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市场并存下的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分析

两种市场并存下的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分析——再论“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本课题主持人:伍柏麟　王　战

参加讨论者：万曾炜　王志华　王克忠　王　战　伍柏麟

　　　　　　孙海鸣　杨建荣　张　军　张晖明　陆德明

　　　　　　陈伟恕　周国平　俞忠英　胡增勇　高汝熹

　　　　　　徐桂华　舒　元　蔡星火　潘振民(按姓氏笔画为序)

执　笔　者：陆德明　俞忠英　王　战(按执笔先后为序)

编者按:1988年初，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单位研究设计全国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规划。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组织本校经济、管理两个学院有关系所的几十位教师成立课题组，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不同于价格改革论和企业改革论，提出了“通过产业组织的改革与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垄断竞争市场”的第三条思路(见本刊1989年第1期)。下文就是他们围绕治理整顿问题对这一新思路的进一步阐述。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发展预测处的部分同志共同参与了本课题研究。

我们认为，经过十年改革，中国经济正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化，形成了行政垄断性市场和非规范的竞争市场两者并存的基本格局。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只有从市场这个角度进行总体分析，才能统一把握国民经济的全局。本报告主要围绕通货膨胀的治理整顿展开。

一、两类市场并行中通货膨胀的成因

1．十年改革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引进了市场，由非市场经济的“单轨制”变成了“双轨制并存”。双轨并存起始于两种价格形成机制，在两种不同财税政策诱导下，作用于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形式，通过两种不同的资金融通方式，生成了两种不同的积累主体，最终形成了非规范的竞争市场与行政性垄断市场这样两种市场并存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所谓非规范的竞争市场的主要特点是由许多主体(个体户、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等)参与市场竞争。所谓行政性垄断市场的主要特点是:尽管国有企业部分地成了主体，但是，国家(政府)仍然保持主体身份并在起着决定性作用，亦即行政垄断还在起主要作用，企业还不能有效地参与竞争。总之，这是两种不规范的市场。由于商品经济的本质是货币经济，其运行的本质特征是资金循环。所以，两类市场的不规范性必然体现于货币及资金运行的不规范性。通货膨胀正是这种不规范性的集中表现。

2．改革以来，特别是1984年12月出现的通货膨胀现象，发展到1988年上半年呈现的货币净投放、物价指数高于银行利率以及接踵而来的全国性抢购挤兑浪潮，预示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陷阱的起因，经济界的诊断可归纳为以下两种:一种是单一病因论。不少学者把起因分别归为货币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需求拉起和成本推动因素，并各执一端予以研讨。另一种是综合病因论，此种观点把货币超额发行、投资规模失控、农业停滞、价格双轨制、消费基金膨胀、承包制短期效应、产业结构失衡等因素加总起来分析。我们倾向于后者，但反对把各种成因予以简单加总。应当看到，在各种成因的背后，是两种市场类型并存这一症结起着主要推动作用。两种市场类型并存，以及所对应的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和积累、投资主体，本身就是制度因素;对两种市场类型所实行的不同的价格政策、财税政策和管理方式，又表现为政策因素;需求拉起和成本推动则是实行这种差别政策的结果。

3．如前所述，商品经济本质是货币经济，其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又是资金的循环，而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和相应的数量关系。因此，有必要具体地分析一下与两种市场并存相关的货币资金的运行，进而准确地把握通货膨胀的成因。

先看看传统的国家行政性垄断的资金循环。该循环的资金供求(存货)与价格(利率)均由国家完全统制，在财政预算内运行。其循环过程大体是:资金由银行(人民银行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等)贷款(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给企业。企业生产后，将产品“卖”给商业部门，所得全部回到银行。其中生产资料耗费部分再由银行流出进入下一个循环，工资部分发给职工个人，税利部分，或上交财政、或以奖金形式分配给个人。个人得奖金、工资等收入后，一部分转化为消费，中经商业部门流回到银行、再到企业，形成循环;另一部分以储蓄形式存入银行。整个循环都以银行为中枢而注入流回。

如果投资等于储蓄，则该循环在不增发货币的情况下维持均衡。这个循环的特点是完全由国家作为唯一的主体加以控制(或统制)，其流通渠道单一、清晰，价格(利率)稳定(近乎于恒定)，流通速度缓慢、呆滞，而且银行流出的资金一旦转化为企业的实物财产以后，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这些实物财产都不能随时转手成为货币财产，所以往往要靠增发货币来扩大规模。科尔奈分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短缺”之所以能够不表现为通货膨胀，主要得力于这国家完全垄断的资金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如今基本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非规范竞争市场的资金循环与行政性垄断市场的资金循环。

4．非规范的竞争市场的货币资金循环是作为这个市场主体的大量个体户、专业户、私营企业和部分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等的资金。这些单位从国家银行取得贷款或自筹现金，经过生产经营后取得更多现金(包含利润)。他们作为生产经营者，将部分利润转化为投资，进行现实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作为消费者，将部分利润转化为个人和集体的消费，从零售商那里购买消费品。多余的现金，因银行利率太低和灵活偏好动机的作用，往往自己贮藏进“小金库”，以备今后的积累与消费之需。这个循环的特点是:第一，起点大部分是国家银行，但是，以后又大都渗漏，而且往往不流回银行，以致使整个循环都处于流通领域。第二，主要用现金交易，不用银行支票等信用货币。第三，数量大，流通快。这几年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各地方、部门、企业的预算外投资是预算内投资的5倍。据估计，上海市现有个体户16万(持执照者)，另有无证摊贩10万，如每户平均握有现金2万元，其现金总量就近50亿元之多，超过全市现金流回总量的1倍!第四，国家(银行)管不了。再严格的财经纪律与财务管理也对之无约束力，完全自成一个不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的货币资金循环。第五，全部财产都采取货币资金形态，实物财产随时可以转化为货币财产。

5．现存的行政性垄断市场的资金循环，一方面，依然是行政性垄断，国家依然是主体，所以其资金循环依然与“3”所说的国家行政性垄断的资金循环相似。另一方面，又引入了市场机制，企业(国有企业)也有了部分自主权。即使是中央政府所辖的直属企业，只要完成承包数，在其他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有了些自主权。于是，这些企业也会从银行借贷资金，行使自主权或用于横向联合(与乡镇、与专业户、与个体户等联营)，或用于自办集体企业等等。结果这部分货币资金的循环往往也渗漏而进入“4”所描述的竞争性市场的资金循环，这部分资金最终大都成为消费资金，而且大都又成为个人消费资金。

6．总之，现在的中国货币循环与资金市场，面临严峻形势。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非规范竞争市场对行政垄断性市场的“侵袭”造成“现金”对信用货币(银行支票等等)的“侵袭”，如“现金”比转账支票“价高”这类奇怪现象;进而造成银行现金“渗漏”，行政垄断性市场资金“失血”(中间经过非规范竞争市场而流入到个人手中);造成个人持有货币量连年猛增，驱使通货膨胀;两类市场的叠加，形成了一个“黑洞”，国家银行投放的货币被吞没而转到个人之手，如1988年银行增加700亿元投放，个人储蓄也增加700亿元。

我们知道，货币流通量的简单恒等式为:MV=PQ，其中M是货币发行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是商品价格，Q是商品供应量。现在的状况是银行投放的M增加，通过泄漏进入非规范的竞争市场，非规范竞争市场的资金循环中的V加速，如恒等式的Q是既定的话，结果必然是P的上升和通货膨胀，即使Q不既定而略有上升，甚至有较快上升，但是，如果泄漏入非规范竞争市场的资金流量的上升率超过Q的上升，加上这个市场的资金的V比较快，那么同样会使P上升和导致通货膨胀。

7．如果深层地考察，传统的国家行政性垄断体制本身就隐含着引发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投资冲动趋向无限。这是由于:(1)银行利率太低又近乎恒定;(2)银行投入的货币资金转化为国有实物财产以后就凝固化了，如果再要扩大生产只能不断增加货币投入;(3)国家财政的“父爱主义”(减税、免税、税前还贷等)。另一方面是投入多、浪费大、资产沉积厚，但是产出少、效益低、质量差(所谓“短缺”)。这两方面的整体效应必是通货膨胀。但是，由于“3”所说的国家银行的牢牢统制，通货膨胀的这个内在机制往往难以显性化，而只有在失控时(如1958年)才会猛烈地表现出来。

改革是要使中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首先又是使产品(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货币化，而这些产品又是前30年累积的“短缺”产品，这些产品的货币化必然是价格上涨而且是迅猛地上涨。由于这些产品直接关系全体人民的生活，为不使价格上涨而降低他们的消费水平，必然是给予补贴，增发大量货币(工资、奖金、津贴等)。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使投资经营者有利可图，于是，属行政垄断性市场的企业凭着获得的那部分自主权从事利润最大化的那些产品的投资经营，属非规范市场的企业更是去从事这方面的投资经营，而所有这些企业的所得，又借助前面说的非规范的竞争市场以现金形式从银行渗漏到个人之手。这就是从产品“短缺”、从作为传统体制的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的一个方面启动，并且由非规范的竞争市场的价格变动牵引的通胀过程。与此同时，传统体制的引发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亦即投资冲动趋向无限这个方面，不仅依然故我，而且更为强烈，如利率甚至低于物价上涨率、父爱主义扩展到所有新投资者，致使投资者毫无风险，而利益优厚，从而驱使通货严重膨胀。

二、两类市场并行中通货膨胀的特性

8．两类市场并存触发的这场通货膨胀，从表面看，似乎来势汹汹，致使人们对之普遍持悲观看法。但是，如果更为深层地看，那么，在理论方面，这场通货膨胀与传统经济学说的通货膨胀是很不相同的。总的看，传统经济学说的通货膨胀是国民经济已经完全商品化、市场化时期的货币现象。而目前中国这场通胀，是在非商品经济转向商品经济过程中、是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两类市场的叠加所产生的。在实践历史方面，西欧各国在从封建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商品化、市场化过程中，都曾经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现象，从这一点说，中国当今的通货膨胀与此相似而没有脱出经济商品化、市场化过程所固有的运行轨迹。但是，中国现在的通胀又主要是由于行政垄断性市场本身就隐含着通胀机制，经济市场化形成的非规范竞争市场只是起了牵引作用。因此，中国现在的通胀有其自身特性。

9．由于行政垄断性市场的“行政垄断”，该市场的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始终受到程度不同的“统制”。从银行流向该市场的资金尽管也有不能回流的现象，但是，毕竟相对的要少些。行政垄断性市场的价格也为行政垄断的低价(即使对农民生产的粮、棉、油也还实行垄断低价)。非规范的竞争市场的放开的价格只涉及部分产品，即主要是生活资料和部分生产资料。这就使市场的价格机制对不同产品、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地区的牵引力极不相同。因此，近几年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在投资规模上，主要是利润导向的计划外资金投放失控;在产业投向上，主要是工业相对于农业过热;在行业投向上，主要是竞争性市场导向比重大的加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行政性垄断市场导向比重大的基础工业;在地区投向上，主要是个体、私营、乡镇企业产值比重大的省市投资规模大大超过国营企业产值比重大的省市;在产品投向上，主要是投向价格放开上涨幅度大、利润也大的那些产品(如农产品中的烤烟之类增长极快，粮棉油增长停滞)。与此相应，所谓消费也是结构性的，大体是与行政垄断性市场相连的这部分产业、行业、企业及其人群的工资、奖金、津贴之类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与非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相连的那部分产业、行业、企业及其人群的收入增长相对迅速;与这两个市场不直接相连的那些人群(如退休人员等)的收入相对下降。

10．不能忽视的是，10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的结构性的投资膨胀，形成了有效供给的结构性膨胀，形成生产相对过剩与生产相对不足并存的现象:部分消费品相对过剩，部分消费品相对持平，也有部分消费品和部分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相对不足。正是由于有效供给的这种结构性倾斜，大体保证了结构性的消费基金膨胀的有效供给，保证了近5年来全体人民的消费水平的结构性提高。这与改革以前的20年间(1957—1977年)整个中国的消费水平没有什么变化，许多人的实际工资反而有所下降的状况形成了显明的反差。中国当前这场通货膨胀的第一个特性大体就是如此。

11．由10年改革启动的中国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进程是逐步进行而不是一步到位的。据美国邹至庄教授测算，目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47%。这个47%，主要体现于非规范的竞争市场，主要体现于产品(其中又主要是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比重并不太大)。所以，两种市场并存触发、并由非规范竞争渗漏到个人手中的货币(如前所述总计5 500亿元左右)的主要购买对象是消费品，是非生产要素。至于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知识、土地、房产还处于行政垄断之中，还不能成为个人货币的购买对象;即使有些生产要素可供个人购买，也由于国家(政府)的行政垄断设置的种种壁垒，使这些个人难以“进入”去从事“实业”。这样，使5 500亿元左右的积淀购买力几乎全部压在消费市场。因而，尽管目前这场通货膨胀也是总量性的，而且带有恶性倾向，但是实际上又主要是相对于消费品而言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

12．绝对地看，如果中国经济完全商品化、货币化，不仅产品商品货币化，而且实物资产、人才、技术、劳动、住房、土地等都商品货币化，那么，可供个人手中的5 500亿元左右货币购买的不再仅仅限于吃、穿、用的消费品了，其结果恐怕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过少了。例如，属于行政垄断市场的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1987年底就有10 200亿元。至于国有企业沉积的人才、技术之类的价值就更为可贵也难以计算了。即使是实行旧房廉价拍卖(拍卖时只卖房屋、不卖地基)，不仅回笼了货币，也节省了大笔修理费，而且个人必然会大加修饰，带动有关行业发展，又使个人所有的货币有了更多的购买对象。所以，中国目前这场通货膨胀，不具绝对性，只有相对性。这就是其第二个特性。

13．目前这场通货膨胀的第三个特性是暂时性而非常住性。这个特性是从前两个特性中引申出来的。回顾10年改革，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第一轮是农副产品货币化，价格基本放开，价格呈上升趋势，为避免人们收入下降，增发补贴等收入，从而引出第一轮通胀，也引出农副产品的结构完善与总量增长，使这一轮通胀很快就成为过去。但是也使许多货币作为个人储蓄沉积于银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的第二轮是轻纺日用工业品以及部分原材料的货币化，价格基本放开，价格又呈上升趋势，从而引致投资膨胀、消费膨胀，从而引出第二轮通胀。这一轮通胀的高潮是1988年的抢购挤兑风。但是，由于1988年末与1989年以来的彩电录像机等家用电器、钢琴等高档消费品的大量上市而出现相对过剩势头，这一轮通胀恐怕也将成为过去，其结果又使更多的货币作为个人储蓄淀积于银行。从这里可以得出，隐含于传统的非市场体制的通货膨胀的内在冲动的机制，是随着一轮又一轮地推进市场化而显性化进而又趋于平稳化的，因此，预示着这样的可能性，即随着新的一轮又一轮推进市场化而最终使中国经济基本货币化，这种通货膨胀是会趋向于消失的，而决不会常住的。

14．总之，中国目前这场通货膨胀是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发生的。这大致类似于西方国家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随着这个转化的完成、随着经济的完全商品货币化，这种通胀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中国现在的市场化程度约为一半，今后的改革是要实行新一轮的市场化。问题是，能不能使新一轮的市场化不致引发恶性通胀，而使通胀率压到两位数以下甚至5%以下，尔后使之完全消除?或者能不能使新一轮的市场化不引致通货膨胀而最终使之不再出现?或者能不能使新一轮的市场化即便引发了恶性通胀也能迅速使之消失乃至最终不再出现?

三、“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与通货膨胀治理

15．要回答前面的问题，就要把握中国经济下一轮商品化、货币化的基本走向问题，也就是回答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未来的目标模式问题。可以认为，凯恩斯理论与科尔奈理论在中国的时兴，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无裨益，因而对当今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也并无裨益。凯恩斯描述的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及其由此而生的“有效需求不足”，科尔奈描述的是行政垄断市场经济及其由此而生的“短缺”和隐性通货膨胀现象。而中国面临的是两种市场并存及其由此而生的结构性、相对性、过程性通货膨胀现象。如果不考虑这种理论背景而照搬凯恩斯与科尔奈理论，只会得到这两种理论的双重失效。

16．中国改革应当进一步放开产品价格以推进市场化。这是目前对于中国经济下一轮市场化的基本走向问题的有代表性看法中的一种。按照这种看法，产品价格全部放开，全部进入自由竞争市场。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模式其实就是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按这条思路走，宏观经济可以从“有效供给不足”变成“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形成过程会拉得很长，社会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当今中国缺乏相应的政治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易酿成社会动乱。其实，经过10年改革形成的非规范的竞争市场大体上类似于这种非现代的市场模式。这个非规范的竞争市场所呈现的无序性以及其他种种问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条思路的不可行性。

17．这条思路的实际操作是:“先治理，后放开。”但是，由于现存的两种市场之中，非规范的竞争市场是无序的，是很难调控的，所以，其结果只能是管住行政垄断性市场这一头，而管不住另一头。1984年以来的多次治理的效应大体就是如此，导致国营企业占绝对多数的基础工业大滑坡，煤、电等全面持续告急。最后恐怕又不得不稍稍地“放”，而一“放”，货币又会渗漏到非规范竞争市场，又会渗漏到个人之手，通货继续膨胀，价格持续上涨。因此，“先治理，后放开”陷入两难境地:“治理”之策往往只能是强化行政垄断性控制，结构往往是以产业结构的更趋恶化为代价，以滞后的基础工业等的恶化为代价，因而不得不“放”;一“放”，哪怕是稍微地一“放”又会“过热”，又会通货膨胀，从而又不得不“收”、又不得不“治理”。

18．现在看来，中国经济下一轮的商品化、货币化的基本走向，将不是或主要不是使“产品”市场化(即所谓放开产品价格)，而是使资产、知识、技术市场化、货币化、商品化。这些要素的货币化，必然要有相应的专门从事货币和资金经营的现代金融系统。进而就能形成“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为主体的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实质上也就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模式。关于这个模式的原型的框架，我们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复旦学报》，1989年第1期)已经说明。

19．这个市场模式的成型，各个国家有各自的特点。英、美等国是逐渐地、缓慢地前后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成型的。德国和日本的转换方式具有后进国家的典型特点，即无序的、竞争度较高的市场阶段发育不足，国家干预色彩较为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是在原来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国营企业股份化，辅之以五天的价格革命，确立了现有市场模式的原型。日本是在外力打破财阀体制上，实现了大企业的组织创新，辅之以小步走的价格改革，奠定了“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在亚太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市场模式转换类似于日本模式、新加坡的市场模式转换较贴近于德国模式。而正是由于这种模式转换，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得到起飞，同时又没有跌进通货膨胀的泥潭。看来，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选择这种现代市场模式，而市场模式转换又不得不具有后进国家的特征，但必须切记从中国十年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既定格局出发。

20．中国经济改革的“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有两种形成途径。一种是以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的市场原型。这一市场原型具有下述特点:(1)省、市一级地方政府作为“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主体，具有行政性地方财团的性质。(2)全国性市场实际上是地方市场组成的共同市场。(3)相应的改革思路是在既定的地方不公平竞争前提下，采取地方对中央、企业对地方的两级承包制，硬化预算约束，全国性的产业政策通过中央对地方的定期发包形式下达，并以相应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形成国家调控地方市场、地方市场引导企业的调控传导机制。(4)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采取区域推进战略。(5)在政治体制方面，不论决策中枢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一市场原型最终将呼唤联邦制的改革方案出台。

从整顿、治理与改革、发展的关联角度加以考虑，现行紧缩措施的政策效应，可能导致形成以政府为主体的“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中央通过五管齐下、双重控制方式从地方收回部分权力和财力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省市强化区域行政分割的过程，资源富集省市严控资源出境、加工业发达省市限制资金技术外流，使得新一轮改革与发展的起点具有诸侯经济的劣根性。较为客观的判断是，这一市场形式与传统体制相容度大，在当前经济波动中较易操作，从长期看也不排斥从地方共同市场走向全国统一市场的可能性。但是资源配置的规模效益不佳，而且极易重蹈南斯拉夫改革之覆辙。

21．另一种形成途径是推行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货币化。要素主要包括土地、机器设备、厂房等等在内的资产、知识、技术(包括物化的如图纸专利等等)与人才。这些生产要素目前都在行政垄断性市场上，都还处于国家(政府)的行政垄断控制之中，都还实行垄断低价。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意味着传统的行政垄断控制大体被打破，而转化成了市场体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产、技术、知识等市场化，意味着资金、技术、知识社会化，意味着作为现代市场的主体即大企业、大公司、大财团的基本要素的形成，进而必然易于实行组织创新以形成新的产业组织;必然会易于实行金融组织的创新，形成新的金融组织系统;必然会易于实行国民经济管理组织的创新，形成新的宏观经济的调控系统。总之，必然会易于形成“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顺利完成中国经济的模式转换。

22．(1)由于资产(主要是土地、厂房等等不动产)、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是存量，这些存量的商品化意味着个人持有的货币存量(约5 500亿元)不仅面对着消费品市场，而且面对着要素市场，因而，这些货币存量不再仅仅是消费基金，而且也可以是生产资金。(2)由于资产、知识、技术等沉积于行政垄断市场、沉积于国有企业，这些要素的商品化将使中国市场的商品激增，如国有固定资产，1987年底原值10 200亿元，净值也达7 000多亿元，仅此一项投放市场，就足以回笼全部沉积的货币。(3)由于个人手持的货币存量之转化为生产资金，国有资产、技术、管理知识等要素的上市，两者的结合必将使现今的重商转向重实业、无技术转向有技术、低技术转向高技术，必将创造有效供给，必将使中国经济上升到新的层面。如此三者，足以说明资产、技术、知识的这轮商品化、市场化将不会引发急剧的通货膨胀，可能还因此而解脱通货膨胀。所以，这是一种以改革去治理经济，使改革、治理与整顿得以同步进行的较佳思路。

23．通过资产、知识、技术等市场化把中国经济改革推向“垄断性竞争”市场模式这种思路，既不同于以放开价格为主的改革思路，也不同于以企业改革或者说以所有制改革为主的思路，可以称之为第三种思路。价格改革或企业改革固然重要，但毕竟不是总体改革，毕竟有不足以总揽全局之嫌。因为价格改革只是市场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是它的核心部分;但如果不确定要以垄断性竞争为主体的市场模式，价格改革也将失去明确的正确的方向。而企业改革或所有制改革，又主要属于微观行为，属于企业制度问题，仅仅着眼于此或主要着眼于此，也很难把握所有这些机制的全部。由于第三种思路是总揽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局的，它不仅不排斥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相反包含了后两者的内容。要使资产、知识、技术市场化，这些要素的价格改革自然是应有之含义，而且它也必定要求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和国有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第三种思路主张的“垄断性竞争模式”为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参照系。

原载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