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与问题

（二）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与问题

总体来说，当前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属于恢复性的增长，支撑经济回升上行、健康发展的因素在增加，也有去年低基数的因素。另一方面，这轮经济回升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在回升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等深层次问题还未得到很好解决，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一些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密切跟踪。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既取决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又取决于各地在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

1.出口贡献率高，但出口增长将面临长期压力

全球经济目前正进入长期低速增长期，发达国家很难恢复经济的常态，在今后十年甚至很长时期内，其经济增长可能维持在0～1％区间。而所谓发达国家经济刺激方案，会产生大量财政赤字，一定会由纳税人负担，比如英国个税最高税率已经从40％提高到50％。再加上一般百姓消费动机也会被减弱，且在相当长时间里收入也可能不会有大的增幅，因此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消费会非常疲软，如果浙江继续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出口增速会非常有限，出口增长压力不可小视。

2.产业仍处中低端，产业提升任重道远

在这一轮经济刺激方案下，浙江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变得更加严重，产业仍处中下游。随着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印度、越南等国家制造业兴起，这些地区在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方面将超过浙江。如果浙江不能切实以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占据“微笑曲线”两端，改变增长模式就难以根本改变。如果这些传统行业不能成功地实现向产业链中上游转型，在政策压力下压缩部分行业产能，可能出现“断档”风险，高增长就难以为继。

3.“投资主导型”明显，消费仍难以成为主动力

当前，国家已确立货币政策由“扩张”向“稳健”转变，由此将形成较紧的金融环境。在此背景下，投资下降是否会超越稳定经济的承受底线、出口增长是否会出现“滞后性”的突然下滑、能否管理好通胀及稳定通胀预期，这三大不确定性将困扰着浙江增长，12.5％的高位增长可能面临下行风险。当前，通胀风险显著上升，通胀压力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国家也因此面临着多次加息的可能，并以此来逐步缓解目前较高的通胀预期，对浙江投资乃至经济增长形成压力。如果浙江不能有效拓展县域经济和县域城市化带来的消费力，不能在十年之内使消费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动力，浙江可能会步日本后尘，产业空档或经济衰退将可能出现。

4.结构性矛盾凸显，影响节能减排与转型

浙江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素质性等深层次问题有所缓解，但在保增长政策下、回升过程中又形成新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部分传统行业的产能恢复性过剩问题非常突出，存量结构的调整路途遥远。2009年以来，浙江虽然在化纤、纺织等部分行业进行产能调整，在调结构上取得一些增长，装备工业有一定的快速回升。但在增长过程中，过多是依赖于政府的投资代替出口的下降，政府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重化工业、大企业和大项目上。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受到一定影响，产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地区之间产业趋同的问题重新抬头。当前，尤其是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逐步显露），企业大多选择等待或观望，产能压缩任务仍然艰巨、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在此背景下，缺少新的主流支柱性产业或新型产业又成为浙江经济的新困境。

5.一些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多年来，随着市场环境与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不断外移，原来的优势产业趋于衰落，而大量的民间资金由于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的制约，没有进入到新兴制造业行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而是涌向房地产业与外地煤矿、棉花等资源型短期开发炒作。根据浙江省政协最近发布的调研报告称，浙江房价9年涨3.14倍（如果按照同类地段的房价涨幅为标准，实际涨幅将远高于这一数据，1999—2009年，杭州市区房价实际上涨9倍左右，温州市区房价更是超过这一涨幅），导致大量实业资本集中涌向住房产业。去年浙江百强民营企业中有70％涉足房地产业，2010年温州市百强企业中有50多家涉足房地产业。以温州的金属打火机行业为例，鼎盛时有500多家企业，曾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而浙江房地产的泡沫已现，不少浙商对矿产业的投资也具有很强的短期炒作性。相反，人行温州支行最近起草的《金融支持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报告也认为“温州已经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这一现象在台州、金华、绍兴等地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不利于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地区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