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发展

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悠久的历史，短暂的现今”的科学。说它悠久，是因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关于心理现象的描述，古希腊人将心理知识界定为“有关灵魂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也曾对心理现象做过相对系统的论述；说它短暂，是因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仅有100多年的历史。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心理学并没有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一直从属于哲学，包括在哲学的母体之中，一直沿用哲学方法即思辨研究心理学问题，从哲学的高度讨论一些诸如灵魂的本质、灵魂的组成、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等等。直到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引入自然科学规范，将心理学研究纳入科学轨道之后，心理学才获得了新的生长点，并呈现出空前的兴盛和繁荣。

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在一定阶段很难对有些问题的取得一致的意见。基于不同的思想方法对同一问题会产生不同的看法，自然，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心理学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心理理论丛林”的时代，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派纷纷林立。虽然，某些学派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们的思想方法仍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无意全面剖析每一个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主要的理论内容和学术观点，而是着重关注指导各个学派的研究方法特征。下面对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方法论层面；二是研究方式层面；三是具体的方法和技术层面[1]。

（一）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实证主义和现象学

在心理学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主义和现象学[2]。哲学方法论的不同直接决定了心理学家在对待心理现象的态度、处理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模式以及对具体研究方法选择上的差异，并具体表现为不同学派在规定心理学研究对象、方法和原则上的差异。

实证主义是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孔德首创的一种科学哲学，它主张用实证方法取代抽象思辨，排斥形而上学问题，视经验为认识的基础，将认识局限在经验范围之内，坚持对经验进行客观、精确、严密、清晰描述的科学理想，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客观事实和规律，从客观事实出发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在19世纪后半叶，实证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科学精神渗入即将诞生的心理学中，并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影响了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进程。从构造主义的心理学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再到认知心理学，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并从研究对象可被观察性、方法中心、元素分析、还原论、描述性和定量性6个方面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心理学方法的特征。实际上，这6方面的典型特征也就构成了同现象学心理学方法特征的区分（具体区分也可参见表8-1）。

与实证主义以科学为研究重心不同，现象学强调对人的研究，特别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并将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认为主体性之谜是一切的“谜中之谜”。同时，批评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片面性，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同时包括主观和客观领域，即除了实证主义强调的客观事实外，有关意义、价值、理性的问题也应该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并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即客观的意义是主体授予的。人本主义学派、格式塔心理学等学派都对现象学方法论进行了应用，并体现出研究对象的主观经验性[3]、问题中心、整体分析、非还原论、解释性和定性分析6个方面的心理学方法特征。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取得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和空前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特性或优势的本身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又为研究揭示人的心理、认知的过程和行为的本质隐设了重重障碍。

第一，实证主义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科学对象客观性的要求，但却是以心理的主观属性剥离为代价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将内部观察的直接经验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其中包括情感、意志的概念，他的继承者铁钦纳只继承了冯特的“半身”，将不符合经验证实原则思辨的东西剥离。但是，这一剥离在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看来仍然是不彻底的，其代表人物华生则直接将可观察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认知心理学开始重视人的心理和认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激进的行为主义进行了折中，但它仍然强调研究对象的可观察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象学心理学倡导的研究对象的主观经验性，不失为实证主义极端化发展的有效矫正。

第二，实证主义心理学的方法中心，巩固了心理学的科学地位，但是常常由于过分强调方法的科学性，不得不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简化，“削足适履”以适应方法的需要，从而牺牲了人类心理现象本身。与之相反，现象学心理学的人本主义学派代表人物马斯洛明确提出问题中心主义，认为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

第三，实证主义心理学的元素分析方法有利于简化复杂的现象，像化学中对物质以原子和分子方式的分解一样，深化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但是这又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人的心理机制和认知的过程，并且极易形成同整体分析方法的对立，陷入“盲人摸象”的陷阱。实际上，格式塔心理学派中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以及海德的认知平衡论都是从整体论的观点出发进行研究的，并偏重于人格、需要和行为动力系统的研究。

第四，实证主义心理学的还原论，有利于通过借助物理还原、化学还原、生理还原和机械还原的方式，帮助了解心理的内在机制，但是，这些还原都是不充分的，是以人类心理现象的特殊性丧失为代价的。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都提倡对心理现象本身的全面描述，进而发现自身的结构和内在机制。

第五，实证主义心理学强调描述性，重视“是什么”的问题，追求对复杂心理现象的科学描述，但是拒绝解释性的问题，拒绝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第六，实证主义心理学重视定量分析，有利于心理学发展的可证实性和精确性，但这又割裂了心理作为质和量的统一。与之对应的现象学心理学，例如格式塔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强调以质为中心，走质和量结合的道路。

表8—1　实证主义心理学与现象学心理学方法论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虽然提出了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和现象学的方法论，但并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由于心理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两种方法论在应用上整合的必要。实际上，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现代认知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当中都有这两种方法论整合的身影。

（二）心理学的研究方式：行为、认知和社会认知取向

心理学研究的行为取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和华生的工作，他们强调可观察行为的重要性，并运用经典条件反射实验构建人类行为的刺激—反应（S—R）模式。早期的行为主义者认为，行为可以通过S—R模式得到恰当的理解，即一个刺激引起一个反应。斯金纳则进一步解释了操作性行为，他通过操作性条件实验发现，一个反应的结果会比引发反应的刺激更好地解释行为，即结果导致行为，进而强调反应—刺激（R—S）关系重要性。综合来看，对于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和斯金纳的研究，他们都认为行为是其对应环境结果的函数，强调行为是基于环境的。他们虽然承认思维、预期、知觉等认知过程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预测和控制行为又是不必需的。实际上，从斯金纳的观点也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否认了认知的决定作用，但并未忽视认知的重要性。结合目前的研究看，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一些现代行为主义者认为，认知因素也是可以被行为化的[4]。

心理学研究的认知取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但以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为限，认知取向同样也始于冯特。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认知取向的心理学研究一直居于主流[5]。认知是指认识一个信息内容的活动，它强调了人类行为积极的、自由的一面。认知取向的研究强调人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当前认知活动的决定作用，并认为当人在进行知觉活动的时候，作为外部环境内化了的有关知识单元和心理结构的图式被激活，使人产生内部知觉的期望，以指导感觉器官有目的的搜寻和接受外部环境输入的特殊信息。实际上，在这里认知取向已经提出了认知与环境的双向交互关系，以及认知对行为的指导。

长期以来，行为取向和认知取向作为两个极端一直受到人们机械决定论和心灵

主义的批判。但是，除了批判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两种取向所做出的贡献，更应该考虑对两种取向的整合。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就做出了初步的探索，该理论认为行为可以依据认知、行为与环境三个因素的之间的持续交互作用而得到最佳解释，即在人（强调内在认知因素）、行为与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如图8—1所示）。班杜拉进一步把社会学习理论发展成为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认知理论承认行为所对应环境结果的重要性，同时也接纳了自我调节的认知过程，并认为大量人类思想和行为来源于环境（个体作为社会一员所学到的内容），同时认知过程影响人类动机、态度和行为[6]。

图8—1　班杜拉交互决定模型

（三）心理学的方法和技术

一般而言，研究方法是由研究问题的本质决定的。心理学研究中要求观察必须是客观的、系统的、可重复验证的和严格控制的。实验法（experimental method）、自然观察法（naturalistic observation）、调查法（survey research）等能够较好地满足上述要求。

实验法在心理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它的演变轨迹基本上是从最初的一次性个案研究到单组实验，再到控制组的引入。在一次性个案研究中仅仅包括刺激和对反应的后测。单组实验则进一步引入了前测环节，通过从后测排除前测的内容而得出刺激的净效应。控制组的引入则是实验法上的一次革命，即同时对两个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监测，在控制组中控制外来因素干扰，然后通过两组结果的对比而求得刺激的净效应。概括起来讲，实验法就是指研究人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之后，观察一个变量变化对另一个因变量的影响。它通常使用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行测试，两组被测试对象应该尽可能保持一致，这一要求可以通过随机组设计和配对组设计实现。

自然观察法是指在正常的工作或者生活情景中对被测试的行为进行观察，而不对自变量进行任何的实验操纵和控制。在现实生活中的情境，并不是像实验法那样对相关变量进行严格控制的，换言之，实验法不可避免地具有研究情境的人工性。而自然观察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不足，即所观察的行为以及进行观察时的客观情境就是实际工作和生活的场景，自然所得出的结论实际应用性较强。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在自然观察法具有这一优点的同时，又具有与之相对应的缺点，即由于缺少对自变量的控制，时常很难准确判定何种因素影响了员工的行为。另外，由于很难发现完全相同的情境，结果的重复验证性较差。

调查法也是对行为进行观察，所不同的是这种观察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在访谈和问卷中的反应体现出来的。调查法的重点在于获取被试者对某事件或对象的态度和感觉。调查技术包括个别访谈、电话调查、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等，其中的调查问题可以是开放的，也可以是可选择的。调查中代表性样本的取得可以通过概率取样或分层取样等技术实现。

另外，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虚拟实验室进行心理学研究，同时还可以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

管理的过程就是“为人”、“与人一起”并“通过人”完成某项任务[7]。在管理中的人有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群体”的人；作为“管理者”的人和作为“被管理”的人。企业管理学同心理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共同性，以及企业管理学自身的多学科交叉移植性都决定了心理学与企业管理学之间有着更为紧密和深厚的联系。

（一）心理学方法对企业管理学发展的整体进程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纵观企业管理学的发展，从20世纪初泰勒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科学管理，使企业管理“从经验走向科学的思想革命”，意味着人类告别长期以来依靠经验，依靠传统行事的行为模式，开始遵循科学的行为规范；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奥率领研究小组所进行的“霍桑实验”奠定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再到自50年代以来，新的理论和学说的林立，企业管理进入现代管理理论阶段——“管理理论丛林”。它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实际上，在企业管理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心理学方法的身影（见表8—2）。

在古典管理阶段，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就已经开始对“铲”这一动作的规律进行探究了，并第一次实证地说明了劳动工具与工人效率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泰勒是对时间—动作研究方法的初步尝试，那么，吉尔布雷斯夫妇则是对时间—动作研究方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应用[8]，更加重视心理学方法在科学管理中的应用，并扩大了疲劳因素研究的范围。另外，同时代的闵斯特伯格也提倡使用心理学测验测量员工技能，并据此把员工安排到最适宜的位置上。如果说他们的努力只是为心理学方法在企业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的话，梅奥的“霍桑实验”则是心理学方法在企业管理研究中一次彻底的运用。通过这次实验，研究者发现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实验结果在以后学者所做的实验中也得到了反复验证。最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古典管理理论中“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挑战，成为新阶段管理理论发展的出发点，为企业管理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非正式团体、领导风格、员工态度、沟通模式、工作动机、工作满意度，等等。可以说，每当新的方法引入，往往会导致一个学科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促进学科的不断进步。实际上，这也就意味着心理学方法开辟了企业管理学发展的新阶段——行为科学阶段。换言之，心理学方法对企业管理科学发展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

至此，心理学方法在企业管理研究中应用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决策理论学派具有重要的地位，有人甚至将其称为现代管理科学的灵魂。但决策学派的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心理学，而他的代表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本身就是一名认知心理学家。他提出管理的关键在于决策，决策制定风格更可能是密切结合知觉和分析两种技能的一个连续集合，并认为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下，可以设计出将专家技术自动化或向人类决策者提供计算机专家咨询服务的专家系统，事实上，管理辅助决策工具逐渐向人和机器自动化系统组件之间共享知识和分析的高度互动的方向发展[9]。西蒙对上述管理决策的研究成果，正是站在认知心理学这样一个全新的角度，将人的认识活动同计算机的信息加工模式进行对比，并据此了解人类的认识和决策过程。同时，我们从企业管理科学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与行为科学阶段相比，在现代管理阶段企业管理研究在关注外显行为的同时，更加重视对作为“单个的”和“组织的”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和机制等复杂性问题的研究，并不断发起向“直觉思维”和“管理情景”这两个管理研究难点的探索，推进企业管理科学发展[10]。无疑，认知心理学方法在这一阶段的企业管理研究中为难点的突破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促进了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同样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表8—2　心理学方法与管理科学发展的整体进程的联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二）心理学方法促进了企业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系统性

企业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它在关注“是什么”问题研究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如何做”问题的研究。西蒙则将其划分为“事实”和“道德”两个部分，事实命题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描述，而道德命题则与陈述人的偏好和价值有关[11]。很显然，企业管理学科“道德”的成分较高。那么从学科知识来源看，则多倾向以实际需要为导向，从实践到理论，遵循“从下向上”的原则构建知识体系。这无疑就会存在知识体系构建中的知识结构杂乱和知识内容缺乏，即缺乏共同的语境和“上层”的理论知识。但是，心理学方法的引入不仅使企业管理学的知识结构更加清晰，而且使知识内容更加丰富，这两方面共同促进了企业管理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系统性。

从知识结构上看，心理学研究方式在经过行为取向和认知取向对立之后，社会认知取向提出的人（认知）、行为、环境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模式，得到了人们在较高程度的认同。实际上，人（认知）、行为、环境这三个关键要素同样也是企业管理学研究所必须涉及的，并且这三个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在企业管理领域也是广泛存在的。其中，组织行为学就很好地嫁接了这一模式，以组织的认知过程、组织环境和组织行为三个要素作为支柱，并赋予三个要素新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框架[12]。

同时，从知识内容上看，企业管理学对心理学也存在直接的借鉴，许多心理学知识构成了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例如，斯金纳的理论被用于组织行为矫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被用于解释组织中人的需要；勒温的群体动力论被用于管理团队的建设；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被用于领导力的开发和员工培训，等等。下面我们分别介绍企业管理学中动机理论、群体理论、领导理论以及决策理论对心理学方法的引入。

1．心理学方法与动机理论

如何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感和工作承诺，是企业管理中始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人们已经对动机、工作满意感和组织承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理论去解释人们工作中的行为，并运用各种技术去矫正员工的行为。归结起来，动机理论大体可以分为内容理论和过程理论两类（见图8—2）。

图8—2　动机理论发展

就内容理论而言，可以追溯到20世纪科学管理者泰勒、吉尔布雷斯夫妇等人，他们都曾采用过非常复杂的薪酬激励方式对员工的行为进行激励。但是，以完整的理论模型出现的则是麦克兰德（Mcclelland）的成就工作动机理论、人本主义心理学奠基者马斯洛（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与需要层次理论有关的奥尔德弗（Alderfer）的ERG理论、赫兹伯格（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在工作丰富化运动促进下，哈克曼和奥尔德汉姆（Hackman和Oldham）提出的工作特征理论。

就过程理论而言，可以追溯到先驱心理学家勒温和托尔曼（Lewin和Tolman）的认知和期望的概念，但是，作为模型化动机理论的提出则是弗洛姆（Vroom）的期望理论。这个模型围绕效价（Valence）、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期望（Expectancy）三个概念而展开，又被称为VIE理论，还有亚当斯（Adams）的公平理论、波特和劳勒（Port 和Lawler）的绩效—满意度模型，以及洛克（Locke）的目标设定理论。最后，这一阶段的理论发展集中在了社会认知的范式之下，并关注自我效能与工作业绩之间的关系[13]。

综合来看，在内容理论中所解释的问题主要是，工作中的生存、关系、自我实现、责任和成长等因素对员工的激励作用；而过程理论所努力解释的是这些因素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的，更加关注的是参与动机的认知过程，并努力去对在工作场所做出行动决定的思考过程进行解释。例如，对工作满意度问题的研究上，内容理论假定工作满意度可以促进绩效的提高，反之则对绩效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并不能够充分解释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赫兹伯格的双因素模型已经可以算是工作满意度研究的开始了，但是它不能够充分解释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弗洛姆的模型中虽然将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输入因子进入效价的概念，结果中也有绩效的概念，但是也同样回避了工作满意度和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直到波特—劳勒通过对弗洛姆模型的拓展，才真正运用动机模型回答了工作满意度和绩效关系这个问题。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一些有着重要影响的理论模型，例如波特—劳勒模型、目标设定理论等，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产生的，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于工作动机研究是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14]。实际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关工作动机的研究主要是对现有理论的扩展和改善。然而，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工作动机而言，基本上是处于停止的状态，很少有论文取得在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突破[15]。事实上，就工作动机的理论研究而言，已经表现出了三方面的不协调：一是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网络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经营，已经使人们的工作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工作场所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工作的方式，知识型员工数量在增加，但人们工作动机似乎还是一成不变的；二是同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不协调，例如，同领导、决策和群体等领域的研究进展；三是同商业实践的需要不协调，在实践中员工的工作动机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对于它的认识却是相对模糊的和停滞不前的，例如，现实中如何吸引、保留和激励核心员工已经成为经理层经常碰到问题，人们已经在逐渐意识到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现实已经在呼唤有关新的工作动机理论模型的出现。

进入21世纪，人们再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作动机理论的研究上。Fried和Slowik检验了时间因素对于目标设定过程和工作绩效的影响，他们认为将时间因素引入目标设定模型将有利于解释在复杂和不断变化环境下的雇员行为。Seo等人运用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理论去识别与工作相关的情感因素在三个维度上（方向、密度和持久性）对行为结果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路径。Kanfer和Ackerman研究了老化（Aging）因素对工作动机的影响，通常人们认为老化会带来认知和智力水平的下降，但是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了。相反，老化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Ellemers等人运用自分类（Self-Categorize）理论和社会识别过程去检验由于个人和群体之间互动而决定工作绩效的各种路径。这将有利于理解群体是如何影响工作动机的。

2．心理学方法与群体理论

个体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中，群体的心理、群体的凝聚力等都对个人和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群体也就成为组织行为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一领域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心理学家勒温，他最早从心理学论和格式塔心理学整体论视角出发，将研究重点从“个体”转向“群体”，并在1939年发表的《社会空间》一文中，提出了“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这一概念，把群体视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有机动力整体，从整体水平上研究和探索群体行为、过程和个体社会行为的潜在过程，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6]。他认为群体将会对个体产生影响，个体在群体中会产生不同个体在单独环境中的行为反应效果；同时，还认为群体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之中。在勒温引领下，利皮特（Lippitt）和怀特（White）对领导风格和群体气氛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很快扩展到群体生活的各个方面[17]。

群体凝聚力是群体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群体凝聚力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重要构成，同时在应用方面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心理学家沙克特（Schachter）和他的同事，在高度控制的条件下考察了群体凝聚力和引导对生产率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基础研究的基础上，一些有关群体效力的研究相继展开。例如，群体对员工行为影响的研究、群体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群体形成方式对群体效力的影响以及影响群体效力的环境和事件，等等。

另外，对群体消极作用的研究也是群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以上我们对群体积极作用的关注之外，工作群体中还可能出现的违反规范、群体盲思、风险偏移和社会性懈怠等消极问题。就违反规范问题而言，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长期暴露于反社会行为中群体成员更有可能做出反社会行为，并对群体其他成员的不满意度增加，换言之，如果群体规范被违反，则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18]。社会心理学家詹尼斯（Janis）首先提出“群体盲思”的概念，他认为由于群体压力导致了思考能力、事实检测和道德判断的退化[19]。实际上，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成员从众和达成一致性的压力，致使群体盲思产生。另外，斯唐纳（Stoner）还提出了风险偏移的现象，即群体决策同个体决策相比更加冒险[20]。社会性懈怠也是群体中消极作用的一个表现，它是指由于个体缺乏在群体中的业绩反馈，完成任务而没有获得相应的激励，此时个体作为群体的一员，会降低自己的努力和表现水平。同时，研究发现，社会性懈怠同群体内在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下，社会性懈怠更容易发生[21]。

综合来看，作为组织行为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群体理论，从它的诞生到逐步发展，都与心理学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许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成为群体理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企业管理领域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心理学方法为企业管理研究的纵深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3．心理学方法与领导理论

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最早有关领导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在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勒温的领导下，衣阿华大学的利皮特和怀特，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领导的先驱研究，他们的研究已经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常常被称为衣阿华领导研究。还有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商业研究所开始了一系列有关领导的研究，由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者组成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小组，他们使用领导行为描述问卷（Lead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LBDQ）分析研究各种类型和情境中的领导，通常被称为俄亥俄州领导研究。大约在俄亥俄州研究开始的同时，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开始了他们关于领导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密歇根领导研究。这些领导的经典研究为领导问题研究的理论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领导的传统理论成果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领导的特质理论、领导的群体与交换理论、权变理论和路径—目标理论。领导特质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人当领导最为合适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期望能确定作为一个领导者所具备的特质，这也是领导理论早期研究的思路。现在，领导特质方法的研究重点已经由人格特质转移到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上。就领导群体理论而言，它根植于社会心理学，同时在实践中，这一观点是基于经典的交换理论。无论是领导的特质理论，还是群体与交换理论，它们都未考虑领导的情境变量。一些社会心理学家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影响领导者角色、技能和追随者们绩效和满意度的情境变量上来。心理学家菲德勒（Fiedler）在1962年提出了“有效领导者的权变模式”，通常被称为菲德勒模式。自1964～1978年的15年间，大约有300多份研究文献针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这个模式。另外，1971年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提出的路径—目标理论是动机期望理论的发展，它对理解领导问题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上述理论的确立极大地推进了对于领导问题的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在领导概念的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超越了以往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领导理论，促进了对于各种有效领导过程更好的理解。其中，魅力领导理论[22]、转换型领导理论[23]、社会认知理论[24]和领导替代理论[25]都受到极大的关注，这些领导理论的新进展是与当今组织变革的特点相一致的。特别是领导的社会认知理论,它为领导者（包括认知）环境（包括追随者和组织变量）和行为本身之间持续、互惠的交互作用提供了一个模型，强调在领导中行为以及所有变量的持续、互动的本质。总之，人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努力打开对于领导理解的“黑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心理学的方法论贯穿于领导问题研究的始终。无论是在方法论层面，还是研究方式和具体技术应用层面，心理学方法都促进了领导理论的发展以及在具体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4．心理学方法与决策理论

现代决策理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西蒙和马奇等人倡导并发展起来的。现代决策理论强调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研究决策问题[26]。西蒙等人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决策思维的信息输入、加工和输出过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相联系，用计算机程序对人的决策过程进行模拟，为现代决策理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引入极大促进了决策理论的发展。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是人脑的内部信息加工过程。它强调人脑中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人的行为和认知活动的决定作用；强调认知结构和历程的整体性，考虑到认知历程中各种情境的影响；强调发生系统，即在这个发生系统中，一个条件系列产生一个活动系列；强调表征的重要性，所谓表征，指的是心理活动中的表现和记载方式。另外，就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而言，它除了继承了实验心理学传统，还吸收了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例如，计算机模拟方法的引入。总体而言，同传统心理学相比，认知心理学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开研究，同时将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计算机信息加工模式进行对比，并以此了解人类的认识活动[27]。例如，认知心理学中有关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就为现代决策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使决策理论的研究者更加关注决策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再如，决策理论将管理决策分为程序决策和非程序决策，实际上，程序决策的心理基础就是思维定势，一种内化了的习惯，而非程序决策的心理基础是直觉思维。

从决策理论模型的分布看，模型的范围从完全理性的经济理性模型，到完全非理性的社会模型[28]，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和判断经验与偏差模型位居其中。从图8—3的描述中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看成一个连续体。西蒙有限理性模型中有限理性和决策者满意的引入，是对经济理性模型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通过对完全理性的限制，增加了对决策认知过程复杂性的认识。但是，西蒙的有限理性模型并未说明判断的偏差是如何产生的。卡纳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基于更加复杂的认知过程，提出了判断经验与偏差模型。所以，这一所谓“连续体”的背后，实际表现出的是认知过程不断复杂的特点。而认知心理学的最终目标正是要打开人类的认知“黑箱”，这无疑会对决策科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图8—3　决策模型分布

资料来源：Luthans, F., Organization Behavior（9thedition）, McGraw-Hill, New York, 2002.

（三）心理学方法促进了企业管理学科研究的规范性

科学方法是人们重要的求知方式，它是通过系统观测获取知识的方法，其中研究的规范性是科学方法的本质含义之一。研究的规范性要求研究的程序和步骤都是有序、清晰和结构化的，研究结果不仅可以被精确的描述，同时还是可以被重复的。从心理学的发展来看，它较早地选择和应用了科学方法，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范。科学的程序（具体包括建立假设、操作化、经验观察和得出结论）和科学的方法（实验、自然观察、调查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于企业管理学而言，“问题导向”以及管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就直接增加了科学研究程序和方法选择的难度。实际上，在企业管理研究中一直缺乏在分析实际问题的属性、问题解决的原则、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以及应用效果的基础上，构建不同方法选择运用的程序和标准。

心理学方法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全面引入、“方法中心”的原则以及“描述性”的特征等，已经形成了其明确的研究取向和自己独特的方法。无疑，同企业管理学相比，心理学本身是具有“方法优势”的。同时，由于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共同性，决定了许多在心理学具体领域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植入企业管理学的研究中。例如，心理测量的方法在公平就业、绩效评估研究中应用；认知的研究方法被顾客忠诚和知识管理的研究所借鉴，等等。这些方法的直接借鉴不仅有利于企业管理研究方法参照体系的形成，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管理研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心理学在方法论层面上经历了分裂之后，整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实证主义心理学本身也在不断突破研究对象可被观察性、方法中心、元素分析、还原论、描述性和定量性等方法特征的限制，借鉴现象学方法论的特长，进行互补整合，推进心理学研究的进展。从行为和认知取向的割裂走向社会认知模式的趋势也日益得到研究人员的认同。心理学这种从不同方法论指导下的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和参照框架的分裂逐步走向整合的趋势，很好地印证了库恩基于“范式”概念的“科学发展阶段论”。心理学和企业管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29]，是具有学科发展类别基础的。因此，企业管理科学发展同样也要经历从分裂走向整合，从前科学阶段走向常规科学阶段的历程。

心理学研究方式从行为取向到认知取向，再到社会认知取向发展，是研究框架和思维模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势必影响到企业管理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和研究规范上来。纵观企业管理学科的新进展，企业管理的研究对象日益丰富，组织承诺、顾客价值、心理契约等不断进入研究视野，感知、信任、承诺、忠诚等心理学概念也不断移植其中。这些新进展正构筑起企业管理学研究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体现出企业管理学发展人性化、复杂化的特点。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些企业管理学的新进展具有“革命性”、“非线性”的特点。换言之，如果用已有的框架作脚手架，是永远也搭建不起企业管理学大厦的，大厦本身的造型在不断地超越这一脚手架延伸的空间。

最后，从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看，在实验设计上的创新和新技术的引入，都有可能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发展，例如霍桑实验中对控制组的引入、西蒙对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应用。面对目前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虚拟工作场所、虚拟员工等新现象已经对原有的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可以说，通过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创新将企业管理研究带入新阶段具有很强的迫切性。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第2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刘翔平：《论西方心理学的两大方法论》，《心理学报》，1991年第3期；陶宏斌、郭永玉：《实证主义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心理学报》，1997年第4期；陶宏斌、郭永玉：《现象学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1997年第4期。

[3]以现象学方法论为指导的心理学家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停留在表面的心理现象或外显行为，还应该深入到主观经验层面，例如需要、动机、人格等。

[4]Staats, A.,“Psychological Behaviorism and Behaviorzing Psychology,”The Behavior Analyst, 17（1）, 93-112, 1994.

[5]Robins, R., Gosling, S., and Clark, K.,“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rends in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 54（2）, 117-128, 1999.

[6]Stajkovic, A., and Luthans, F.,“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Self-Efficacy: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Motivational and Behavioral Approaches,”Organizational Dynamics, Spring, 62-74, 1998.

[7]Urwick, R.,“Papers in the Sciences of Administr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December, 361-371 1970.

[8]泰勒所关注的是工具的设计和计件工资激励系统，而吉尔布雷斯更加重视对工作成绩的研究，他们的目标是剔除不必要的动作。

[9]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第125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0]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18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11]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第333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2]Luthans, F., Organization Behavior（9thedition）, McGraw-Hill, New York, 2002.

[13]Bandura, A.,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77; Bandura, A.,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1997.

[14]Steers, R., Mowday, R., & Shapiro, D.,“The Future of Work Motivation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9（3）, 379-387, 2004.

[15]Ambrose, M., & Kulik, C.,“Old Friends, New Face: Motivation Research in the 1990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5: 231-292, 1999.

[16]在勒温开始“群体动力学”研究时，“群体”这一概念还不为当时主流的心理学研究所接受，当时的心理学家认为只有“个体”的心理学意义是真实的，而“群体”的心理学意义则是虚幻的。

[17]马欣川：《现代心理学理论流派》，第179～18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8]Robinson, S., & A. O’Leary-Kelly,“Money See, Money Do: The Influence of Work Groups on the Antisocial Behavior of Employe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1（6）, 658-672, 1998.

[19]Janis, I., Victims of Groupthink, Houghton Mifflin, Boston, 1972.

[20]Stoner, J., A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Decision Involving Risk, MIT Master Thesis, Cambridge, Mass. 1961.

[21]Erez, M., & A., Somech,“Is Group Productivity Loss the Rule or the Exception？Effects of Culture and Group-Based Motiv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9（5）, 1513-1537, 1996.

[22]Conger, J., & R. Kanugo, Charismatic Leadership: The Elusive Factors in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Jossey-Bass, San Francisco, 1988.

[23]Bass, B.,“From Transac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rning to Share the Vision,”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inter, 19-31, 1990.

[24]Stajkovic, A., & F., Luthans,“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Self-Efficacy,”Organizational Dynamics, Spring, 62-74, 1998.

[25]Howell, J., Dorfman, P., & S. Kerr,“Moderator Variables in Leadership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1（1）, 88-102, 1986.

[26]周菲：《现代决策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5）。

[27]马欣川：《现代心理学理论流派》，第301～30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8]社会模型是与经济理性模型完全对立的，它的心理学基础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认为人类心理由一系列的感受、情绪和直觉构成，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由无意识的需求所驱动的。尽管基于该理论，似乎人类就没有必要研究有效决策了，一些心理学家也对此表示反对，但是，一个事实又是心理对人类决策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29]他们都要同时兼顾研究中的“事实命题”和“道德命题”、“科学取向”和“人文取向”、“科学方法”和“思辨方法”协调的问题，而非像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纯度”较高的学科，只需关注“事实”和“科学”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