持和服务还远未与国际接轨，大宗商品定价权尚未形成。三是从航运功能看，航运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航运保险收入全球占比仅为1%，上海二手船舶交易额只有伦敦的2%。应当看到，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制造方式的兴起，在不久的将来，分布式生产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全球航运中心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但航运服务业不会消失，而是作为现代服务业和产业发展高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成为全球城市在流量空间互相竞争的资源基础，上海在这些方面，与世界城市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

其次，以生产性服务业崛起为标志的产业基础转换现象不显著，上海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一是从“四个中心”目标下的产业就业结构特征看，金融、贸易、航运功能的拓展并未对产业基础转换与就业结构更替产生显著影响，20世纪60—80年代曾在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发生的，产业与就业的转化更替关系——以制造业占比下降和以商务、金融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上升——在上海的城市转型过程中表现得并不明显。比如，纽约的制造业就业占比从1977年的21．9%下降到1996年的9．0%，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则保持在15%以上。^[3]相比之下，上海2013年底的制造业就业占比仍在30%左右，金融保险房地产的就业占比只有5%—6%。上海面临产业基础转换困境，始终在产业顺序问题上摇摆不定，其核心不仅与转换的机会成本问题有关^[4]，也还涉及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与战略选择。与之相对的是，尽管上海经济规模绝对量和经济发展阶段位居全国前列，但经济规模的相对值却一直在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7%—8%下降到现在的3%—4%，并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再者，产业空心化趋势梗阻上海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转型。从城市环境与空间结构看，伦敦、纽约和东京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心城区与外缘城区受到行业分布变化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同的。大量工厂关闭外迁之后，中心城区被高集聚度、高枢纽性、高便捷性和高现代性的产业填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产业和MCBD等集聚区，土地容积率和产业集中度极高，如纽约的曼哈顿、东京的六本木等。尽管上海中心城区大量传统的对环境污染比较大的产业出现关闭和外迁，但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亦十分明显，一些被植入的现代服务业由于大多受到行政干预，短期热闹过后，依靠市场自身培育起来的长效发展机制欠缺，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崛起相对滞后。与此同时，城市边缘地区有着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生活成本，成为外迁的低端制造业集聚的场所，梗阻上海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转型。

（三）“四个中心”建设面对新变量

在未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推进塑造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空间结构，信息化赋予城市对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的吸附作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交互作用诱发促进城市转型的关键变量呈现出数字化、平台化、流动性、复杂性等新特点。通过对影响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变量、城市基础变量和“四个中心”功能变量的梳理（见表4），分析各类变量在“十三五”期间对“四个中心”的影响程度，并自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影响“四个中心”建设的关键变量，主要体现在信息网络技术、创新要素集聚、平台经济模式、深化改革开放与转变政府职能等五个方面同“四个中心”建设的联系，这些变量和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锻造推动“四个中心”联合纵深发展的驱动力。

表4　环境变量、基础变量、功能变量对“四个中心”的影响力判定

（续表）

注：“◆”越多代表影响力越大。

四、创新驱动转型：上海“四个中心”建设路径再选择

为了应对上海“四个中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把握未来影响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新变量，规避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可能存在的新风险，需要借助创新驱动实现上海城市转型升级，对“四个中心”的建设路径进行再选择，实现从单纯的扩张经济规模到调节经济结构，再到创新体制机制的全面发展。创新驱动转型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具有密切联系，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创新驱动渗透在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各个层面，因此将对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产生更为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一是体现在“创新驱动转型”与“四个中心”建设的互动关系；二是赋予国际经济中心新内涵，“四个中心”的在联系产生新变化；三是为“四个中心”联动发展开辟新路径。因此，创新驱动转型为进一步明确城市发展转型目标，立足全球视野、集中有限资源、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步伐，提供理论支撑与战略导航。

（一）“创新驱动发展”助推“四个中心”建设

在理论上，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来剖析上海“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内涵与框架。其中，纵向维度采用三组阶段即“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形式，反映经济增长动力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而引发的发展模式的更迭；横向维度分为“知识—技术—模式—区域”四大体系，将创新转型的质量、效益、结构与瓶颈，由“点”及“面”地反映出来。

“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框架揭示出城市转型的过程与特征（见图1）。首先，在要素驱动阶段，个体拥有劳动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企业实现基础产量以维持盈亏平衡、市场交易处于传统形态、城市由资源集聚自发形成；其次，进入效率驱动阶段，个体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企业通过降本增效和优化配置提高收益、信息化介入改造传统业态、城市功能从集聚走向集聚与扩散并存；再者，到达创新驱动阶段，个体善于运用和发现新知识、企业不断开发出市场所需要的新产品、新业态的出现使得交易效率大幅提升、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定位与分工决定区域创新的方向。

图1　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框架

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与“四个中心”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是实现“四个中心”的路径，而“四个中心”是创新转型的目标，两者是路径与目标的关系；同时，“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又是挖掘上海城市转型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而“四个中心”则体现了城市的综合功能，因此，“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和“四个中心”建设又是战略与功能的关系，两者统一于城市转型的过程之中。

需要指出，“四个中心”并不是“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最终目标，而是阶段性目标，“四个中心”的阶段性侧重于经济功能实现，而“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则是要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和全过程，着力推进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区域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从发展理念到体制机制的重大转变，着力激发创新活力，营造创新环境，在创新中推动转型发展，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丰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目标内涵，推动“四个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

（二）“四个中心”内在联系再认识

建设的国际经济中心是上海承担的国家战略。但国际经济中心不只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简单叠加，而是指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心与产业能级辐射中心（包括总部经济和科技研发创新中心等）。国际经济中心的内涵和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先进制造业，如今，世界先进制造业的前沿集中体现为智能制造。随着数字技术、生物科技、基因科学和脑科学的发展，智能制造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将愈发重要，它将进一步模糊先进制造业内部的产业边界，以及先进制造业同现代服务业的产业边界，促进产业融合。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智力基础雄厚、科技资源充沛，理应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此，创新驱动转型不仅为国际经济中心注入内涵与灵魂，也为正确认识“四个中心”的内在联系开辟了道路。

首先，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手段，应着力于数字技术、生物科技和信息化、平台模式的有机组合。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衰退与转型的并存期，中国经济正面临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充分发挥资本、人才、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组合能力，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和城市核心竞争力，培育长期增长优势是上海面临的新课题与新任务。数字技术、生物科技和信息化、平台模式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四个中心”内在关系和排序问题上，坚持经济中心的第一性原则，体现了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全球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次，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目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能量化基地，而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风向标。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不是以大规模和批量化生产作为制造业是否发达的标志，而是要以智能化、个性化引导和组织生产，依托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实现全球自由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经济中心的内涵与外延需在创新驱动理念中进一步延展。与此同时，金融、贸易和航运服务质量的提升，也有赖于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硬件和软件的更新与升级，一方面，科技创新位于金融、贸易和航运服务的底层，作为服务创新链的支撑，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也为金融、贸易和航运的联动发展提供了平台，由此催生出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

再者，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特点，应体现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上海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既不是一般的服务业，而是同先进制造业或智能制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服务业，如文创、物流、保险、咨询、法律、统计、科研、教育、医疗、会展、旅游等等。现代服务业不仅会为上海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提供保障，而且还会直接服务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而向国内广大腹地和海外进行辐射和延伸。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上海具有良好的轻工业基础（如旅游、会展、食品、服装等），加之目前正在建设的“智慧城市”、“设计之都”等，加上又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协同并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等，都为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此外，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路径，是效率驱动下的“四个中心”联动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要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进一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面向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出的本质要求。当前，上海经济正处于创新转型的重要战略关键期，需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四个中心”联动发展，提高城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转向以市场决定论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依托、以效率持续增进为特点的转型与增长模式；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在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综合国力中的战略导向作用，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继而全面实现创新驱动的发展与转型。

（三）“四个中心”联动发展再设计

首先，从国际经济中心对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所起的支持作用来看，科技创新是连结国际经济中心和“三个中心”的纽带与桥梁。一是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崛起，不仅需要物流、法律、咨询等行业的同步发展，还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才能实现金融创新和交易制度的变革，上海互联网金融的服务创新尤具有代表性。二是就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而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以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为特点的对外平台的建立。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意味着优化贸易管理流程和业务模式改造的需要，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正在植入现代商业管理流程，优化整个供应链的资源配置和物流配送效率，推进贸易、金融和航运的联动发展。三是就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而言，科学技术正在不断提升航运中心能级，主要体现在基于电子标签的港口集装箱物流，提升集装箱物流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基于精准配送的港口散杂货物流，实现与大型钢铁企业生产物流协同和无缝隙物料配送；以及建设节能减排的绿色港口等。

其次，从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实现情况来看，上海最有可能首先建成的是国际航运中心，并通过贸易便利化和金融自由化实现功能拓展。继洋山深水港建成后，海港铁路、高速公路网，跨海大桥和立体化多式联运均已形成规模，上海港货物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浦东国际机场和虹桥机场扩建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标准的航空港硬件设施。随着服务业市场开放度的不断深入，航运服务体系将更多地为贸易便利化和金融自由化提供服务创新，尤其是大宗商品以及依托大宗商品交易而产生的金融创新，推动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中国目前整个社会的物流总费用占GDP已经超过18%，几乎高出全球平均水平1倍多。这说明在贸易便利化和金融自由化问题上，市场监管、税收制度、跨境支付、物流体系等系统大有可为。纵观历史，因港兴市的城市一般都会遵从“航运—贸易—金融”的发展路径，比如伦敦、香港盖莫如此，因其政策和环境极为宽松，贸易便利化的结果势必会催生出金融自由化，以吸纳全球资金在这里经营和周转。上海目前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比较局限于结算功能，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将吸收航运、贸易功能的发展成果，并向财富管理中心升级而得到强化发展。

再者，从创新驱动转型与“四个中心”的建设关系看，“四个中心”的联动发展需求根植于上海城市基因，体现出“开放—改革—创新—转型”的城市文明与传承。在“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视野下，促进“四个中心”联动发展应分别聚焦以下三个领域：一是在助推国际经济中心形成的技术创新与生产工艺转型领域，运用各种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实现多点突破、网状发展，通过改变工艺流程和技术革新，持续提高生产效能。二是在深化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内涵与功能的业态创新与市场模式转型领域，通过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平台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行有效改造，创造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三是在为“四个中心”建设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和必备基础保障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型领域，简政放权，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以开放倒逼改革，对接国际经贸标准，降低政府对经济运行过度干预而引发的效率损失。由此，力争在资本配置效率、劳动产出效率、土地利用效率、科技活动效率、信息化效率、能源使用效率和行政效率等七方面，借助效率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和“四个中心”建设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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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010年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关于上海“十二五”规划的大讨论，《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十多篇讨论文章。由中心按照市领导的要求编制的“十二五”前期的规划思路研究，以及各项专项规划讨论和“十二五”规划编制讨论也逐渐将研究的主要观点聚焦到创新的发展主线上来。2010年11月9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十三次全会上指出：上海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发展主线。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国家层面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上海把“十二五”主线“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调整为“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

[2]数据来源：上海市商务委。

[3]数据来源：李思名：《全球化、经济转型和相关城市形态的转化》，《地理学报》1997年（增刊）。

[4]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