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交通

历史上，丝绸之路走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军事、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却发生了变化，甚至废弃。与之相对应的是，开展对外贸易的物流走向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一、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

(一)陆上丝绸之路的变迁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来看，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在两汉时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展。由于当时的中国国土被多个政权所分裂割据，使得丝绸之路的东端形成了多元化存在的格局，北方政权的都城，如武威、平城、长安、洛阳等都成为过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沿着西部的方向延伸，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和衰落、罗马帝国的分裂、印度王朝的更迭以及突厥势力的兴起，也导致丝绸之路的兴衰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变化明显体现在:在帕米尔高原以东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向南北两个方向大大延伸和拓展。此时期丝绸之路北面最主要的变化是在汉代的南北两道的基础上，又增开了一条道路，形成了丝绸之路上的三条主干道，即南道、北道和新道(又叫北新道)。有史书记载表明:“从敦煌玉门关入西与，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1]由此不难看出，北新道的行经路线大致为:从玉门关向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至高昌后，可以经焉耆至龟兹与中道合一，也可由此北上，穿越天山往西至车师后国(今新疆乌鲁木齐)，再向西南方向至弓月城(今新疆伊宁)。然后沿伊犁河至乌孙，再渡北流河(今楚河、锡尔河)，到达康居。在康居西北同汉代的北道汇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新北道与北道汇合后，先经过奄蔡到达拂菻(即东罗马)帝国在里海沿岸的领土，再西行至地中海东岸。新北道开通是由于原北道的道路艰险难行，其意义并不是仅仅在于是对原北道作用的补充与分流，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增加了丝绸之路上进行商务活动的安全系数。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地理上的运输距离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开展对外贸易的条件，但也不能够就因此将运输距离简单等同于开展对外贸易的物流条件，尤其是在道路交通条件远不能与当今世界相比的古代更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运输距离外，道路崎岖程度、途中补给条件、安全形势、运输工具、运输组织方式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外贸易开展的地理分布。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原北道中的敦煌至天山东端的一段路程较短，但是出玉门关后白龙堆盐碛路段行程非常艰难，客观上也需要增加丝绸之路上的道路选择。相比之下，新道即经行天山以北的道路，两汉时期，天山以北就有路相通，但由于匈奴的侵扰不能成行。直到三国曹魏时期，匈奴势力被削弱，伊吾正式设县，西晋时又设郡，汉匈出入西部的通道才正式归属中原王朝的控制，北新道的开通成为可能。不难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发展不仅仅取决于道路的距离远近，而是受到通行条件、生活保障、安全形势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除丝绸之路的北道向北扩展外，丝绸之路向南的线路走向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今青海高原的吐谷浑人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向东西两向不断拓展，使青海高原与南疆地区连成一片，由此开拓了自中原至青海，沿柴达木盆地北缘，过沙碛，直穿阿尔金山到达且末，与丝路南道汇合。这一新的交通贸易路线，一般称为“青海道”。有关史料表明，北魏高僧宋云西游印度求法走的就是此路。与北道一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南道的地位与作用也同样不该被忽视。

随着蜀国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建立，西南少数民族经济得到开发，成都至昆明的道路贯通后，西南丝绸之路得以成行。西南丝绸之路的基本线路是从我国古代东部地区的中原出发，向西南经过现在我国的贵州、重庆、四川、云南等省市境内，再到达缅甸、印度等地。事实上，西南丝绸之路是我国蜀汉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这条丝绸之路上连接中印的这一段古代称为“蜀身毒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蜀身毒道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述的那样，“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说明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我国的北方地区战乱频仍，但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并没有就此中断。随着沿途各政权生产力的发展，开展丝绸贸易的物质基础更加雄厚，开展丝绸以及其他商品贸易的需求更加迫切。由于控制丝绸之路的各北方政权都注意维护丝路的畅通，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不仅没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与干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一些新道的增辟和使用，使内地与西部及外部联系在道路上的可选择性增加，除了有助于利用丝绸之路最大限度追求跨境商品交换利益外，也不会因为丝绸之路上某一处受阻而导致整个丝绸之路全线受阻，确保了丝绸之路运转的可持续性。而且，站在当时的整个东西方贸易全局角度，丝绸之路上的新北道对于东罗马帝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使得东罗马帝国摆脱了安息王朝对于丝绸贸易的控制，满足了东罗马帝国对于从陆路方面获得丝绸的需要。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扩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六朝政权主要控制区域基本位于长江以南，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六朝政府对造船航运业的重视。孙吴政权时，江南设多处造船基地和专门的管理造船的官员，所造船只的规模和水平都大超过前代。另外，航海经验和航海水平也相应提高，孙吴时航海家已经能够测算航速和航程;东晋时能够根据季风和天象辨别航向。在技术条件许可的前提下，以及六朝政权积极发展海外关系政策的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扩展。

1.南海丝路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扩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广州港的兴起。六朝初年，随着船舶体积的增大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船可以适当远离海岸航行，以往制约广州港的不利因素不再存在。广州港作为岭南经济的中心，以及珠江水系同内陆湘、赣、闽等地更为紧密的联系等区位优势显现出来，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广州出发，不必经琼州海峡，经海南东部海面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南亚等地。

南海丝绸之路的另一个变化是丝绸之路向西的进一步延伸。造船、航海技术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向西的终点由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不过这一航线尚未固定化。10世纪中叶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著《黄金原和宝石矿》记载，中国船惯于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放位和巴士拉，而这些国家的船舶则直接航行至中国。

2.东海丝路的延伸

秦汉以来，中国同日本、朝鲜半岛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经由长山列岛、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主要集中于山东半岛渤海湾一带。东晋南朝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与日本的倭国处于敌对状态，导致传统的东海丝路受阻。另外，建康成为中国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两种情况导致东方航线大大南移。南朝时，东方航线的大致航路为: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其后可继续沿岸行至朝鲜半岛北部，或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抵达日本。这条新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程，便利了中日双方经贸、文化的往来。

二、江南开发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江南经济的开发和进步

由于自然条件相对优越，自古以来，江南地区在中国就是经济相对富庶的地域。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司马迁就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提及:“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可见，汉代时期的江南地区虽然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但就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条件而言，江南地区的确较为优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开发力度的增强，江南经济得到长足进步。应当看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乱多发生在北方并且持续时间长，使得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相对稳定，北方人民为了躲避战乱而大量南迁，这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一部分政治中心也开始南移。南方的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另外，南方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具有开发得较好的自然条件基础。由于南方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南北经济开始趋于平衡，以北方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改变。不难看出，江南地区经济的开放和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奠定了较为适宜的背景，而且客观上带来了更多对外经济交流的需要。具体来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农业开发

作为鱼米之乡，中国江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仅得益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早在三国时期，立足于江南地域的孙吴政权统治者意识到，发展农业对于维持老百姓基本温饱至关重要。事实上，只有老百姓的基本温饱得到满足，统治者的政权稳定才能够有一个较为牢固的社会基础。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例如，孙吴政权减轻徭役及赋税，鼓励农桑，孙权父子还亲自改良农具。此外，六朝政权还通过设置郡县、移民等措施，推动岭南经济的发展。三国时期的孙吴黄武五年，孙权将岭南地区分为交、广二州，由此加强了对岭南的控制和开发。在吴末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已出现“商旅平行，民无疾疫，田稼丰稔”的繁荣景象。江南农业的开发区域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及珠江流域，江南经济开发区域不断扩大。

在鼓励发展农业和大量开垦土地的同时，六朝时期的统治者还重视农田水利建设。例如，东晋兴建曲阿新丰塘。又如，刘宋时除修复如芍坡和句章汉代旧坡等古老工程外，还兴建了新的排涝工程及疏通河道。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土地利用率提高，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耕地面积增加，因而被描述为“良田美拓，畦畎相望”。在此基础上，中国南方地区的农业耕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施肥技术与牛耕、铁农具得到推广，同时可耕作的农作物品种逐渐增多，单位面积的产量也大有提高。据记载，东晋南朝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三吴，即“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荆州也有“南楚之富”，另外这部分区域还被记载为“田土肥美”。六朝江南农业开发，不仅改变了当地的面貌，而且对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落后的江南逐渐追赶上黄河流域，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

2.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与秦汉时期相比，虽然在行业门类上基本一致，但冶炼、养蚕、丝织、制瓷、造纸等方面的技术上却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产量增加，产品种类丰富，质量也有所提高，使得在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可供交易的商品种类进一步增多。

纺织业: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以纺织业的发展最具代表。东吴立国江南，统治者因而十分重视发展丝织业，孙权诏令各地官员劝课农桑，并让其夫人赵氏在公众前亲自纺纱、织绸以表率全国，甚至在都城建业设立官营丝织机构——蚕堂，专门生产丝织品，生产规模颇大。民间丝绸生产亦颇为兴盛，孙吴时人们培育出“八辈之蚕”，产丝质量很高，江南丝织业有了初步发展。蜀国盛产蜀锦，成都“机杼相和”，织锦业发达，蜀锦远销魏、吴，驰名全国。东晋南朝丝织业继续发展，荆州、扬州“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两晋南朝统治者继续倡导农桑，并且制定了以丝织品——绢、绵纳税的户调制度，客观上促进了江南丝绸生产规模的扩大。东晋末年，在刘裕灭后秦之后，迁关中“百工”于江南，并在首都建康设立被称为斗场的官营锦署。

冶炼业: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战争与农业生产对武器及工具的需求必然会要求冶炼业取得相应的发展。东吴已开始在江南各地设置相应机构管理冶铁事宜，东晋南朝时沿袭吴制，开展官营冶铸业。长江下游的扬州、丹阳、中游的江夏、武昌，上游的临邛、广都等地均是著名的冶铁产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冶炼技术有了进步，百炼钢工艺相当成熟。三国时的“百炼利器”，即是用这种工艺制成的军刀。据记载，东晋南朝时又发明了“杂炼生(生铁)、(熟铁)作刀镰”的灌钢法。事实上，冶炼行业的发展也使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各种劳动工具的使用范围扩大。

制瓷业: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除了离不开丝绸之外，瓷器在中国古代也是另外一种大宗商品。在三国、西晋时代，制瓷业逐渐兴旺起来，东晋南朝时，又有进一步发展。南方各地盛产青瓷，尤其是三吴地区更为著名，不仅青瓷通体青莹，而且造型也十分美观。由于大量生产，瓷器的使用也日益广泛。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制作技术传到北方，北方不仅会制作青瓷，而且还制成白瓷。制瓷工艺的进步，对后来唐宋制瓷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造纸业:虽然东汉时期的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直到三国时期，纸的使用还不广泛。在东晋南朝时，造纸技术有了进步，经过处理后的纸张质地更为优良，更适于书写，而且纸的产量也更大。到东晋后期，纸张逐渐代替简牍，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造纸业的兴旺，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商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地区社会长期动荡，战乱不止，城市屡遭破坏，开展商品交换的条件也并不是十分优越。相比之下，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比北方要发达一些，如六朝古都建康，商旅云集，扬州、荆州、益州等地都有一些市镇，会稽、吴郡“商贾并凑”，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很多商人往返于荆、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