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中国工业化时间晚，大约比发达国家晚100～150年时间，发展起点低，工业基础薄弱，现代化任务重。由于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在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内迅速赶超世界一流水平，但就总体水平而言，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已经兴起，在其挑战面前，中国将逐渐失去在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这是因为，新技术革命中的竞争方式，已由以劳（劳动力）取胜转向以技（技术）取胜，由以资（资源、资本）取胜转向以智（智力、知识、信息）取胜。不仅如此，新科技革命要求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产业结构将重组和变革；经济管理的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要更加科学、灵活、高效；劳动、就业方式将发生新变化；对人的素质和智力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政治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要求有相应的变化。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艰巨，情况复杂。
问题在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相对变化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已不复存在。靠“羊吃人”的原始积累来聚集社会财富、靠贫富两极分化来保证社会发展效率和速度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可重复性。多少年来，发达国家依靠不等价交换等手段，以自己的发达“制造”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如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不公正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畸形的经济结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迅速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避免工业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技术异化等负面效应，因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下“悖论”是不可避免的。
（1）生产力水平与社会结构的“悖论”。突出表现为：社会结构滞后，生产方式的变革、体制的改革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尚不充分，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之间时有冲突，发展潜力受到阻遏。社会矛盾将趋于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不稳定因素使得社会管理的任务加重；中国模式需要“小而硬”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引导经济发展，而个别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及政府自身偶尔的人浮于事、低效率与之形成了“悖论”，它的解决成为一大难题。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某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习惯，对于经济现代化具有阻碍作用。
（2）分配公正与经济效率的“悖论”。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启动，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扩大之势，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社会分配中的不公正现象，极易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振荡，从而阻碍效率的提高。但是若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起飞阶段过多强调分配公正，又可能牺牲效率，从而难以加快现代化进程。这一深刻“悖论”要求中国的发展在公正、效率面前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取舍。这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问题是，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如何将效率增长水平用于公正分配之中，这将是今后困扰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现实问题。
（3）发展与环境的“悖论”。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在环境危机“报警”出现之前实现了“发达”。人们在制造全球性环境危机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却在后果发生时具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能力。例如，一些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发展，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吞下国际和国内环境危机的苦果。它们尚未实现高度发展却已陷入到资源匮乏、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迫于赶超的压力，又不得不继续付出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巨大代价。中国一方面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环境遭到严重污染。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为883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同期国民收入的10%以上。[9]如何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取得最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选择。
（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国情制约之间的矛盾
发展，对于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境况中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它更令人心动的了。从整个人类的视角看，中国的发展既是民族之福，更是人类之福。如果说世界上80%的人的发展是以另外20%人的不发展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一种畸形的、难以持续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的发展就是人类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国内环境要求其迅速实现现代化；但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却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国情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与现代化发展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供应短缺的矛盾。物质资源供应短缺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中国在谋求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人为的破坏浪费，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资源将成为21世纪制约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矛盾。相对于资金和其他资源来说，我国属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据预测，到2020年，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约十亿人，实际劳动力增长率为3%，平均每年需安排就业一千五百万人左右。但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将更加紧迫。中国综合失业人口（隐性失业＋显性失业）已有大约1．8亿～2．6亿的规模之巨。[10]如何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就业压力，将关系到中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大局；如把握不好，严重的失业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3）民众迫切要求参与政治与相对较低的国民素质之间的矛盾。现代化发展要求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鼓励和吸收更多的民众参与政治，推动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但是目前中国国情不适合过度发展民主政治，盲目地进行民众动员，可能会使社会出现无序甚至动荡的现象，反而阻滞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参与民主政治的要求与实现民主的可能性程度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三）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与模仿效应的矛盾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发达国家的刺激和影响下而启动的。因此，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包括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文化模式等方面，必然对中国人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有其积极的一面，如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的借鉴等，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首先，为了实现赶超式发展，政府往往制定“经济增长第一”战略。急躁冒进、急功近利的思想容易滋长，其直接行为后果是经济虚热，出现“泡沫经济”。一旦破灭，经济增长会突然中断。赶超式战略所引发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经济畸形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的滞后。
其次，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如高额工资、豪华别墅、私人轿车等，对于处于开放形势下的人们有强烈的吸引力。这将进一步引发一些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由此导致严重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甚至因此走上贪污腐化、权钱交易乃至谋财害命之路。这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危及社会治安和稳定，而且也将模糊发展的宗旨。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对一些人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一些人甚至错误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民主在先，民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因而，他们不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企图简单地引入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和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造成“政治动员超前”现象，从而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最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也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人们争相追求一种同自己的实际状况天悬地隔的生活趣味，食不果腹的工人下班以后宁愿饿着肚皮也要喝一听可口可乐或半杯威士忌酒，来满足希望进入上流社会的心理”[11]。这显然是一种后现代心态，它与正处在现代化初期需要激发进取精神的中国多么不相称。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它将直接导致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道德迷失、价值悬空，社会腐化行为往往因此繁衍，从而丧失了一个将要实现现代化的蓬勃向上的民族所应有的精神气质。
深究一步，我们将会发现，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而不能将传统一概斥之为过时和落后。从深层意义来理解，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的过程。中华传统文化既有许多阻滞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惰性成分，又包括着众多促进现代社会发展的精华。因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但要克服传统中的惰性成分，尤其要善于利用传统中的精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成功的现代化，应当是一种双向运动过程：它既包括对世界各国最新现代因素的移入和吸纳，又包括对自己民族优秀传统的改造和利用，并使两者相反相成而达到相辅相成。正确的选择是，从现代与传统的结合点上寻找当代中国文明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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