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城市化进程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城市是区域的重要组成要素，是区域内经济和社会活动集聚体，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动机，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生活中心。城市的形成与演变是在特定的区域中完成的，它的发展轨迹受制于区域的总体发展格局。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区域的发展又必须依托城市进行。因此，城市的发展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总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入21世纪，城市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根据联合国相关统计显示，2006年人类历史上首次达到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一个世纪前，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表明城市化浪潮正在快速席卷全球，全球城市化的时代已然到来。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展望》的资料，预计在2000—2030年期间，全球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1%，而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则可达到1.8%，全球城市人口大约38年即可翻一番，而在新增的城市人口中，90%以上来自于发展中国家^[1]。这股城市化浪潮自然也席卷了亚洲，近几十年来，经济成长最快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台湾地区就是其中的典范。

台湾地区自1953年实施经济建设计划以来，经济成绩卓越，被世人誉为“台湾经验”（Taiwan Experience）与“经济奇迹”（Economic Mirac1e）。经济的快速持续成长得益于出口导向经济政策，这种通过大量贸易以创造财富的策略，让台湾的工业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生产发生连接，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台湾工业飞速发展。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高度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和相对停滞衰退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台湾都市化发展的重要拉力与推力，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就此开启，短短数十年间，台湾城市化发展极为神速。以城市数量增长情况看，1950年台湾地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仅台北一个，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为9个；1960年人口5万以上城市增至30个，短短10年间增长了3倍；1970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数量呈现跨跃式增长，总数达到57个；70年代末，5万以上的城市数量更是突破了70个，而至90年代末，台湾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数量达到历史新高，增至90个。若以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百分比）的增长情况看，台湾的城市化发展之迅速也可见一斑。1950年台湾城市化率仅为24.07%，但至1970年这一比重大幅上升到55.5%，1980年台湾城市人口比重更是突破60%，达到66.3%，1990年则创下新高，达到74.4%。从1950至1990年，短短40年间，台湾城市人口增加了50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低于30%提高至70%，发达国家一般要走100年，而台湾则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近年来，由于台湾城市化进程已步入成熟期，因此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城市人口的比重还是持续上升，1991年比重上升为74.26%，而至2000年，小幅增长为77.54%，2007年则继续上升为79.01%。根据目前台湾的城市发展趋势，今后台湾城市化仍将缓慢而稳定地成长，未来几年台湾城市人口很快将突破80%，成为全球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台湾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以台北、台中、高雄为首的大都会区的发展，目前都会区已成为全台城市化的发展重心和社会经济资源集聚中心，承载着全台70%的人口，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未来都会区规模将继续扩大，并将依托交通走廊，沿轴线发展成为南北走向的城市地带，最终发展成为亚洲几个最大的都市连绵区之一（杜干庭，2003）。台湾城市化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更在于其走出了一条同步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就是其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始终保持同步协调，互相促进，这使得城市的规模和数量适度，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同步上升，因而没有出现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大都市过度膨胀和城市病等问题，维持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公平与均衡。台湾因而被联合国有关组织作为发展中经济体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典型案例。

台湾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这其中对于台湾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课题之一。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魏后凯，2006）。学界一般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因为人口向城市迁移集聚而导致的城市人口增长是城市化最直接的表象。因此，很多台湾学者就借由此表象，深入研究导致台湾人口向城市迁移集聚的原因，并进一步探寻城市化的动力根源。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台湾学者通过构建理论和计量模型来考察台湾城市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叶士侨，2005）、公共支出与服务水平（施妤铮，2004；康琪珮，2007）以及城市交通网络的建设（洪春诚，2007）等。而在这些推动人口迁移的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第二、三产业在城市的集聚是城市化的本质与根本动力。对于台湾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的贡献，目前也有众多文献（如：Chen，2002；詹立宇，2005；林惠玲等，2009；姜树翰，2008等）对此进行过细致探讨。

然而，在众多关于台湾城市化及其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存在着一些局限。一是研究对象的陈旧。台湾的城市化发展遵循着“S”形的变化规律，经历了低速发展的启动期，高速增长的加速期以及稳定成长的成熟期。其中20世纪50—90年代是台湾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期，这个阶段是台湾城市化发展最快速的阶段，城市化率与城市化增长率都处于快速上升态势。而从90年代至今，台湾城市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成熟期，此时城市化在达到70%的高水平后，发展势头逐渐趋缓，城市化率从1990年到2007年只上升了5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发展基本定型，成长空间很小。虽然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发展特征，但是相关的文献过多地投入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的研究，而鲜有文献研究近年来台湾城市化的发展。事实上，当前台湾的城市化发展虽缓，总体变化不大，但仍出现了结构性的调整，形成了一些新特征，无论是人口的迁移模式还是产业集聚的模式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值得我们展开新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在多数对台湾城市化发展的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经济计量分析，这类的研究方法以时间维度和单要素分析为主，而忽略了空间因素的影响。然而城市和城市化问题历来被经济学看做是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城市化的本质就是人口与产业的空间集聚。城市人口的迁移与聚集、产业的集聚都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因此，在城市化发展的研究中空间维度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台湾城市化研究的现状，本书希望通过运用空间计量的分析方法，对台湾城市化的最新发展及其动力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通过相关的研究，发掘台湾近期城市化发展的新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其背后的动因。本书研究的意义，其一，在于运用最新的数据与较为前沿的计量工具与分析方法对现阶段台湾城市化发展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对目前的相关研究作出有益的补充。其二，通过总结台湾城市化的相关经验对大陆城市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自1979年大陆推动改革开放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城市化率到2001年已达到37.7%，其提高速度约达到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两倍。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既出现了与先进国家相类似的若干城市问题，也产生了一些国情所致的特殊问题，例如大量的小城镇因经济动力不足而难以成长，导致庞大的农村人口涌入大城市，使得大城市难以承受，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何更科学地理解与把握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的规律，从而应对城市化的种种挑战，需要我们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同时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台湾是发展中经济体城市化发展的典范，它的发展已步入成熟期，远远领先于大陆，我们正在面临以及即将面临的许多问题，例如在城市化加速期人口向大都会区的快速聚集，在城市化成熟期城市人口外迁的郊区化问题以及产业的升级转换问题，台湾都已经经历过，因此台湾城市的发展经验十分值得大陆的城市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