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失业类型及其规模

从上面2.1、2.2节中关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失业的发展和苏联、东欧国家转轨过程中的失业情况来看，失业是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失业现象有加重的趋势（体现在长期失业人口的增加，低技能劳动者的失业比重上升，年轻人初次就业越来越困难等等），因此如何将失业水平尽可能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了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以及人民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因此，一方面由于庞大的人口规模，使得劳动供给的增长一直快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对劳动力的需求，每年有大量无法安置的失业人口出现，同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又使得农村每年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动需要转移出来，加大了城市就业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原来依靠牺牲效率而处于隐蔽状态的失业，在市场化过程中日益成为公开化的失业，使得中国的失业问题雪上加霜。下面我们将先给出中国劳动力供给及其增长的总体规模，然后再详细分析劳动力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引入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总体情况。在给出劳动力供求的总体情况以后，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失业的总规模及其变化趋势，并且把中国的失业情况进行分类，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中国不同失业种类的不同形成机理。

根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全国拥有从业人员61 470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劳动力33 386万人，占总劳动力的54.3%，第二产业劳动力13 961万，占总劳动力的22.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14 123万人，占总劳动力的23%。一、二、三产的就业结构比例分别为54.3%、22.7%和23%。一般人们可以根据就业人口产业结构比例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国际上把就业人口的产业结构比例划分为传统型、发展型和现代型三种模式，见表2.2：

表2.2　产业结构的不同类型

根据表2.2标准，我国就业结构基本上处于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型向发展型过渡。这是根据产业结构划分得出的情况。由于我国城乡就业制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城乡劳动力之间的流动与竞争还有一些障碍，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区分就业人口的城乡比例。根据1994年的统计，我国城镇劳动力总数为16 816万人，乡村劳动力44 654万人。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因此乡村劳动力已经不等同于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目。就城镇劳动力来说，绝大多数是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约为11214万人，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67%，城镇就业人员在其他各种非国有经济中的就业人数占到33%，其中集体经济中就业人数为3285万人，约占城镇总就业人员的20%，余下的13%在三资企业及其他类型的企业中。如果说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将有大量的隐性失业需要转移出来，其公开失业规模将是相当可观的。1994年城镇公开的失业人口为476万人，其中失业青年为301万，失业青年占城镇公开失业人数的63%，公开失业率为2.8%。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我们尚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失业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方法，公开失业并不真正反映我国劳动力资源的过剩程度。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分析，一是要从动态的角度，即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和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进行比较；二是要深入分析农村的隐性失业和城镇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刻画出中国当前失业的全貌。

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整个“九五”期间城镇自然新增劳动力大约有1 800万人，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的“农转非”劳动力约为1 700万人^[2]，“八五”末期待业的公开失业人员500万，由就业转失业的人员1 400万人^[3]，上述几项构成“九五”期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总人数为5 400万人。但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却跟不上这个速度，据预测，“九五”期间净增就业岗位大约在2 400万个（这一项指标是根据经济增长每年9%的速度和相应的就业弹性计算出来的），自然减员补充岗位1 400万个，两者相加3 800万个岗位，与前面的劳动力供给增长5 400万人相比，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为1 600万人。

上面是就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体情况所作的分析，并对未来几年的发展作了初步的预测，从中我们已经可以大致了解到，由于我国特有的人口包袱、农村大量沉淀的劳动力随经济现代化需要大规模转移出来以及国有经济中的隐性失业需要转化为公开的失业，加上已有的480万失业者，失业问题在我国变得十分的严峻。如何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个难题的实质，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我国就业矛盾的总体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深入地对我国当前的失业状况进行详细分类，探寻各种失业类型的生成原因与现有的失业规模以及对我国失业问题的理解，从而才有可能为治理我国的失业问题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

就当前我国的失业种类来说，大约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似于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结构中的失业。

刘易斯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发展不对称问题。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里，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决定的，并且在一个要素得到有效配置的经济里，劳动在各个行业中的边际产品价值应该相等，否则就会引起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的转移。但是，在一个二元经济结构的社会里，只有现代工业部门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即经营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在这个目标函数下，其雇用工人的标准是看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是否大于通行的工资水平。然而二元结构中的农业部门是按照传统的家庭农业方式经营的，农民的收入按平均产品原则进行分配，在一个劳动无限供给的社会里，按平均产品原则分配的农民的收入要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因此，在一个二元结构经济中就会出现一种特有的失业现象：如果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是自由的，低收入的农民一定会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但由于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可能接近于零，因此在城市中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如果考虑大城市的失业风险，或其他制度性的限制，农民留在传统部门不进行流动，那么在农村实际存在大量隐蔽失业，因为在传统部门减少一部分劳动力，并不会使农业总产品减少，相反，每人的平均产品却可以增加。因此，要解决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失业问题，关键是要加速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从而提高该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使得现代部门可以不断吸收传统部门中流离出来的劳动力，最终消除二元结构现象。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7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部门，而且接近于零，换句话说，如果在农业中转移出去一部分劳动力，农业产值将保持不变。因此，在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的经济里，对工业部门来说，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只要工业部门投资和生产扩大，农村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劳动力。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给予每个农村劳动力一个就业机会，并且每个劳动者都可以从集体劳动产品中分得一份几乎平均的收入。尽管存在工农收入上的差异，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几乎是停滞的。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也不会有农民失业的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劳动资源合理配置的要求。改革以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虽然每个劳动者仍配有一份生产资料——土地，但是劳动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就提出来了。当从事农业的劳动并不需要那么多时，家庭作为一个追求经济效益最大的生产单位，就要把土地上多余的劳动力游离出来，从事其他可能获得收入的行业，如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当民工等。然后，一旦这些容纳能力竭尽时，进一步游离出来的农民便成了失业人口。这部分失业人口由于还保留着一块土地，因此有时处于隐蔽的状态，而有时则成为汹涌的民工潮。

截至1997年，在我国农村约有劳动人口45000万人，根据当前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实际耕地面积，农业中能够吸收的劳动力约为150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到1993年全国共有乡镇企业2 453万家，乡镇企业中的就业人口已达到12 300万人，目前流向城市的劳动力约为5000万人，另外有2000万人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因此尚余1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失业率大约为24%。

第二，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转化为公开的失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其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劳动成本（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之间的比较。如果劳动力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那么，根据市场非均衡时处于市场短边的一方能实现他的意愿供求的原则（简称非均衡情况下的短边原则），最后实现的就业量由需求一方决定。在我们原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是一系列计划指标，除产量和利润等指标外，还有计划就业指标，即企业必须接受计划部门配给的就业人数。在企业自愿的劳动需求小于计划就业量时，企业必须按计划完成就业指标。这种就业配置的结果就是企业中隐性失业的出现，其实质是计划当局要求企业负担起本该由政府负担的社会目标：失业救济，其代价是企业效益的牺牲。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改变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把企业的经营转到追求盈利上来，企业承担的社会性目标交给政府去完成。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企业中大量存在的失业就必须转化为公开的失业。但是，在隐性失业转化为公开性失业完成之前，我们如何来估计目前国有企业中隐性失业的规模有多大呢？

判别隐性失业的理论根据应该是：一个企业中那些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已经超过其边际生产率的在职职工应该被定义为隐性失业人口。但是，上述理论标准很难被方便地应用到实际的操作中，因此，隐性失业问题虽然被大家广泛地感觉到了，但要衡量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

中国国家科委从1985年起对全国上千家国有企业的抽样调查显示，国有企业职工平均每周投入的实际工时为40.64小时，仅占旧制度工时（48小时）的84.7%，有效工时为19.2—28.8小时，仅占旧制度工时的40%—60%，按照新制度工时（40小时）计，有效工时占新制度工时的48%—72%。目前国有企业拥有职工11200万，如果按其中的28%为富余劳动力来计算，隐性失业者约为3000万人。因此，隐性失业占城市就业人口的18%。用其他方式测得的隐性失业率也在15%—20%之间。如果假定我们将用5年时间完成国有企业中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的任务，那么每年就意味着要增加600万的失业人口。

第三，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失业。

如果说，上面两种失业情况与我国的国情和体制有关，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这种失业与上述两因素无关，而是一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即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一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老的产业不断被淘汰。在这个产业结构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对就业来讲，我们就会发现一种特有的现象：一方面社会中新兴的产业由于其突然崛起，适合该产业的劳动短缺，另一方面，老产业由于资本存量的调整，劳动需求逐步下降，因此我们有岗位空缺和失业的并存。这种现象在上海特别突出，很多新兴产业，如金融业、服务业和电子产业，劳动需求不断增长，而上海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培养出符合需要的劳动者，求大于供的现象还将持续下去。同时，像纺织工业，55万的纺织工人中有1/3需要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

第四，城市中的自愿失业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长期以来，尽管城乡收入差距很大，但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几乎被禁止。这种状况的实质是城市劳动者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被取消，城市劳动者在劳动供给上处于某种垄断地位，城市劳动者的收入成为一种垄断收入，它是对劳动力实行歧视价格的结果。劳动者的垄断地位是不利于激励劳动者提高效益的，而且，对于某些脏、累、苦的岗位，城市劳动者不愿意就业，在农村劳动者被禁止进城就业的年代，可以通过提高这些岗位的工资来吸引城市劳动者就业，但是，在改革以后的今天，民工可以进城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者则自愿填补这些岗位，而不愿意在现有工资水平上在这些岗位上就业的城市工人则成了自愿失业者。

第五，在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进逼下所导致的城市工人失业。

上面我们看到，旧的计划体制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可以促进劳动竞争从而提高劳动效益的合理流动被抑制了。城乡劳动力竞争的根源没有被消除，农村劳动力无时不在寻找突破口，以弥补城乡收入上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村创办乡镇企业这种努力的结果，说明了一条简单的道理：劳动要素的合理流动，从而城乡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虽然被限制了，但农村劳动力可以通过在农村办工业，最后以农村生产的工业品流动的形式与城市工业产品竞争，达到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因此，原来应该是城乡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平等竞争，现在变成了商品市场上的城乡物化劳动的竞争。由于农村劳动力成本较低，效率较高，乡镇企业产品得以大量进军城市，使得不少城市企业在竞争中趋于劣势，结果是产品滞销，开工不足，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

与乡镇企业对城市企业进逼相类似，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私人企业、三资企业的兴起，对国有企业失业有着同样的影响。由于私人企业和三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比较灵活，劳动雇用都采取合同制的形式，对劳动者的压力较大，在这些企业中劳动效益比较容易提高，相反，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由于种种原因，转换得较慢，而企业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又难以推进，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处于一种不公平境地，结果往往是非国有企业的产品挤垮国有企业的产品，造成国有企业中失业的增加。

当然，这类失业的增加同时伴随着农村和城市其他几类失业的减少，因此，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失业人数并不会增加很多。

第六，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带来的失业。

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性的波动。在整个经济中，由于宏观经济资源构成中劳动力相对于固定资本比例太高，加之投资主体缺乏风险机制的约束，因此以投资膨胀为起点，结构性资源瓶颈为信号，国家采取主动的宏观紧缩政策为结局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这个经济的常态。在经济扩张阶段，中国的就业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原因是由于投资的带动，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任务充足，不仅使企业隐蔽失业减少，而且往往还可以扩招一些正式和临时的工人。同时随着投资增长，建筑业需要从农村招收大量的建筑工人，从而形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高潮。但是，在经济紧缩阶段，由于控制银根，投资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企业产品积压，正式工人下岗，大量从农村招来的临时工和建筑工人又纷纷回到农村。此时，隐性和显性的失业都会增加。由于这类失业主要是由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所引起的。所以在经济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来减少这一类失业。

【注释】

[1]自然失业率概念最先由弗里德曼提出，目前被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即认为一个社会由于结构性原因和信息传导障碍等原因，总是存在5%—6%左右的自然失业率，这部分失业人口是无法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消除的。

[2]“农转非”人员是指由城镇吸收并登记为城市常住户口的劳动力。

[3]由就业转失业人员是指原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因各种原因失业的人员。其中，由于企业破产和经济性裁员导致失业的职工为400万人，国有集体企业富余职工流到社会的约为300万人，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为7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