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元方法论”与管理学的未来发展

四、管理学“元方法论”与管理学的未来发展

管理学发展的“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方法论（multimethodology）”问题，最早出现在决策和系统科学研究领域中，现在仍集中于系统科学方法（包括运筹学和管理科学方法）的应用中。1984年，林斯通（Linsone）在其著作《多视角决策》中研究了如何对一个复杂问题从不同视角分析和综合决策问题，^[27]而杰克逊（Jackson）和凯斯（Keys）在其“系统方法论体系”中提出不同系统方法可以视为互相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28]1996年，明格斯（Mingers）和布罗克莱斯比（Brocklesby）正式提出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29]1997年明格斯（Mingers）和基尔（Gill）主编了关于管理科学的多元方法论的权威论文集。^[30]2002年的一份对运筹学、管理科学和系统实践者的调查报告表明，多元方法运用已经很广泛，而且不同方法的结合使用会带来成功。^[31]但是，多元主义方法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哲学上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paradigm incommensurability），就是要寻求一个能够接受和保护多重研究方法并处理不同研究范式之间关系的元方法论（metamethodology）。在这方面，一种被称为“批判系统思考”的系统理论（critical systems thinking，CST）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提出了所谓的“全面系统干预（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TSI）”的系统方法的元方法论。“全面系统干预”的核心思想是，把问题情形视为单单依靠一种视角不能得到解决和分析的“乱题”（messes），因此必须从多元视角观察问题情形。^[32]

显然，我们提出的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或者说“多元学科研究范式”与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方法论”是一致的，但我们强调的是对于整个管理学发展而言，其方法论是“学科方法”的多元化，而后者强调的是系统科学的“系统方法”的多元化。同样，如果说“乱题”是系统科学中多元方法论的存在合理性基础，那么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的合理性基础在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由于管理问题是复杂性问题，管理系统是复杂性系统，独立的单一学科方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就成为必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范式的管理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管理问题复杂性。^[33]更进一步说，为了解决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同样面临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问题，同样也需要寻找管理学研究的“元方法论”，如果接受系统科学中基于“乱题”发展起来的“全面系统干预（TSI）”为系统科学的“元方法论”，那么，也可以围绕管理复杂性问题发展一套管理学的“元方法论”。现今的管理学研究中还不存在这样一个基于管理复杂性的“元方法论”，但这可能是管理学走出“管理理论丛林”的一个重要方向。

管理学发展的“多元学科方法论”表明，在未来管理学发展中，一方面，要接受管理学这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原则，在深入研究各个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范式对管理学发展影响的基础上，鼓励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移植到管理学中。另一方面，要鼓励对管理学发展的“元方法论”问题进行研究，这应该成为管理学术界，尤其是从事管理纯理论研究的学者重要研究方向，从这一点说，关注复杂性科学，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已经不是本章所能够涵盖的内容了。从方法论角度说，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和管理学的发展，有赖于管理学者对管理学“多元学科方法论”的理解应用和“元方法论”研究的深入。

最后需要强调表明的是本章关于管理学发展问题的态度。根据杰克逊（Jackson）对管理系统方法论的划分，^[34]我们认为，在管理学发展问题上，可以划分四种价值观，第一种是“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价值观，这是一种严格信奉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理论的管理学发展观念，对其他理论或者方法视而不见或者完全排斥；第二种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价值观，试图将所有的研究方法或理论都纳入自己偏爱的理论或者方法中，如果不能够纳入就不承认这些理论或者方法的存在（这非常类似于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观）；第三种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价值观，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接受任何“可行的”方法和理论；第四种是“多元主义”（multiplism），在对管理学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方法和理论的自由发展，并寻找到这些理论和方法与管理问题有效的匹配方式。比较这四种管理学发展观，可以认为“帝国主义”是修正的或者发展的“孤立主义”，而“多元主义”则是理性设计的“实用主义”。显然，从未来管理学发展看，管理学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元主义”的，或者说理性“实用主义”的，在一定的最基础的管理学理论或者原则指导下，针对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科学方法和非科学方法都会在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而且，随着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方法在管理研究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将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解决。然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管理领域中总会有科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方法将无法完全取代非科学方法。这意味着，总体上管理学的科学性会逐渐提高，虽然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十足的科学，但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却是不断推进的，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

2.高静美：《社会学分析框架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3.高文武、丁耀：《试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4.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5.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6.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7.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

8.李怀祖：《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迈克尔·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14.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中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万迪昉、谢刚、侨志林：《管理新视角：实验管理学》，《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4期。

16.吴价宝：《21世纪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6期。

17.袁治平：《多重比较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其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6月增刊。

18.张远凤：《再论经验学派的方法论》，《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19.张远凤：《经验学派方法论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年第18期。

20.Linstone，H. A. Mulitipe Perspectives for Decision Making，North-Holland，New York，1984.

21.Jackson，M.C. and Keys，P.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 methodologies，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35，1984. pp.473-486.

22.Jackson，M. C. Present Posi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anagement. Omega.，1987. 15，pp.455-466.

23.Mingers，J.C. and Brocklesby，J. Multimethodology：Towards a framework for mixing methodologies.Omega，25，1996. pp.489-509.

24.Mingers，J.C. and Gill，A. Multimethodology-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bining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ologies. John Wiley ＆ Sons，Chichester，UK，1997.

25.Munro，I. and Mingers，J.C.The use of Multimethodology in pratice：Results of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53，2002. pp.369-378.

【注释】

[1]本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方法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的一部分内容，这里收录进本研究报告旨在让读者对管理学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2]雅努斯是一位长着面对两个相反方向面孔的罗马神，用雅努斯神来比喻管理的两面性，参见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中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3]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4]具体参阅高静美：《社会学分析框架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5]李怀祖：《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6]罗珉：《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第24～30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所谓人文历史学科，“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称为人文历史学科。……历史学家……不是去从实在抽象出适合建立规律的变量，而是从全部复杂性因而也从不可还原的独特性去把握每个具体过程。……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事件的个别内容，这内容难以估量，但可加以重构，而历史学家的使命正是在于进行这种重构”（引自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第3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基于上述对历史科学的理解，显然，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反对在管理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的方法，更多的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观点。而这种极端观点漠视了包括管理科学学派在内的其他管理学派提供大量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十分有价值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和知识的存在。这种观点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历史科学是否单独构成一个学科领域是可争议的，因为存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学科，涉及各类学科（数学、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甚至包括管理学自身）的所特有的“历时向度”。而且，由于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逐步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成为‘历史的’东西和可以成为‘科学的’东西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将日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历史学》，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人文科学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因此，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同样也是定位不清的，也无法由此证明管理学只具有“艺术性”。更进一步，在我们看来，历史科学对于管理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学科方法或者范式，这基本上对应了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

[7]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43页。

[8]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方法也被借用到生物甚至物理化学科学中。

[9]诸如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其研究对象先天具有科学性、高度精确性，而是因为较好地确定了研究边界。只有当一门科学能够对研究的问题充分界定，这门科学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思想的一致性才是可能的。

[10]哈罗德·孔茨：《管理理论丛林》，载迈克尔·T.麦特森等编：《管理与组织行为经典文选》，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11]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331～334页。

[12]引自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2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34页。

[13]这一点，与有的管理学者所认为“管理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就是“范式”是相同的。参见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4]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8页。

[15]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16]例如，在文学研究中，既存在可以从纯语言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释的范式，也存在从作者生平遭遇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还有从社会背景或者某个思想史观点出发解释作品的范式。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学者的历史观（即范式）是不同的，如马克思的历史观显然不同于汤因比（Toynbee）的历史观，因而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就不同。参见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

[17]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7～33页。

[18]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0页。

[19]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三个学科：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参见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有的学者则认为管理科学的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和哲学等四个学科（参见吴价宝：《21世纪管理实践与管理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经济管理·新管理》，2001年第6期）。所谓管理学的基础学科更多的是从知识体系和管理教育角度对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描述，与这里从管理学的学科方法论视角对管理学与其他学科关系分析有所不同。

[20]高文武、丁耀：《试论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0期。

[21]万迪昉、谢刚、侨志林：《管理新视角：实验管理学》，《科学学研究》，2003年第4期。

[22]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8、11页。

[2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24]张远凤：《再论经验学派的方法论》，《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25]张远凤：《经验学派方法论研究》，《经济管理·新管理》，2002年第18期。应该说明的是，比较研究方法可以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对比比较，从而使得结论更加科学。参见袁治平：《多重比较管理研究方法论及其应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97年6月增刊。

[26]这5个流派的具体内容参见成思危：《探索中国的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

[27]Linstone，H.A.Mulitipe Perspectives for Decision Making，North-Holland，New York，1984.

[28]Jackson，M.C. and Keys，P. Towards a system of systemsmethodologies，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35，1984.pp.473-486.

[29]Mingers，J.C. and Brocklesby，J.Multimethodology：Towards a framework formixingmethodologies.Omega，25，1996.pp.489-509.

[30]Mingers，J.C. and Gill，A.Multimethodology-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bining Management Science Methodologies. John Wiley ＆ Sons，Chichester，UK，1997.

[31]Munro，I.and Mingers，J.C.The use of Multimethodology in practice：Results of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53，2002. pp.369-378.

[32]“乱题（messes）是指相互依存的复杂的问题系统。有关CST的具体内容可参阅迈克尔·杰克逊：《系统思考——适于管理者的创造性整体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5～278页。

[33]一门学科的“合法性”，不只是法理上的“合法”意义，主要指的是一门学科能够独立的存在基础。

[34]Jackson，M. C. Present Posi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anagement. Omega.，1987. 15，pp.455-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