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医学而言，任何一个民族的固有文化中都会包含对生命、身体、疾病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并存在着有关本民族如何创造、获得健康知识的神话、传说。然而在既承认本土文化、知识必然存在，却又不能确知这些传说、记载究竟产生于何时的情况下，恐怕只能首先在巫术（majic）和据此衍生的民俗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这是因为“巫术”所依据的乃是人类共有的一些基本思维方式（例如“类比”），并不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学习。而也正因如此，不同的巫术表现形式，才能够体现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特点。例如对于胎盘的处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图19 德川光圀埋胞衣处
德川光圀（1628～1701）为水户二代藩主，其胞衣现埋于茨城县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坳中。从而使得这一纪念地与事主有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按照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观察，在原始思维方式中，普遍认为曾经有过联系的物体，会将这种“关系”永久保存下去，这就是他称之为“接触律”的巫术法则。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认为胎盘与其主人之间永远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马王堆出土医学著作（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就保存有教导人们应该如何埋“胞衣”的内容。
在日本，胎盘基本也都是埋入土中，但却有将脐带另外处理的习俗。人们将脐带风干保存，一是认为此物具有“药”的作用——垂危时，服用自己的脐带可再获一命；又可治疗腹痛和精神疾患等。某人失踪时，将其脐带置于水中可指示行踪，并以其沉浮判断死生。女子出嫁时，要携带自己的脐带至夫家；男子出征时，可携带脐带作为避弹的护身符。若保存不当，被虫、鼠所食，则将对本人一生产生不良影响[2]。
日本人又对“水疗”情有独钟。据中岛阳一郎介绍：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日本人为了躲避死亡，常行“禊”；日本自古还有给予死者“死水”[3]的习俗。这个习惯，是日本的传统信仰，源于神道，而不见于佛教。平安时代盛行冷水浴及冷水灌溉法等；洗温泉治疗疾病，见于古代史书的记载。故可知“汤治”自古被用作治疗疾病的方法。还有相关的热砂浴介绍：
萨摩的医官田宫尚施在《施治揽要》中记载：“病客皆赤体，或
绤单衣坐卧热砂中，傍人以大饭匙频埋砂，唯置头于土外，蒸盦使至一身温暖，汗出漐漐，通体和畅，疾痛顿愈，比温泉柔淳甚佳也。一切冷疾、痿躄、妇人血枯、不月、带下、绝孕诸症有大效。”[4]
所谓“禊”，《辞源》有释：“古代民俗，于三月上旬巳日于水滨洗濯，祓除不祥，称为禊。自三国魏后，但用三月三日，不用上巳。”所以很难判断日本的这一“民俗”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至于“汤治”，由于日本温泉遍地，所以自然会有洗温泉的习俗。然在医学中正式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乃始于江户时代以惯用火灸、汤浴、熊胆等治疗疾病而著称的医生后藤艮山。他51岁时（1709）游但马的城崎，在清新的温泉中洗浴，认识到此温泉的效能而提倡应该将其用于治疗。由此而开研究洗浴方法之先河。而在以注重民间疗法、爱用“熊胆”的后藤艮山身上，似乎又流露着原始神道的身影——因为“原始的神道不过是对森林树木、熊等精灵、灵魂的尊敬。”[5]
图20 伊香保温泉盛景
伊香保温泉发现于垂仁天皇时代（200前后）。对药物治疗无效之消化、神经系统疾病，及风湿、中风、损伤等慢性病，特别是妇科疾病有显著疗效。凡草木枯枝置于其中可复生，鱼类饲于其中则格外肥硕，为其他温泉所未见。（［2-1］，226）
图21 《一本堂药选》
香川修德倡“儒医一本”之论，故名曰《一本堂药选》。载药200余种并论其效用，续编卷首详述温泉、瀑布泉。（［1-69］，375）
其后香川修德（1683～1755）继承后藤艮山的遗志，对温泉的治疗效能大加阐发，盛赞其益气、暖体、破瘀血的作用（图21）。后藤艮山的弟子山村通庵（1671～1751）生于伊势国的松阪，立志亲身体验温泉的治疗效用，于是游历四方，调查各处温泉的气味和效能，后又创制在潮水和盐水中加入糖和硫黄等，以便轻松获得人造温泉之法。但同时也有人指出温泉洗浴的禁忌证：“扰乱郁热，内陷疮疡，动血耗液，积毒竟熏腾于眼目，全使之不得救焉。尝闻北越、钟悬、信州、诹访、西肥、云仙，其温泉专治眼疾云。是以四方患者竞赴其地。去时尚是小恙，归时已成不治之盲。可不悲叹哉！”[6]或指出虽然一般认为皮肤疾患最宜温泉洗浴治疗，但梅毒、麻风却断然不可：“患此证者，必不可浴温泉。……若一浴之者，其毒蔓延，终成不治证也。”[7]
水疗的另一种形式是“瀑布泉”，即置身涌流而下的水流之中，或用冷水从头灌下，故亦称灌水疗法：“其法应浣冷水于顶。如打扑损伤之眼目，出血不止者，宜在其部淋滴冷水。”[8]又有记载说某军吏患冷疾，夏日常复衣围炉三年，一位号“见宜堂”的医者反以冷水灌之而愈[9]。延至近代，日本医生仍时常采用此种方法治疗精神疾患（图22）。
图22 灌水笼
铁制，高73厘米，底的内径70厘米，顶端孔的内径26厘米，重18公斤。旧东京府癫狂院自明治十九年（1886）使用数年。置患者于其中，从上面如下雨般将水淋下。（［2-4］，123）
应该看到，许多医疗卫生习俗的形成乃是因外来知识影响、自身特定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例如洗浴疗病一事，就很难说与佛教文化没有一点关系，甚至应该说具有密切关系（图23）。又如葡萄牙的耶稣会士Luis Frois（1532～1597）于永禄六年（1563）到日本。在其所著《日欧文化比较》中惊叹治疗方法的差异：
在我们那里，用火烧脓疡。日本人认为与其接受我们的外科的残酷治疗，还不如选择死！但日本人并非惧怕“火”呀：我们采用放血疗法，在日本用以草燃烧的火块。[10]
图23 东大寺大汤屋
重建于镰仓时代延应元年（1239），位于大佛殿东方的山谷间。（［3］，81）
所谓“以草燃烧的火块”，应该是指“艾灸”疗法。灸法的使用固然与中国医学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但臻于“酷爱”，则透露着其内在因素的踪影。因而与其刻意于甄别究竟哪些是日本固有的医疗卫生知识，毋如多关注些民族性格在其文明成长过程中的潜在影响。
几乎所有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都会提到“好学”是日本民族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们才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畏艰辛地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学习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准的域外文明；其次，“务实”也是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所以他们才会在学习中国医学的基础上，通过批判与改造，建立起与中国医学“同源异流”的日本汉方医学[11]。当然，亦有从岛国地理、环境解释其文化独立性者。例如：
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12]
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是孕育各种不同文化之必要条件”的观点曾被广泛用于解释各种文化与古老文明何以会有其自身特点，但实际上岛国日本自古以来便从未间断过与外部的联系，亦从未因外来文化的传入而磨灭了其固有的民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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