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

7.4　推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

7.4.1　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机制设计的原理

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创新中的主体差异将制度创新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前者指的是初级行为团体自发行为的制度创新，常常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后者指的是国家自觉行动，并强制性推进的制度创新，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考虑非经济利益。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和扩散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机制中，由农户和农业企业自发、自愿形成的技术需求归类为诱致性技术扩散;由政府推动并强制执行的技术需求归类为强制性技术扩散，两者带来不同的农业技术扩散效应，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应充分利用各自的长处为农业技术变革和农业现代化服务。

7.4.1.1　诱致性技术扩散运行机制

诱致性技术扩散运行机制同诱致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技术创新一样，重在内生性和自组织性。林毅夫(1994)指出诱致性制度创新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下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创新，通过众多代理人之间的竞赛，大大降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强制性制度创新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行的制度创新，类似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由于代理人众多，政府需要付出很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与制度创新相同，诱致性技术扩散由于广大农户之间的技术和经验交流，会获得对农业技术的大致追求，大大降低了政府通过调查获得农户技术需求的成本。诱致性技术扩散中，扩散中介由于利益推动，也会主动掌握农业技术需求信息，并利用国家农业技术推广相关政策，在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由技术科研单位向农户和农业企业等生产主体转移。

希克斯最早提出了诱致性技术进步的概念，在竞争环境下，一项技术创新只有当它最终能够带来国民经济的增加时才会被有效的采用(韩晓燕和翟印礼，2009)，而国民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同比例的增加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各种要素不同的投入结构产生了技术进步的偏向，如节约劳动型、节约资本型等。总的来说，如果一种要素相对于其他要素更为稀缺，其价格就会相对较高，为了寻找要素之间合理的替代，新的致力于节约稀缺要素的技术会产生，即要素稀缺诱导的技术进步。

速水佑茨郎和拉坦对希克斯的理论作了重要拓展，提出农业系统中包含四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变量，即资源、技术、体制和文化(卢东宁，2008)。一定的资源结构决定各种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并由此决定农业生产的技术偏好和选择，进而促进农业技术变革，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技术供给和扩散主体根据自身资源和市场价格对农业技术需求者的需求做出适当反应，并促使各个环节主体都要有相应的支撑要素和利润空间。因此，诱致性农业技术扩散机制的主要推动力是潜在的利润，必须是在原有农业技术或生产方式上无法得到获利机会而引起的。

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是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的另一个分支，强调了市场需求增长对技术变革方向的诱致性影响，指出技术进步本身也按照经济活动规律变化。施莫克勒通过对美国铁路、炼油、农业和造纸等行业的研究表明，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变化引起投资作出相应的改变。格里克斯对杂交玉米推广和使用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杂交品种的接受水平是杂交技术转变的内生影响因素，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杂交技术扩散的基础。

诱致性农业技术变迁理论是把农业技术看成内在于经济体制的变化过程，运用市场机制解释农业技术创新，认为农业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导致农业技术创新的偏向(刘辉，2010)。因而，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是通过扩散环节主体对要素相对价格的理解，形成对农业技术的自发需求，比如，土地资源稀缺时，会追求节省土地的农业技术;水资源稀缺时，会追求节省用水的农业技术。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是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的基本前提，只有在能够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上，才能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技术的替代程度，从而为满足技术需求提供良好的服务。

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过程，由于其自主和自发性，社会成员之间、技术扩散环节之间经过相互谈判和博弈，达到对某一农业技术的认可，降低了为促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需付出的宣传成本，以及技术扩散中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在各环节内部和各环节之间谈判博弈和磨合的过程中，社会自组织能力不断提高，民间自我协调和发展机制不断完善，使得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机制不断显现，为诱致性技术扩散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为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需要以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达到均衡为条件，又因为参与到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主体众多，并扮演着不同角色，所以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面临着较高的组织和谈判成本。而且，由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排他成本较高，在农业技术产权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就无法对技术的供给方和采纳方提供必要的保障机制，因而难以阻止他人从技术扩散中获利的情况发生。组织谈判成本高和技术扩散的外部性使得各环节主体的成本收益不成比例，无法形成合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利于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的发展。

诱致性扩散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有两个客观要求:一是资源有限性使得提高稀缺资源配置效率非常必要;二是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能够对稀缺要素进行补偿。此外，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各环节主体进行诱导，使得扩散主体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并通过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普及，实现农业增长、农民增收和农村生态环境改善。政府应将为推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而努力的个人或群体看作对政府主体利益的“贡献”，原因在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环境是一种慢性补偿，政府应对这种“贡献”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

市场机制不健全、农业技术扩散渠道不广泛和资本市场不发达，以及农业技术潜在的风险性较大等现状阻碍了诱致性扩散机制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应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甚至众多农业技术的创新都存在所有权归属不明确等问题，农业技术创新和转让，以及使用过程，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没有形成合理的价格传导机制，或者受益与投入不成正比，阻碍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采用规模的扩大。农业技术扩散中，正式的和成熟的农业推广组织和机构的制度供给不足，农业技术扩散中介机构尚处于发展阶段，没有形成强大的助推力。农业技术从研究、试验到大田推广，都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使用中，会影响一个种植季度或者是一年的收入，当技术的初期投入较大时，可能带来较大的机会成本和沉淀成本，由于风险投资市场尚不活跃，无法对农业技术扩散形成有力的支撑。

拉扎斯菲尔德认为，社会成员是相互影响的，信息通过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传播并产生作用(朱启臻，2008)。通过农村社区网络，技术信息可以以最短的距离传播，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互相信任，从而具有强制性技术扩散中所没有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因此，农民组织的建立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农村社区成员的亲缘纽带，促使农户在适应市场竞争的同时，自发进行新技术的探索和实践。

7.4.1.2　强制性技术扩散运行机制

如果说诱致性技术扩散是内在的需求和利益引致的技术扩散，强制性技术扩散则是由农业技术供给方或扩散主体的利益和竞争压力所驱使，并借助政府在公共特性较强的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推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向农户和农业企业扩散。强制性技术扩散除了受到预期成本收益的影响外，还受到不同社会组织间收入再分配格局的影响，因此，政府必须为一切组织和经济活动制定规则，从宏观、整体和长远角度权衡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成本收益，将共同利益最大化作为最优目标，通过制度安排激励个人与团体的需求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引导农业技术扩散方向和重点。

强制性技术扩散机制中政府或政府的派出机构是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首创者和推动者，通过强大的行政调配能力，维持强制性技术扩散机制的高效率。强制性技术扩散往往是为了实现政府对农业发展目标和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等符合目标而实施的，具有较强的规范性。政府行政力量在推进技术扩散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由于国家机关担负着整个社会运转的使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提供合适的规制，而且政府的强制推进会面对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使得政府强制性技术扩散机制存在一定局限性。

第一，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政府强制扩散机制往往会带来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背离，在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发生冲突，权力中心往往倾向政治目标，当技术扩散中的利益主体反对的呼声较高时，容易形成强制性扩散机制的低效率或无效率运行。

第二，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和农业分散化经营，信息不对称情况普遍存在，我国农业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在进行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时，大而统的强制性扩散机制容易带来地区之间的偏差，如果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可能带来技术扩散的负面效应。

第三，政府职能部门成员是不同的个体，有着自身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会导致强制性技术扩散机制中出现“寻租现象”。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可能会在短期内对部分环节主体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各利益方会为了争取政策或制度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而进行“寻租行为”。

随着中国农村社会被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中，政府对农村土地、生产、人员要素流动等进行全面管理，在农业技术的扩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市场经济渗入到农村各个领域的背景下，学者对政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存在着较大差异，如丹麦学者约恩·德尔曼根据对中国农业技术推广进行的实证研究指出，政府在农业新技术扩散中通过行政命令、提供激励等机制向个人施加压力，使农民认识到某项技术的相对优势，以此影响人们对新技术的采纳。而国内学者吴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制在激活了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将科技引进与运用的主动权一并转移到了个体农户手中，已经与以靠政府的行政命令进行新技术推广位主要特征的大集体时期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何振波，2003)。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新时期政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评价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在农业技术的扩散中，尤其是公共特性较强的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且由于政府的不完全计划和农民对政府的依赖，使得在农业技术采纳过程中的强制力量依然存在。不同的是，政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措施是跟随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来调整的，以往的行政命令等强制手段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采取措施增强对农户的动员能力。然而，政府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奖励和支持措施尚不足以弥补技术风险发生情况下的损失，因此，在理性的农户面前，政府只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

在国家粮食安全目标下，强制性农业技术扩散机制以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产量为主要目标，同时假定区域内目标群体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同，这与农户多样化的生产需求不相适应。加上基层推广组织力量薄弱，农民所掌握的技术信息往往是通过私人关系等渠道获取的，在对农业技术的认知、判断、决策和使用过程中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但是，由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民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处于发展初期，技术扩散覆盖面小，无法担负起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重任。

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诱致性农业技术扩散还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短期行为与农业技术扩散的长远目标不能总保持一致，如大宗农产品的比较效益是偏低的，按照市场机制，致力于大宗农产品的农业技术应当处在弱势地位，而大宗农产品是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的基础，需要在生产技术上进行变革，以扩大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另外，当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表现为极强的公共产品特性时，市场配置往往是失灵的，因此，对强制性技术扩散进行改革、重构政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必要的，这在国家现阶段政策中已经体现，如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力度”，为多元化农业技术扩散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政策基础。

7.4.1.3　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机制选择和措施

在土地小规模经营制度下，由于自发、自愿形成的技术需求存在较高昂的交易费用，大部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排他性较差，“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因而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诱致性扩散存在制度供给不足问题，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弥补这种不足，即需要强制性农业技术扩散机制相配合。而强制性技术扩散机制对诱致性技术扩散机制有“挤出效应”，当政府行为规范和职能转变不完善时，强制性技术扩散往往会渗透到本应由社会力量承担的技术扩散上来，一旦政府干预过多，往往会造成农业技术扩散以政府技术偏好和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从而压抑了社会力量承担技术扩散的积极性。

由此看来，无论是诱致性技术扩散还是强制性技术扩散都不能解决所有的制度供给问题，强制性扩散机制需要诱致性扩散机制进行前期探索和经验积累，诱致性扩散机制需要强制性扩散机制来完成后期任务，只有二者交替使用，才能解决诱致性扩散机制中出现的“搭便车”和扩散缓慢状况，以及解决强制性扩散机制中政府理性的局限性等问题，提高制度安排效率，并满足农业生产的实际需要。

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需要政府对技术需求主体进行诱导，使其更易产生对农业技术的诱致性需求，并使这些需求成为有效需求。这种诱导需要从多方面进行，要充分发挥行政力量、经济杠杆和法律规定的有利因素，为技术需求者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一，应加大对农户和农业企业的教育引导，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属于现代农业技术范畴，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者的科技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政府和技术扩散主体应当对农户和农业企业开展可持续发展观教育，强化农业生产者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使农户和农业企业自发地形成资源节约意识。

第二，通过制定经济、社会和文化行为相关规则，如促进土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建立农业技术适用的风险转移机制和相关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缩小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短期化与政府技术扩散目标之间的偏差，将技术采纳、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使农户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潜在收益明显化和内部化。

第三，鼓励农民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并通过示范带动作用调动农民技术采纳的积极性。农民组织的建立有利于缩小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差距，在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技术学习和采纳氛围，同时对组织外部的农户形成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农户自觉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提供良好的信心。

第四，国家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并把增加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采纳实行经济诱导。经济诱导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优惠政策奖励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采纳者，如提供低息贷款支持、提高初期政府投入等，还可进行农产品价格引导，对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所生产的优质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实现优质优价;另一方面，对于浪费资源者给予一定的税费惩罚，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状况进行评估，对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等行为进行惩罚。

7.4.2　推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

机制设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不完全信息博弈，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机制设计就是为了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而选择或设计一个博弈规则。典型的机制设计是一个三阶段不完全信息博弈(张维迎，2004):第一阶段，委托人设计一个契约或方案，即设计一个博弈规则，根据这个规则，代理人发出信号，其中实现的信号决定配置结果;第二阶段，代理人同时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委托人设计的机制，如果接受机制的效用小于代理人的保留效用，则机制将不被接受;第三阶段，接受机制的代理人根据机制的规定进行博弈。

7.4.2.1　激励机制

由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给予更多的激励，以保证其扩散效果。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拥有技术信息优势、或者对农业技术扩散具有丰富经验的一方可看作代理方，缺乏技术信息优势或不适合农业技术扩散的一方可看作委托方。激励理论通过对信息主体，即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行为分析，确定一个契约来促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张维迎(2004)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结论:一是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PC)和激励相容约束(IC)条件下，委托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机制或契约中，代理人必须承担部分风险;二是如果代理人为风险中性者，可通过使代理人承担完全风险的方法达到最优激励效果。

哈维茨在其创立的机制设计理论中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中，每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都会有自利的一面，其行为会向自利的方面靠拢，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能使个体追求的自利与集体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励相容，能够有效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此后，激励相容理论由于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革命。当信息不对称时，由于代理人和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容易导致代理人的行为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当委托人无法观察到这种偏离，并进行约束时，会带来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下面通过举例来说明激励机制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作用。假设存在N个农户，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Q= F(R，E)，其中，R为农户对自然资源的使用量，可以是水、土地、能源等，E为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农户具有传统技术和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两种选择，假定无论采用哪种农业技术，农户的农作物产量都不受影响。

如果N个农户都选择传统农业技术，则他们的利润函数都为π₁= PQ－P_R R₁－P_E E，其中P、P_R、P_E分别为农作物的单价、单位资源使用价格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Q为农作物产量;如果N个农户都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则他们的利润函数都为π₂= PQ－P_R R₂－P_E EC/N，其中C/N表示N个农户平摊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投入成本;如果N个农户中有n个农户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其余不进行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投入，则n个农户平摊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投入成本，因此，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利润函数为π₃= PQP_R R₃－P_E E－C/n，不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利润函数为π₄= PQ－P_R R₄－P_E E。另假设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投入越高，所获得的资源节约效率越高，农业生产中的资源耗费量越低，即R₁＞R₄＞R₃＞R₂，由此得π₄＞π₁，由于n＜N，得出π₂＞π₃，假设存在“搭便车”行为，没有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能享受到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则π₄＞π₃。

当“搭便车”行为使得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机会成本增加幅度较大时，可能影响利润函数，使得π₄最大，π₃最小，于是得到π₁＞π₃和π₄＞π₂，在这样的状态下，利润最大化原则下的一次性博弈结果是都不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囚徒困境”的局面形成。

在农户技术选择中引入激励机制，即对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实行奖励(B)，对传统农业技术下的资源粗放使用行为征收适当的税费(M)，那么，农户的利润函数更改为:如果N个农户都继续选择传统农业技术，则他们的利润函数不变，即π₁= PQ－P_R R₁－P_E E－M;如果N个农户都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则利润函数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奖励B，即π₂= PQ－P_R R₂－P_E E－C/N+ B;如果N个农户中有n个农户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其余农户不采纳，则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利润函数为π₃=PQ－P_R R₃－P_E E－C/n+ B，不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农户利润函数为π₄= PQ－P_R R₄－P_E E－M。

对利润函数进行比较得:π₂＞π₃，π₄＞π₁。当π₂最大和π₁最小时，得到π₂＞π₄，π₂＞π₁和π₃＞π₁。即当奖励能够弥补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投入成本，或者税费等罚金能对农户的利润进行约束时，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农户一次性博弈的均衡结果为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因此，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增加农户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预期，使农户和农业企业技术选择行为从违约转向合作，从而增加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要使P_R(R₄－R₂)+ B+M＞C/N，P_R(R₁－R₂)+ B+M＞C/N和P_R(R₁－R₃)+ B+M＞C/N，就必须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激励措施和方法。

设农户的激励函数为Q=(1－a) qA，其中Q为自然资源组合使用量，a为激励系数，取决于自然资源使用的制度安排，q为单位面积自然资源使用量，A为农户的生产面积。农户的激励曲线与a的取值有关，如图7－6所示。曲线Q₀表示零激励，Q₁表示正激励，Q₂表示负激励。

当a=0时，表示零激励，此时资源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农户利用资源进行农业生产时，使用资源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他们既不会考虑节约资源投入量，也不会考虑增加资源投入量。当a＞0时，表示正激励，资源市场处于节约区域，此时，农户使用资源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从根本上推动了农户进行资源投入的节约。当a＜0时，表示负激励，这时存在资源的较大浪费，农户使用资源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农户将增加资源的使用量，以增加利润。

图7-6　农户激励函数图

Fig.7-6 Farmer incentive function

假定a是一个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激励的一维变量，在激励制度下，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产出函数为线性形式π= a+θ，其中θ服从正态分布，满足Eπ= E(a+θ)= a，var(π)=σ²，说明代理人(技术扩散机构和技术采纳者)的努力决定产出的均值。进一步假定委托人(农业技术供给主体或政府)为风险中性者，代理人为风险规避者。存在线性激励方案s(π)=α+βπ，其中α是代理人的固定收入，与激励无关，可理解为技术扩散机构和技术采纳者以固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会获得一定的要素收益率;β是激励后由于资源节约程度提高所带来的产出增加中代理人分享的份额。

给定线性激励方案，委托人的效用等于期望值，为

E(π－s(π))=－α+(1+β) a

假定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为u=－e^－ρω，即具有不变绝对风险的规避特征，其中ρ是绝对风险的规避度量，ω是实际货币收入。

假定代理人努力成本为c= ba²/2，其中，b是成本系数，为正，其越大，表明同样的努力水平所带来的负效用越大。考虑收益和成本因素，代理人的实际收入

ω= s(π)－c=α+β(a+θ)－ba²/2

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Eω－ρβ²σ²/2=α+βa－ba²/2－ρβ²σ²/2

其中ρβ²σ²/2为代理人的风险成本。

令为代理人保留收入水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为:

α+βa－ba²/2－ρβ²σ²/2≥

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机构和技术采纳者的激励相当于解以下最优化问题:

max E(π－s(π))=－α+(1－β)α

使得:

由于保留收入水平是既定的，因此，这个最大化问题是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减去努力成本。用拉格朗日法进行求解得:

a^*= 1/b，β^*= 0，α^*=+ b(a^*)²/2=+ 1/2b

这说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效果与扩散机构和技术采纳者本身的收入有关，还与为推广或应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而付出的努力系数负相关，因此，政府或农业技术供给主体在进行农业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激励中，应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经济效益，并且，努力降低扩散机构和采纳者的努力成本，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不仅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并扩大示范基地的建设，建立完善的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服务体系。

针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的“搭便车”，即道德风险问题，如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初期投入建设，但因为农户的资源节约意识不高，政府所提供的免费培训和技术指导也形同虚设等，不仅阻碍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推广，还浪费了许多公共财政和资源。建立道德风险的激励机制如下:

首先假设农民的努力水平为e，取值范围在0和1之间，付出的努力会给农民带来负的效用u，农民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时，政府补贴s单位，取值为s₀和s₁之间，以弥补农民的效用损失。假定随机的资源节约水平l只能取l₀和l₁，努力水平对于资源节约效果的影响表现为:

Pr( l= l₀| e= 0)=π₀，Pr( l= l ₀| e= 1)=π₁且π₁＞π₀，政府偏好于e的随机分布。然而，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很难观察到农民的努力水平，最多只能观察到资源节约的效果，有的时候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成效显现较慢，使得对资源节约效果的观察也存在一定困难。为了激励农户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需解决:

maxπ₁(S( l₁))－s₁)+(1－π₁)(S( l₀))－s₀)

+(1－π₁)s₀－u≥0(激励相容约束)

政府要选择一个激励相容的补偿s₀和s₁，使得激励效果能达到最优。将约束条件化为等式解得:

在这个激励相容机制下，农户资源节约水平高时将得到奖励，资源节约水平低时得到惩罚，两种资源节约水平下的农民净效用分别为:

如果激励农户由不努力节约资源变为努力节约资源，农民得到的期望收益增加值为:

这表明，农户具有较强的经济激励选择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在激励相容机制下，虽然农户的努力不可观察，但道德风险会随着激励机制的合理设计而弱化。根据激励方式的不同，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机制的激励可分为制度激励、价格激励、信息激励、服务激励等，只有灵活运用这些激励方式，最大限度调动农户，以及农业技术扩散机构的积极性，才能极大促进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扩散。

7.4.2.2　约束机制

有激励就必须要有约束，在建立激励约束的同时还必须建立良好的约束机制，以规范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主体的行为。约束机制是指在竞争过程中，对主体行为构成约束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作用，使主体行为限制在不越出规定范围的制约机能(卢东宁，2008)。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对扩散环节各主体行为的约束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宏观约束主要是政府一定时期内的农村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综合发展政策与目标，以及用于规范各环节主体行为的相关规则与法律规定等;微观约束指在宏观约束的限制下，各环节主体对其经营目标、方法等进行调节，以便达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

约束机制具体包括市场约束、道德准则约束和行政干预约束等，在农村市场经济日益活跃的今天，由经济利益驱使的市场约束机制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农户和农业企业自主经营，通过对不同技术的成本收益分析，决定技术采纳行为。

假设农村市场上存在三种农业技术——传统农业技术、过渡农业技术和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分别用X₁、X₂、X₃表示，三种技术之间能够完全替代，Q₁、Q₂、Q₃分别表示三种技术各自所占比例，P₁、P₂、P₃为三种技术的市场价格，C₁、C₂、C₃为三种技术的单位成本，并随技术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传统技术X₁由于较为成熟，其成本保持不变，过渡技术X₂随着时间的推移，成本逐渐下降，资源节约型技术X₃由于尚未大规模应用，其成本下降较为缓慢，假定成本函数分别为C₁= D₀、C₂= D₁ e^－βt+ D₂、C₃= D₃ e^{－γ(t－t＇)}/［1+ e^{－γ(t－t＇)}］，如图7－7所示。

图7-7　三种技术的成本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Fig.7-7 The cost change of the three technologies over time

农户和农业企业作为独立经营的个体，具有价格敏感性，会根据技术价格的变化对所采纳的技术作出调整，假定农户和农业企业对每种技术的需求完全由技术的市场价格P决定(δ=α/P^α)。以资源使用费等手段来代表资源限制政策，对三种技术分别征收资源使用费率为T₁、T₂、T₃，费率为负表示补贴，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令时期为t。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策目标会倾向淘汰X₁，扩大X₃的使用规模。由于大部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在采用初期成本过高，或者效果不明显，所以大部分技术需求者不可能立即放弃传统技术而转向采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不断加大对传统技术的使用费率和降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使用费率，才能促使更多的农户和农业企业逐渐采纳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在从传统技术向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转型过程中，存在一定时期的过渡期，对过渡农业技术X₂所征收的使用费率在前期可以恒定，以便给技术变迁提供一个“软着陆”地带。当向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转变的时机到来时，可逐渐提高过渡性农业技术的使用费率。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初期，可对其进行补贴，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降低补贴直至稳定水平(见图7－8)。

图7-8　三种技术的使用费率随时间变化示意图

Fig.7-8 The royalty rates change of the three technologies over time

根据对X₁、X₂、X₃征收的使用费率规律，它们可用公式表达为T₁=θ+δt;当t＜t₀时，T₂= t＇，T₃=(t－t₀)σ+ t〞;当t＞t₀时，T₂=(t－t₀)η+ t＇，T₃= t〞。

maxπ= P₁δ₁+ P₂δ₂+ P₃δ₃－(C₁δ₁+ T₁δ₁)－(C₂δ₂+ T₂δ₂)－(C₃δ₃+ T₃δ₃)

使得:δ₁+δ₂+δ₃=1

其中:δ=α/P^α

C₁=D₀，C₂=D₁ e^－βt+D₂，C₃=D₃ e^{－γ(t－t＇)}/［1+ e^{－γ(t－t＇)}］

T₁=θ+δt;

当t＜t₀时，T₂= t＇，T₃=(t－t₀)σ+ t〞;

当t＞t₀时，T₂=(t－t₀)η+ t＇，T₃= t〞

用拉格朗日函数求解得:

π= P₁δ₁+P₂δ₂+P₃δ₃－(C₁δ₁+ T₁δ₁)－(C₂δ₂+ T₂δ₂)

－(C₃δ₃+ T₃δ₃)+λ(δ₁+δ₂+δ₃－1)

求导得:

由此可看出，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X₁、X₂、X₃的使用数量比Q₁、Q₂、Q₃例和政府所征收的使用费率或补贴T₁、T₂、T₃，以及技术成本C₁、C₂、C₃。一般来说，农业技术有着固有的生命周期，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使用初期，应当给予更多的补贴，以促使农户和农业企业由使用传统农业技术和过渡农业技术转向采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因此，政府需要在税收、融资和补贴等方面给予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主体和客体优惠，逐步提高传统农业技术使用者的使用费率，从法律法规上形成农业生产中对资源浪费的约束。

约束机制是为了使激励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它不仅能够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各环节主体行为纳入规范化轨道，增强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内源性动力，还能促进农业技术市场形成有序竞争的局面，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逐渐取代传统农业技术，促使农业经济由粗放式增长转向集约式增长，使农业走向高效低耗优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7.4.2.3　保障机制

根据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当技术创新获得成功后，必然导致技术从创新企业和机构向社会逐步扩散，最终使技术广泛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对技术采取任何保障措施，技术扩散将在瞬间完成，从而造成技术供给和扩散主体的利益激励缺失。因此，在农业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需要构建合理的保障机制，作用于农业技术扩散速度，使其有序地逐步扩散，兼顾供给和扩散主体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机制是保证农业技术扩散行为主体相关活动公平、公正、有序，减轻风险对农业技术扩散过程和各环节主体的冲击的一种机能。

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往往是高风险的，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应用到弱质性的农业生产中，更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保障机制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要培养具有科研、技术、管理、经营等方面的综合性人才，还需通过资金注入政策、优惠信贷政策和风险补偿政策等提高风险投资的回报率，由于农业生产往往具有周期性，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应用一旦失败，将带来较大的机会成本和沉淀成本，所以要建立良好的退出机制，保证科技资源高效率使用。另外，要加快技术产权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到农业技术产业中来，为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融通资金，分散风险。

政府应建立公共教育与“边培训边学习”机制，教育与学习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征，并且投资于学习的预期收益不确定、不稳定、期限长，在面对复杂化的技术时，评判学习和教育的预期收益更加困难(庄子银，2010)。农户和农业企业由于自身的限制，对学习和教育的投入往往是不足的，部分农业企业与农业院校和农业科学院所建立了友好的伙伴关系，对学习和教育比较重视，但就总体来说，目前农户和农业企业，乃至农业技术扩散机构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非常欠缺。另外，通过有组织地进行示范会、专家咨询、技术交流等活动，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本身所隐含的知识为技术采纳者所接受，降低技术应用过程中的风险。

此外，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因为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不仅能减少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的交易次数和交易费用，更能通过区域内的带动作用和影响力带动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扩散。

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涉及到技术供给者与技术扩散机构之间、技术扩散机构之间与农户、政府与技术扩散机构之间、政府与农户之间、技术供给者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越频繁、越复杂，交易成本越大，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沈宇丹，2009)。假定有M个农户与N个主体进行交易，假定农户与每个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才能得到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相关信息，则总的交易次数为: T=M×N。

考虑农民组织或农业技术合作社存在的情况，假定把M个农户组成m个农民组织或农业技术合作社，并且每个农户都参加了一个合作组织，当前农民组织建立规则中要求合作组织成员必须为2人或2人以上，则。

设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先由农民组织与N个主体间进行交易，交易次数为m×N再在农民组织内部进行交易，交易次数为M。则存在农民组织的情况下，总的交易次数为: T＇=M+m×N。于是，得到农民组织与农业技术协会相对于农户分散进行农业技术选择的相对效率为:

由于，当N＞2时，E(M，N)＜1，即提高农民组织程度使得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与农户的交易更有效率。就E(M，N)分别对M、N求一阶导得:

由此看出，参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农户数量越多，交易市场越复杂，E(M，N)越小，提高农户组织化程度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节约越明显。

另外，农民组织往往由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能人发起，通过他们的领袖作用，促进农民技术偏好向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方向转变。由于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本身具有投入大、见效慢、周期长等特点，分散的小农户在技术选择上常常规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潜在风险，而放弃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的选择。农民组织较容易将眼光放长远、视角放宽，对区域内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长远规划，更能掌握政策导向的深层含义，从而缩小农户生产经营目标与政策调控目标的偏差。

农民组织由于贴近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在对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进行消化和吸收后，以更加适合农民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沟通能力。同时，农民组织通过与组织外部的沟通与交流，加强了农户与农业扩散机构、农业技术供给者、政府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技术扩散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并且由于农民组织具有法人地位，使得农业技术扩散获得了契约约束的便利性，从而大大降低了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扩散的实施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