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能力与本土企业学习模型

9.3.2　社会资本、吸收能力与本土企业学习模型

1.模型的提出

虽然组织之间的学习问题通常是相互的，但我们的研究所关心的是，在与跨国公司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向跨国公司学习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如何？我们认为，跨国公司不仅是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的储存库，而且与本土企业相比，这些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更丰富也更先进。换句话说，与本土企业相比，跨国公司处于知识的高位势，因此，本土企业有可能从跨国公司学习到各种先进的知识。Guthrie（2005）近期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与跨国公司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本土企业在与各自合作伙伴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学到了知识，并对其业绩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是本书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假设。

此外，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知识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以，拥有核心知识的企业往往并不愿意向外部转移知识（Kougt＆Zander，1996）。另外，知识本身所具有的粘质性和路径依赖性特征，也增加了组织间知识转移的难度，而且，隐性或默会性程度越高的知识，这个特征越显著。因此，我们认为知识从高位势向低位势的流动并不会向水流一样自发地产生，而更多地有赖于处于知识低位势的本土企业的学习努力。这形成了本书的第二个基本前提假设，即知识不可能从处于高位势跨国企业自发地流动到低位势的本土企业，这种流动更多地需要本土企业的主动性学习。

基于以上两个前提假设以及前文对几个核心概念的分析界定，我们认为，本土企业的学习效应主要取决于两个关键性因素:（1）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知识的接近能力；它取决于本土企业所拥有的可以帮助其有效接近跨国公司知识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本土企业所建立起来的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网络关系强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以及（2）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知识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本土企业自身的绝对吸收能力以及与跨国公司知识背景相似性的相对吸收能力。

由此，我们得到如下两个基本命题:

命题1: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知识的接近能力，影响其对跨国公司知识的学习效应；本土企业知识接近能力越强，则越有助于其向跨国公司学习。

命题2: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知识的吸收能力强弱，直接影响其对来自跨国公司内部知识的学习效应。

图9-1给出了本书所提出的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伙伴的学习模型。

图9-1　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伙伴的学习模型

2.知识接近能力（knowledge accessibility）

本土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多寡并不直接影响其学习效应，它影响的是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知识的接近能力（Inkpen，2000）。在其对联盟知识转移的研究中，Inkpen（2000）认为，联盟伙伴接近对方知识的能力以及获取知识的效率直接对联盟学习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而这种接近知识的能力又受到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即关系开放程度和知识复杂程度。他所说的关系开放程度代表的是联盟双方通过合作进而相互学习的意愿，且主要取决于合作双方的沟通质量。我们认为，这实质上可以理解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外在表现。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运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来表征组织间类似于关系开放程度等特征更具有理论上的一般性，而且更具有涵盖力。由此，我们在本书的研究框架中使用本土企业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本土企业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多寡，将直接影响其对跨国公司知识的接近能力，进而对其本身的学习效应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得到本研究的第3个命题:

命题3:本土企业的社会资本对其接近跨国公司知识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则越容易通过各种渠道接近跨国公司的知识。

此外，与上述Inkpen（2000）关于知识复杂程度的观点相似，本书认为，除了社会资本以外，还有一种因素也会对本土企业接近跨国公司知识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那就是跨国公司本身的知识特性。然而，与Inkpen（2000）简单地用知识隐性程度（tacitness）来代表这种知识特性不同，在本书的研究背景中，跨国公司的知识特性可以用两个维度加以表征，即知识的隐性程度和核心程度。已有的研究表明，隐性知识的转移必须基于双方通过长期互动而产生的默契。比如，对跨国公司企业文化的感知与学习，我们访谈对象中的一位公司副总经理说道:“我们觉得，日本公司全员参与的企业文化非常有价值，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大规模生产企业，关键是全员投入。但是这个东西太灵活了，是最难学的。”

因此，本土企业要想真正接近跨国公司的隐性知识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由于核心知识是跨国公司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也是与本土企业讨价还价的重要资本，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愿意将自己的核心知识溢出到对方企业，尽管知识的溢出常常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本身都有对其核心知识加以保护的强烈倾向。“跨国公司对核心技术看得很牢，比如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的知识，封闭得很厉害，甚至不容许我们单方面跟它的研发人员接触。”“跨国公司有很多自我保护策略。比如，不让我们接触、参观技术以及技术管理方面的东西；明确提出只能看有形的，不能看无形的，流程不能看，设备可以看；参观时要与我们签保密协议。比较而言，日韩公司的保护比欧美公司还要厉害。比如，一张图纸，它会做一些变化后交给你，比如让你只能用于生产，不能用于工艺，等等。”①上面类似的这些谈话，在我们的访谈过程中俯首可见。显然，跨国公司知识核心程度的高低，对本土企业的能否顺利地接近这些知识具有直接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4:跨国公司的知识特性直接影响本土企业对这些知识的接近。

命题4a:跨国公司知识的隐性化程度越高则越不易于本土企业接近。

命题4b:跨国公司知识的核心化程度越高则越不易于本土企业接近。

3.网络关系强度

网络是信息流动的主渠道，研究创新的人们发现，如果假设知识是广泛分布的，并能够带来竞争优势，那么创新只有通过网络才能实现（Powell＆Brantly，1992）。网络能够使各个组织及时地接触到新的知识，而这是通过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Powell，Koput＆Smith－Doerr，1996）。而促进信息和知识在网络中流动的动力正是主体间的关系强度。企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信息与知识的广度是与其相联系的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的函数。但是对于这种关联的方向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如前所述，Granovetter（1973）就曾经指出，由于社会网络中具有强联系的主体在信息上具有较大的冗余度，因此，弱联系反而更有可能是创新信息的主要源泉。Burt（1992）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与Granovetter相似，他认为一个网络的效率和有效性往往取决于网络内非冗余性联系的数量，而这种非冗余性联系在直接意义上指的是没有直接联系，而在间接意义上则是指有排他性的联系，也即Granovetter所说的弱联系。按照他们的观点，实现创新的网络关系应该是一种弱联系。对此，Uzzi（1996）则明确地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与弱联系相比强联系更容易影响以及更便于帮助相关行为者。Elfring（2002）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通过考察网络内部强联系和弱联系对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创造与扩散的影响，发现强联系非常有利于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的交流。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分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所关注对象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Granovetter（1973）关注的是信息的流动而非知识的转移。而信息流动更多的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学习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需要双方在反复的互动中完成，特别是隐性知识的学习更需要这种强联系作为保障。企业间的关系越密切就意味着双方更愿意将各自拥有的知识予以共享。弱联系也许有利于新的信息的传播，但是对知识转移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起决定性作用的则应该是网络主体间的强联系程度。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负责技术的副总经理所言:“我们向跨国公司学习，主要得益于通过合资公司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糟糕的就是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没有什么联系。”另外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也坦言:“自建立第1条年产100万件18英寸显像管生产线以来，我们与外方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双方互访频繁，这个对我们的提高很有好处。”

基于这样的分析，本书认为，由于学习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因此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频繁交流有利于知识的转移。而且，这种交流如果能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如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不同的相应部门之间也能保持长期的互动关系，则对其学习将更加有利。接受我们访谈的公司都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交往有逐渐从高层向中层，甚至基层员工延伸的情况出现。交流范围的扩大增大了跨国公司知识转移的可能性。此外，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合作双方在关系上的亲近性也是有利于知识的转移，而这种亲近性恰恰是强联系的标志之一。“我们跟对方一些人的关系都不是一年两年了，有时候他想到中国来一下，我就在上海帮他找一个理由，比如说邀请他参加一个什么国际会议，他趁机也就来了。”类似表明双方亲近关系的小故事在访谈中常常会听到。

因此，我们将用三个维度来考察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强度，即互动频率、互动规模和情感方面的接近程度，并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5: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网络关系越强，则越有利于增强其社会资本，进而在同等条件下相应提高了跨国公司知识的可转移性。

命题5a: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互动频率越高，越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网络关系。

命题5b: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互动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网络关系。

命题5c: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经理人之间的情感越亲近，越有利于增强双方的网络关系。

4.组织间信任水平

信任是实现跨国公司网络有效运作的重要社会资本（Wenpin Tsai＆Ghoshal，1998），当然也可以说是网络中的本土企业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社会资本，因为这种关系本身是相互的。因此，作为跨国公司本土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本土企业是否能和跨国公司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将直接关系到本土企业在这一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或者说，关系到其对跨国公司的接近程度，进而对其学习效应产生影响。

从网络中单一链接的有效性来看，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组织，两者之间的知识转移行为几乎不受任何契约的限制。实际上在所有的这种双边关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跨国公司向中国企业传授其核心知识的契约条款，相反，相应的有关知识保护的正式的保密协议倒是存在的。因此，这就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以帮助网络关系的构建与维护，从而有利于稳定的知识流动的产生。

组织间的信任正是这样一种重要机制。因为只有合作双方，即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能够做到相互信任，双方的关系才能够开放到足以培养一种自由的、深度的信息交流（Ring＆Van de Ven，1992）。而且，隐性知识的转移尤其需要信任的发展。如上面的访谈例子中所提到的，类似于技能、能力和包含某些组织文化要素的做事方式，本身是难以描画出来或甚至是拥有它的人们（或组织）自身经常也没有意识到其准确本质的知识。所以，隐性知识是深深嵌入组织内的，很难在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之外分享，必须通过紧密的合作来交流；而如果没有信任，这种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企业间这种基于友谊与互惠基础上的高度信任的确有利于组织间学习的发生（Sako，1992；Dodgson，1993）。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的研究采用Zuker（1986）对信任关系的分类方法，即把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信任关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个体之间的认知、情感、价值观基础上的，后者则以契约、合同、规则和制度为基础。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人际信任在本土企业的接近跨国公司知识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位经理在谈到如何接近跨国公司某些重要知识时承认:“难得到的知识要通过私人方式获得”，“在规范化之外，要注意私人关系的建立。经理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很重要”。另一家公司的经理也对我们说:“日本人是很严谨的。但是，如果私人感情好的话，就更容易获得一些东西。比如，私人接触时间久了，他（对方员工）会说，上班时间不会给你，下班时间会给你。甚至会把一些东西（文件）的抬头撕掉后提供给你。”“不过，我们好像也没有有意去建立这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主要还是靠工作中认真诚恳的工作态度建立起来的。”当然，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创造与维持也经常依靠某种形式的制度信任，而且有的研究认为，这种信任关系是一种比个人关系更持久的制度体系（Lane，2001）。在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中，虽然很少有专门针对知识转移问题的正式规范，但会通过合同方式明确双方的一些正式的互动方式，如本土企业向合资公司派遣高层管理人员的规定（通常是非关键领域的副总经理）；进入合资公司董事会的安排；各个层面人员的交流互访安排，如高层经理人员每年的互访，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一线工人的培训等。这些制度安排都有利于双方信任关系的建立，对于本土企业接近非核心类知识，如生产知识、生产管理知识和质量管理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6: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相互信任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本土企业接近跨国公司知识，进而对本土企业的学习效应产生正面的影响。

命题6a: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信任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本土企业接近跨国公司知识，进而对本土企业的学习效应产生正面的影响。

命题6b: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制度信任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本土企业接近跨国公司知识，进而对本土企业的学习效应产生正面的影响。

5.吸收能力

Cohen＆Levinthal（1990）将吸收能力看作是企业在实践中感知（value）、同化（assimilate）和利用（apply）新知识的能力。他们认为，组织评估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原有的知识水平，即学习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与此相类似，Hamel（1991）也提到了，企业搜寻新知识的意愿取决于其感知，寻找新知识以及将这些新知识应用于其原有知识背景的能力。

与Cohen＆Levinthal（1990）等人的静态观点不同，Zahra＆George（2002）则更看重吸收能力作为组织的一种动态能力的作用，并将其直接与企业的竞争优势相联系。他们认为，吸收能力是组织通过对知识的感知、同化、转化和开发来建立动态的组织能力的一种规程和程序。具体而言，获取能力是指，企业识别与获取对其运作具有重要作用的外部知识的能力；同化能力是指，一种允许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信息进行分析、加工、翻译和理解的惯例和程序保障（Kim，1997；Szulanaki，1996），它们构成了企业潜在的吸收能力。而转化能力是指，企业发展和精炼其规程（惯例）的能力，这种规程促进了企业对现有知识以及新获取和同化的知识进行整合；开发能力则作为一种组织能力建立在允许企业精炼、延伸和平衡其现有知识或在运作中通过合并获取和转化的知识来创造新知识的规程的基础之上，而关键在于建立允许企业开发知识的规程，两者构成了企业实际的吸收能力。

Lane＆Lubatkin（1998）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感知、消化和应用知识溢出企业所溢出的知识的能力，强调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种能力建立于以下三点之上。

（1）知识溢出企业具有独特的新知识。

（2）两者在组织结构和实践上具有相似性。

（3）知识吸收企业对知识溢出企业的熟悉程度。

就本研究而言，我们认为，本土企业的绝对吸收能力反映了该企业学习外部知识的意愿及其在学习上的投入。与Cohen＆Levinthal（1990）简单地用R＆D投入作为绝对吸收能力的表征相比，本书则更多地关注本土企业原有的知识基础以及其在组织学习上的制度安排。由此可以认为，本土企业原有的知识基础越雄厚，而且其内部的制度安排越有利于学习行为的产生则其学习效应更好。而本土企业的相对吸收能力实际上反映的是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一种知识距离，这种距离不仅体现在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知识背景上，更体现在双方对于知识处理过程的理解之上，距离越近，则学习越有可能发生且效果越好。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7: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对其学习效应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反过来，有效的学习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

命题7a:本土企业的绝对吸收能力对其学习效应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其绝对吸收能力越强，则学习越有可能发生，学习的效应也越好。

命题7b:本土企业的相对吸收能力对其学习效应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相对吸收能力越强，则学习的过程越顺畅，学习的效果也越好。

此外，已有的研究表明，知识本身的特性对吸收能力同样存在影响。一般认为，知识和技术的隐性程度越高则越不利于对其进行编码，其传播和吸收的难度也就越大（Nonaka，1994；Simonin，1999；Kogut＆Zander，1993；Szulanski，1996），跨国公司知识的隐性程度是本土企业吸收能力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我们没有看到关于跨国公司知识的核心程度对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影响方面的论证，但是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与跨国公司知识的隐性程度一样，其知识的核心程度对本土企业吸收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如下命题:

命题8:跨国公司知识的特性对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同样条件下，跨国公司知识的隐性程度越高则越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吸收。同理，跨国公司知识的核心程度越高也越不利于本土企业的吸收。

6.学习效应

Dodgson（1993）认为，学习是组织为了在不确定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中保持并提高其竞争力、生产力和创新力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探索。他所提到的三个学习的结果变量:竞争力、生产率和创新力在研究组织学习的文献中被广泛采用。其中与竞争力和生产率相比，技术的创新由于可以直接用专利的申请数量加以衡量，因此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也最高（Cohen＆Levinthal，1990；Song，Almeida＆Wu，2003）。

但是，专利作为一个良好的量化指标只适用于考察技术知识的学习，并不能对管理知识进行考察。但是，管理知识恰恰是本研究希望考察的重点所在。而且与技术知识相比，管理知识更为隐性化，因而也更加难以量化，因此就必须借助一些主观的评价作为衡量学习效应的指标。

我们认为，学习效应是一种综合的提法，其应该包含三个逻辑相关的层次，即知识的获取，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及组织绩效的提高。因此，本书认为应该从这三个方面对本土企业的学习效应进行考察。其中，知识的获取主要体现为“知识所有权”的转移（Lane＆Lubathin，1998）；组织能力的提升则需要借助主观的评价；而组织绩效的提高更多地反映在客观的业绩指标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