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的本质及其发生机制

一、需要的本质及其发生机制

人类对需要的研究历史悠久，然而，需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学者们关于需要的研究多半停留在对需要现象的描述和分类上，对需要发生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这不仅限制了现象分析的水平，而且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需要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偏差与理论发展的曲折同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心理模型以及传统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本书将总结分析研究文献中关于需要发生机制的主要理论假设及其局限性，并从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论出发，对需要研究的方法论做出新的思考。本书说的需要主要指人的心理需要，不包括个体作为一般动物所具有的基本生理需要。

心理学关于需要本质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理论假设：（1）需要是一种假想的结构，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动力状态；（2）需要是人对某种客观要求的反映；（3）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动力，是动机产生的基础，是个性积极性的源泉；（4）有机体通过满足需要而使紧张水平下降；（5）需要赋予行为以能量并指导有机体的行为。学者们关于需要发生机制的研究与上述观点关系密切。

关于人的需要的发生机制，我们把现有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四种理论假设：本能论、弱本能论、内驱力理论和认知理论，现分别介绍评述如下。

（一）本能理论

需要发生机制的本能论有两个主要代表人物：麦独孤和弗洛伊德，其基本观点是主张需要产生于人的本能，但二者对本能的认识并不相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最早提出本能是人的内在能量的理论，他认为本能是先天的遗传倾向，它确定着人的思想和行动方向。不过麦独孤以目的论的观点来看待本能，他反对行为的机械论。麦独孤认为人的行为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行为的目的性，目的性的基础是人的本能，本能是一种遗传的或先天的心理倾向。在麦独孤看来，人的社会生活“最终不是发自暗示感受性，也不是发自观念的联想，而是发自潜伏在行为后面的本能”^[2]。

本能论也反映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弗洛伊德本能论的核心是性本能，“本我”是其力量的代表。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这些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3]弗洛伊德后来把人的本能概括为两种，即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所谓生的本能是指服务于生命的维持和以种族保存为目的的本能，诸如饥渴、性等。弗洛伊德本能需要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理论，他认为人的本能欲望或本我存在于个体的潜意识之中。弗洛伊德不像麦独孤那样只是现象学地研究人的本能，他还进一步揭示了本能的作用机制。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从他们的祖先——动物遗传来的本能冲动，在社会中不可能像动物界那样随便显示出来，它们不能被容纳在由文化和伦理势力所铸造的个人意识中。由于受到社会压抑，人们被迫压制自己的性本能。这些本能欲望虽然受到压抑，但它并未消失，也没有受损伤，只是不能常态地出现在意识之中而已。它会设法掩饰自己，在化妆之后又会进入意识，并继续控制人的行为。他说，人类文化生活的各种形式和活动的产品都是由本能欲望控制行为而得到的升华^[4]。

把人的需要完全归结于没有进化的生物本能，这不符合人的需要实际。本能理论家所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而且关于动物本能的研究形成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不可更改的、不可控制的、不可压抑的。这对蛙、老鼠等低等动物来说也许是真实的，但对人却并非如此。本能论者让人类回归到一般的没有进化的动物王国，这导致了种种错误，例如，人性恶论、本能的不可改变论、行为的遗传决定论等。他们认为本能与社会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这是一个与人性的观念性、文化性相抵触的可怕的假设。本能论错误明显，受到很多批评。但在一片批评声中，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积极一面。麦独孤从本能论出发，提出了人的行为的目的论，以行为的目的论反对行为的机械论，这对揭示需要的内在性、目的性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弗洛伊德从剖析性本能的活动规律出发，提出了人格结构理论、潜意识理论、人格升华理论等，这对分析人的需要发生的自主性和需要系统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动态性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二）弱本能理论

弱本能论的代表是马斯洛。马斯洛也主张人的需要具有本能的生物基础，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需要在某种可以觉察的程度上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5]。不过，马斯洛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本能理论和行为主义的研究，他的需要本能论不同于麦独孤和弗洛伊德的完全本能论，他提出人的基本需要具备似本能性质。马斯洛认为，“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错误都在于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别来考虑问题”^[6]。马斯洛反问，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马斯洛认为本能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文化的影响也可能比似本能的需要具有更强的力量。他说：“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因为“似本能的需要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7]对人的本能的性质，马斯洛否定了弗洛伊德的恶本能假设，他认为似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好的，马斯洛还主张必须容许本能有更多变异的余地。

马斯洛在面对本能论与文化控制论的论争中表现出思维的灵活性，提出了需要发生的弱本能论或似本能论。马斯洛首先承认需要产生于本能，然后又容许人的本能的强度在动物进化的阶梯中和个体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变化，这就摒弃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马斯洛的理论确实是一个进步，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天空。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如果认为我们所有的基本需要都产生于先天的本能（它们或强或弱），那就意味着人的基本需要都来自先天的因素，后天的教育和文化因素对人的基本需要的形态不能产生影响。马斯洛理论的局限性正由此而生。马斯洛之所以主张人的基本需要都是似本能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这些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就会导致精神疾病。笔者认为，这正是马斯洛需要理论错误产生的根源。在马斯洛看来，只有本能才有这样的力量，其实，从今天的系统科学看来，这并不是惟一的理论选择。我们认为，人的需要和本能并非存在必然的联系。

正由于从本能出发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需要的发生机制问题，一些学者尝试了其他的解决途径，产生了内驱力理论和认知理论。

（三）内驱力理论

需要发生机制的内驱力理论是一种影响很广的理论假设，它的基本观点是认为需要产生于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的紧张状态，有机体通过满足需要而使紧张水平下降。

内驱力概念是以体内平衡（homeostasis）的原则为基础的，体内平衡的概念是由坎农（W．B．Cannon）在1926年提出的。坎农认为，有机体各种生理系统经常维持在一定的水平状态，即体内平衡状态。当生理系统偏离某种水平状态，也就是机体内部的平衡遭到破坏，机体便连续不断地产生恢复平衡的生理反应，去纠正不平衡状态，再达到平衡。例如，机体对温度、能量和物质平衡的要求。一些研究者把体内平衡的原则加以延伸和发挥，类推心理的平衡问题，认为不仅存在生理上的不平衡，也存在心理上的不平衡，所有生理与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就导致需要的产生。这一理论假设的代表人物有赫尔（C．L．Hull）、勒温（K．Lewin）和莫瑞（H．A．Murray）。赫尔把体内平衡概念引入其行为理论中，提出内驱力减低说。赫尔认为，当有机体处于不平衡状态时，就产生生理上的某种需求，出现紧张状态，产生一种驱动力，推动一种行为，当需求得到满足，紧张状态消失，驱力减弱，机体又恢复平衡，该种行为终止。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勒温（K．Lewin）也主张人的需要是由机体不平衡状态所致，机体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平衡状态。勒温假定个人和环境之间有一定的平衡状态，如果这种平衡遭到破坏，就会引起一种紧张，产生需要或动机，导致力图恢复平衡的努力。勒温认为，需要的压力可以引起心理系统的紧张，需要满足后，紧张的心理状态就得到解除。反之，如果需要得不到满足，这种紧张的心理系统就会保持一定的时间，并使人具有努力满足需要或重新实现目标的意图。

由于本能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为众多的心理学家所批评，内驱力理论成为一种主要的需要理论。需要发生机制的内驱力理论有其表面的、直观的说明效果，尤其对说明人的饮食、性、排泄等生理需要的发生效果显著。但根据需要的内驱力理论，平衡状态是一种理想状态，当人的心理系统偏离平衡状态时，产生心理紧张，驱使人们满足需要，以消除紧张。然而，大量的个体行为不是为了消除紧张、避免紧张，以达到平衡状态，而是创造紧张，积极从事紧张的实践活动，以达到理想目标。例如，体育比赛、野外探险、蹦极、各种创造性活动、甚至恐怖活动等。正因此，内驱力理论也为许多理论家所扬弃。例如，美国杰出的人格心理学家奥尔波特认为，人格的这种紧张减缩模式仅仅是部分正确的，因为它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的动机来说并无价值。他认为，健康的人们，对于多样性、对于新鲜的事件和挑战具有不断的需要，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新紧张创造的经验和冒险，人才能成长^[8]。例如，幼儿正是通过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冒险和创新的尝试，不断获得成长。应该说，需要的内驱力理论所依据的理论模型仍是一种人的物理模型或机械模型，从这种理论出发，我们无法有效地揭示人类需要与动机变化的复杂性与内容的多样性，也无法预测和解释个体对发展的需求。

（四）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主要从认知的角度去解释需要的发生机制，其基本观点是：人具有一种保持心理平衡或协调的需要，人的认知过程往往会引发心理不平衡或不协调，出现一种动力性的紧张状态，从而产生需要。这种理论假设我们可以从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和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推演出来。

例如，费斯汀格认为，认知或认知系统（结构）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的总和。每一认知结构都是有诸多基本的认知元素构成的，而认知结构的状态也就自然取决于这些基本的认知元素相互间的关系。他区分出三种可能的关系：协调、不相干、不协调。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1957）认为，当各认知元素之间出现“非匹配性”（non－fitting）关系时，认知主体就会产生认知不协调。“作为心理上的不适，不协调的存在将推动人们去努力减少不协调，并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这意味着，认知失调将会造成特定的心理压力，并使人产生一种求得协调的动机。

可以看出，需要的认知理论与内驱力理论在理论上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认知理论可以看作是内驱力理论的一个变种。需要的认知理论没有说明认知失调为什么会造成特定的心理压力？认知与需要、动机的转换机制是什么？在笔者看来，单纯从认知的角度来解释需要的发生，这显然是不够的，虽然在西方也有学者提出了动机和情绪的认知理论，例如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其实这种理论对动机和情绪只有描述性解释的效果，远远称不上是一种完善的、能够揭示微观机制的理论，因而许多学者认为这种理论缺乏深度。

综上所述，上述四种理论假设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人的需要发生的机制，但都存在各自的问题，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综合这些理论假设，它们还存在三点共同缺陷：未真正揭示需要发生的心理机制；未很好地揭示不同需要产生的心理基础及其内在关系；没有给科学地解决认知、情绪情感和需要动机三者之间的关系留下有效的空间。这种认识的偏差与理论发展的曲折同心理模型与方法论的局限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上述理论无不笼罩在机械论、还原论或朴素的整体论等错误的方法论阴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