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二、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农产品流通范围的大小同农产品的商品化、农业生产的专门化程度成正比。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闭塞状态下，虽然也有一部分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但除少数地方特产销售范围较大外，一般只限于当地或邻近地区，流通范围很小。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整个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范围不断扩大。通常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愈高，社会分工和商品流通愈发达，生产者愈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农产品商品化和农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外贸易、国内商业、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农产品的流通范围显著扩大了。

这一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些原来只供生产者家庭消费或在邻近局部范围内销售的农产品，诸如棉花、烟草、花生、芝麻、油菜籽、桐油、蛋品、水果、牛羊皮等，大量远销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各国。如河南郑州以东陇海沿线地区的花生，过去“仅供本地榨油及茶食之用，无贩运出口之利” 。民国后则“渐为出口土货之大宗” 。^[355]直隶濮阳某村所产花生，1920年前仅由个人推车换油或携篮零售，流通范围只限本村或附近各村三数里内。1920年后，则由各家组合商行大批运送，由大名、道口等地经天津输出海外。^[356]东北的大豆，过去一直被生产者充当食粮和牲口饲料，豆油则用来烹调和照明，豆饼用于喂马。到本世纪初，豆饼成为日本一种流行的肥料，豆油则输往欧美。^[357]这种自给性农产品一变而为出口土货，其流通范围的扩大是不言而喻的。国内市场销售的农产品，流通范围也普遍扩大了。

和过去不同，这一时期投入市场的许多农产品，如棉花、麻类、烟叶、小麦、禽蛋等，都是作为工业原料出售的。而这些新式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内地少数城镇。这样，农产品就纷纷向大中工业城镇集结。如长江流域的棉花，大多集结于上海、汉口；直隶、山东和黄河流域的棉花，则以天津为中心市场。河南、山东、安徽的烟叶，多向上海、汉口、天津、青岛集结。东北的小麦则运往哈尔滨、长春、宁古塔，等等。这就大大延长了运输距离，扩大了流通范围。

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一些城镇摄取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试以济南为例，20世纪初期济南市场上销售的米麦杂粮的主要产地或发运地，有如表12所示。^[358]

表12　济南市米麦杂粮的主要产地或发运地

8个品种的米谷杂粮，来自4省24府县或城镇。其中上海、南京、大连、徐州、蚌埠、安东、无锡、大汶口等，显然是发运地而非产地。若完全以产地而论，济南的粮食等的摄取范围就更大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摄取的范围越来越大。20年代后，京绥铁路沿线地区也成了济南杂粮的重要供应地。^[359]济南这种中等城市尚且如此，大城市就更不待言了。

新式工业和工商业城镇的兴起，使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急剧增长，促成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而铁路和轮船则为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提供了条件，使这种扩大成为可能。如河南安阳的棉花，在火车未通时，仅由小车或马车运销邻近的卫辉、怀庆以及开封、许昌一带，到20世纪，由于铁路的修建和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安阳棉花除部分供应该地广益纱厂外，其余北销天津、石家庄，东至青岛、济南，南运郑州、汉口，转销上海。其流通范围之广，“已非往昔之局促于本省者可比” 。^[360]价贱量大的粮食，其流通范围的扩大，更是有赖于铁路和轮船运输。前述济南销售的米麦杂粮，绝大部分都是通过火车和轮船运去的。在东北，由于铁路运输的发展，销往境外的粮食比重，不断增大。

如表13所示，^[361]运输总量、境外输出量以及输出量占总量百分比，均呈逐年递增趋势。而输出量比运输总量的增长速度更快。23年间，后者增长24倍，而前者增长了153倍。输出量在运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4．7%提高到89．6%。也就是说，通过中东铁路运输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远距离销售。

表13　中东铁路历年粮食运输中输往境处数量所占百分比

东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之所以能够进行较大数量和范围的销售，条件之一是有比较方便的铁路运输。据1918年哈尔滨总商会报告称：该地区年产大豆、小麦八九百万石，由铁路输出的达600余万石。^[362]又据1930年的调查，中东铁路各站附近所产粮食，经火车运销国内外各地市场的比重达80%～90%。^[363]

过去只供生产者自用或就近销售的鲜果、蔬菜、禽蛋、鱼虾等，流通范围也明显扩大了。山东的莱阳梨，“名驰南北” ，但“皮薄浆多不耐久藏” ，过去无法远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有了火车和轮船运输，莱梨不但行销本省青岛、烟台、济南，而且远及京津、辽沈、沪粤等处。^[364]河南新乡的西瓜，自“火车通行，销路益远” 。^[365]奉天北镇，“昔年多种菜蔬，仅销境内，近年交通便利，运销外县者甚夥” 。^[366]直隶昌黎、唐山一带的鱼鲜，直至19世纪80年代末，还难得运销天津。自京奉铁路通车，即迅速运往天津销售。^[367]广西桂平一带，自从西江轮船通行，“土物出境倍易于前，山间物产外销，获利不少，而家畜鸡豚亦各载之舟中，随大江东去，售诸港粤，日月不休” 。^[368]

这一时期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可从铁路运输中农产品的运输距离不断增长这一事实得到印证。表14是1916～1920年间全国铁路运输中农产品平均运输距离的统计。^[369]

表14　全国铁路运输中农产品平均距离变化表

从表14可以看出，农产品的铁路运输距离基本上是逐年增长的，平均每吨的行程由1916年的260公里增加到1920年的319公里。5年内增长了22．7%。

随着农产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农产品的商品量、商品率和流通范围有限的情况下，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都十分简单。相当一部分交换是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根本不经过商人。由商贩运销外地的农产品，一般也只有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之分。而这种产地市场和销地市场，都是分散的农村原始市场。随着新式工业的兴起及其对农产品原料需求的增长，逐渐形成了某些农产品的消费市场。那些大量出口的农产品，也在一些口岸相应地形成国内终点市场。提供给国内工业和国外市场的农产品，不可能直接由农民卖给工厂或洋商，必须有一个分散收购、集中转运的过程。这就必然在产地形成原始收购或贩卖市场，在交通方便的铁路枢纽或江河口岸形成中级转运市场。这样，农产品的交换，就由原来的产地市场、销地市场的结构，发展为产地原始市场一中级转运或集散市场一消费或终点市场的三级市场结构。

19世纪下半叶，丝、茶等主要出口土货和某些地区的粮食运输，已经开始形成上述三级市场的结构。20世纪20年代前后，棉花、烟叶、芝麻、大豆、桐油、禽蛋、草帽辫以及一些地区的小麦、稻米、高粱、玉米等粮食运销，也都先后形成了三级市场的结构。

就棉花销售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宁波、上海、天津三个出口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机器棉纺织业的发展，形成了上海、天津、青岛、无锡、常州等棉花消费市场。武汉、济南、郑州、石家庄则既是消费市场，又是最大的棉花转运市场。比较次要的转运或集散市场则有山东的张店、周村、烟台，山西的榆次、阳曲，河南的安阳、新乡、汜水、陕州，湖北的老河口、沙市，湖南的津市，江西的九江，安徽的芜湖，浙江的宁波、余姚，东北的大连、安东等。在各主要产棉区，则出现了密度不等的原始贩卖市场。

试以直隶为例，说明棉花销售市场的变化。

直隶各地的棉花种植，最初主要是为自己织布，力所不及，才直接卖花，供一些无地种花的穷家妇女织布。织布也首先是家庭自用。自用有余，方才出售。随着棉花和土布生产的发展，在产棉区的中心地带逐渐形成花、布交易市场，在市场进行交易的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卖棉和布的棉农兼家庭手工纺织业者；二是买棉卖布的专职织布户；三是收购土布的商人或当地消费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作图解如下：

卖　布

市场上有棉花、棉布两种商品交易，但以棉布交易为主。棉布被当地消费者购买后，即由流通过程进入消费过程。商人所购之棉布，则直接运往山西、绥远等地销售。

这里的棉花、棉布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都很简单。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机器棉纺织业逐渐取代手工纺织业。在直隶农村，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土布市场相对缩小或完全消失，同时出现了专供棉花的市场。再加上棉花出口的增加，原来只限于本地销售的直隶棉，一变而为重要出口商品。产地和销地日远，流通环节加多。棉花从棉农手中到纱厂和洋商手中，大体经过了下列四级市场：

农村小市场即棉产区村市。直隶产棉比较集中的县区，几乎每村都有村市。每逢棉花采摘季节，棉农在清晨挑棉（籽棉或皮棉）上市出售。在村市上活动的有棉农、小商贩或较大市场委派的商人。此外还有当地经纪人居间介绍，促成买卖双方成交。

原始市场位于各产棉区的中心集镇。棉商在村市买花后，即运至集镇脱籽、分类、打包。也有一部分较大的棉农将棉花直接运至原始市场出售。在原始市场上活动的有棉农，轧花店，棉花店，棉花贩运商，洋行分庄、纺纱厂、京津棉花店以及其他制棉商店的采购员。这里起重要作用的是棉花店，它不但代客买花，并备有房屋供客商住宿，或直接买花转售。贩运商则往返各地从事棉花的收购和贩运，并起到平衡各处棉价的作用。

中级转运市场以石家庄最为重要。直隶主要棉区获鹿、正定、藁城、元氏、栾城、赵县等以及山西部分地区的棉花，多在此集中转运。在这里从事棉花交易的主要是贸易货栈和棉花公司。前者的基本业务是代客储运，或代客买卖，收取佣金。部分货栈也兼营打包业务；后者则专门从事棉花收购，或将购自原始市场的棉花，转运他处销售。据1926年的调查，石家庄共有棉花公司4家。

消费或终点市场即棉花最后进入消费（包括生产、生活两种消费）或直接输往国外的市场。直隶最大的消费或终点市场是天津和北京。运往北京的棉花，经过弹花行、棉花店弹制后，以被套或卷花的形式出售，也有一部分被贩往张家口等地。运往天津的棉花，20年代以前，除一部分被制成被套、卷花就地销售外，其余全部直接输往国外，20年代后，则有一小部分为纱厂所消纳。此外，石家庄和唐山也分别建有纱厂一座，消纳一部分棉花，因而也带有棉花消费市场的性质。

上述四级市场中，农村小市场是原始市场的一部分，实际上仍为三级市场结构。

直隶棉花销售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的上述变化，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产棉地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至于长江下游三角洲产棉区，由于离纱厂集中的上海、无锡、南通很近，运输便捷。在棉花市场结构方面并没有普遍出现类似直隶的变化。相反，有些地方的棉花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反而简单化了。如南汇周浦，原为重要的棉花集散市场，据说“棉市之盛，首推周浦。买者卖者群集行家而听其支配” 。贸易操纵于棉花行之手。后来，上海各纱厂纷纷在棉产集中的大团设立分庄，与农民直接买卖。周浦棉市“遂一落千丈” 。^[370]原来充当棉花交易中介人的棉花行，现在被排除于流通环节之外，棉花的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都变得简单了。

不过，南汇周浦的这种情况，在甲午战争后的农产品的销售中，似乎并不普遍。相反，更多的农产商品，由于流通范围的扩大，都形成了大体相当于三级市场的结构。

再看桐油的流通环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

过去，桐油全数销行国内，“运输不远，其市不繁” 。^[371]流通环节也很简单，无非是油农或脚贩肩挑零卖。到20世纪初，桐油出口量急剧增长，占全国产量的90%以上。国内桐油贩运也空前兴旺。桐油的重要产区湖南，据说从事桐油贸易的牙行，遍于全省，每县多则数十，少亦二三家。^[372]桐油由生产者到达输出口岸或国内消费者之手，须经多次交易程序和多级市场。据30年代初的调查，湖南的桐油出口和国内销售，分为产区市场、本省各地集中地市场、全国集中地市场和国内消费或终点市场等四级市场。产区市场即原始市场，分布于各桐油产区。本省集中地市场即中级转运市场，位于河流沿岸或铁路沿线。主要有五个：即长沙、益阳、洪江、常德、津市。全国集中地市场主要是汉口、镇江。本省和全国集中地市场都属于中级转运市场性质。消费或终点市场主要是上海和其他城镇。汉口和镇江也同时带有消费或终点市场的性质。^[373]

茶叶、烟草、禽蛋等农产品的销售，有时产地原始市场和中级转运市场的区别不明显，在市场结构上一般可分为集散市场和国内消费或终点市场两级。

粮食销售的三级市场结构形成较早，市场组织和交易程序也比较复杂。

甲午战争前，在非农业人口居住集中的各大中城镇，早已形成消纳量相当大的粮食消费市场，在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粮食产区形成了以运销外境为主的产地原始市场。在某些交通比较方便的江河口岸则出现了粮食转运市场。长沙、南昌、九江、芜湖、扬州、无锡早已是有名的粮食转运市场。

这一时期，随着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流通范围的扩展，各级市场的数目和规模显著扩大。特别是由于新的商品粮产区的出现，面粉工业和铁路运输的兴起，引起粮食运销路线和运销区域的改变，形成了一批新的粮食转运市场和消费或终点市场。济南、蚌埠、邯郸、石家庄、张家口、丰台、新民、铁岭、开原、沈阳、安东、大连、宁古塔等粮食转运市场，就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自从津浦、陇海、胶济三线通车，鲁西、皖北、苏北的一部分粮食，即集中济南，转运鲁东销售。^[374]安徽蚌埠在津浦路修筑前，只是一个乡村集镇，津浦路通车后发展为豫东和皖北的粮食集散地，北运天津，南销上海。直隶邯郸位居京汉要遭，地点适中。一些商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从湖北、河南等地收购粮食，运至北京等地销售，小商亦“设筐市廛，为买卖双方之绍介，藉抽牙佣” 。二三十年代之交，该地有大小粮商50余家，^[375]一变而为南粮北销的重要转运市场。湖南的芦陵潭、靖港，江西的涂家埠，江苏的邵伯，河南的渑池、武陟，直隶的沧州、泊头镇，奉天的朝阳镇，其性质介于产地市场和中级转运市场之间，可称为二级运转市场。哈尔滨、青岛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消费和终点市场，同时也带有转运市场的性质。

三级市场结构的形成，是农业和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有利于农产品销售的扩大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但是，随着流通和转运环节加多，商品的流通费用势必增加，再加上各地关卡林立，税捐繁多，使商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同时，农产品的流通环节愈多，市场结构愈复杂，直接生产者对市场的需求情况及其变化愈是闭塞，从而愈是有利于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垄断和对生产者的敲诈盘剥。这又反过来阻碍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