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与解决对策

(一)城市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作为现代工业部门地理集中和空间活动载体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的工业化浪潮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从一开始就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发展与工业部门发展之间明显地表现出一种不协调的状态，这被称为“超前城市化”现象。城市化的超前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最显著特征。这种超前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1)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最突出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其城市化的早期实践中，乡—城收益差异十分明显，劳动力因此大量涌入城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每年都在以5%以上的速度递增，而乡—城净流入人口在城市人口增长率中占35%～60%，考虑到并不那么快的经济增长率，城市人口的增长率显然过高了。所以，发展中国家过快的城市化速度和巨型城市扩张正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执政者们。

(2)严重的失业与贫困问题。超前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在大量涌入城市后，却并不能为城市工业部门充分吸收，其中很大一部分仍滞留在城市的传统部门中，或干脆体现为失业人口。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已初现端倪，但在“唯工业化”的思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企图通过加速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雇主进行补贴以扩大其雇佣人数等方法，来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可是由于这类方法直接导致了城市部门就业概率的增加和城市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提高，因此，在农村经济迟迟未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概率的上升和实际工资仍在攀升的现象，就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进城后将获得更高收入的预期，这就使得乡—城人口流动呈现出一种加速的状态，城市中的失业现象也日益严重。据统计，到了20世纪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率都超过了20%。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居高不下的城市失业率并不能阻止农民进城的决心，农民还在不断地追求“城市梦”。与城市失业相伴随的城市贫困问题，也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的棘手问题。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和发展战略的城市偏向，贫民窟大量涌现。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到孟加拉国的达卡，贫民窟的面积每5～10年就翻一番。

(3)日益对立的乡—城关系。由于倾向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以牺牲农业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也是忽略了农村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甚至是在脱离本国农业支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化的过度发展与农业发展滞后两者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使国内两部门的贸易联系萎缩，而且还使乡—城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畸形的发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少数发达的大城市与广大乡村在空间上的并立以及城市与农村经济联系的疏远，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的常态。

(4)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体系扩展进程中的混乱与无序，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和城市景观污染等。同时，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人口过多带来的住房与交通拥挤和犯罪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正逐渐消解着城市化的种种好处。

(二)解决对策

传统的城市化战略推行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反思，并重新规划和设计城市化战略。其中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从过度倾向城市化的战略复归到重视乡—城共同发展的战略，以此来控制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问题和促进整体经济全面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对城市化的发展思路进行调整的同时，对于城市化中最突出的城市人口与失业问题，人们也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提出了解决城市人口膨胀和失业的人口合理流动与就业战略。这一战略，旨在控制乡—城人口的过度流动以及在一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就业。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乡—城共同发展，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国家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应当关注和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通过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可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这将直接有助于减少乡—城预期收入差异，使农民的流动倾向减弱，降低乡—城人口流动速度。同时，通过加快农村的发展，还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业部门中的失业问题。

(2)消除在城市中实行的一切扩大乡—城收入差异的人为措施，控制人口流速。乡—城收入差异的存在，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一个基本因素。城市部门由于采取了许多扭曲价格的措施和政策，使得城市部门的实际收入水平远比农村高，因而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通过取消这些措施和政策，可降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从而可使乡—城预期收益差异变小，这同样可以起到减缓人口流动的目的。而且，取消扭曲价格的措施和政策后(如取消最低工资法)，也可以提高城市中的就业机会，降低城市中的失业水平。

(3)在扩大就业方面应注意适度教育的问题。托达罗指出，过分地将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挂钩，使得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过度教育”的问题。教育体制中的高等教育畸形发展，而更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却被忽视。这种教育倒挂所形成的就业人口的知识结构倒挂，是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的。因此，应当放弃将教育指标和就业单一挂钩的方式，而采用其他的标准(如能力、素质、技能等)和教育水平结合的混合指标与就业挂钩，来改变这种教育结构。同时还可通过在农村中创造有吸引力的经济机会，来诱导教育方式的转变。这种优化就业人口中的教育水平的主张，也是广义的就业战略的一部分。

(4)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要控制过快的人口增长。在解决城市人口膨胀和就业问题的长期对策中，发展中国家还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率，以降低人口总量过大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对于这一点，一些人口大国已有充分的认识，并正在积极采取行动。如中国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取得或正在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果。

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围绕着城市的自身发展，人们提出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思路。要求城市发展应当从可持续的角度出发，来构造一种能够代表全体市民利益的行政体制，来建立一种能实现私营部门发展和兼顾公众利益的商业体制，来创立一种透明的合约责任明确的政府采购程序，来确立一种从社会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综合考虑的总体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