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发展之学术“场域”

第一节　经济史研究发展之学术“场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研究方向中所蕴含的理念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空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学本身求新求变，而求变的指向就是社会科学化。所谓社会科学化是指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在这样一种演化中，历史学对数学的感情日渐浓厚，定量方法更多地应用于历史研究中，同时，历史学也对经济学理论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是经济学理论日益成熟，且逐渐表现出经济学帝国主义之倾向。这种倾向的终点就是试图借助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类所有与理性相关的行为。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是人类理性行为在时间进程中的展现，自然也在解释之列。

一、历史学转轨:社会科学理论和定量方法

首先，二战后，历史研究愈来愈趋向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这种趋势之所以出现是现实所致。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城市化、群体行为等，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这些问题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历史学需要向社会科学理论学习。这种趋势实际上也导致了历史学研究视域从政治、外交转向社会、经济等方面。因为，由于历史学把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工具，历史学就有能力对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现象进行合理的分析，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仅对重大历史事件(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历史事件)进行因果相连。由于应用了新的理论，历史学家能够把视野从英雄人物的分析上转到对普通民众行为进行研究，转到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思考。这种转向实际上也让历史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¹⁾。史学转向出现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各个国家。倡导美国“新史学”的是詹姆斯·哈维·鲁滨逊(James Harvey Rubinson)。他主张借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家和领路人，他应该将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际生活来加以检验”。并且坚信“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²⁾。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tbugh)认为，“如果要使当代史具有永久的价值，那么对当代各种事件的分析就必须具有‘深度’”⁽³⁾。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也同样指出:“许多年来，我们一直饶有兴趣地注意所有这些同事们的实验和研究，因为对我们而言，通过紧步他们的后尘或与他们取得联系，似乎就有可能(至今仍然是)使得历史学焕然一新。”⁽⁴⁾

在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的影响尤其明显。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援引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斯(R．Davis)的话说明了这种趋势:“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学影响最大的是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这种影响不仅改变了一代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方向，使他们从叙事式转向分析式，而且还是使各个部门和领域中的历史学家们都深切地感受到统计学和数据资料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因素。”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自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Karl Marx)时代以来，历史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因素在历史变革的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也是因为“经济学在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面远远走在其它社会科学前面”⁽⁵⁾。事实也确实如此，经济学理论大厦构建得越来越完美，而且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对人类行为提出了指南⁽⁶⁾。

其次，随着统计分析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尤其是伴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历史学家不能忽视定量方法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该时，由于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从个体转向了群体，研究兴趣从伟人转到了对经济增长、制度变迁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数量和比例就在分析中显得越发重要。没有定量研究，很难准确描述历史现象，解释历史过程，分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⁷⁾因此，当时人们都意识到历史需要精确的计量，只有定性分析的历史让人觉得不确切，不够科学和理性，因此，希望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虽然此时的计量方法还显得较为初级，但无论如何，定量研究在该时期的历史研究中已经不断出现。1971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依奇曾经发表过一项研究报告，在报告中详细地列举了1900—1965年间全世界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并指出:“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⁸⁾

定量方法促进了历史学研究视域和研究手段的发展与变化。如上文所述，由于社会科学理论进入到历史学领域中，历史学有能力进行研究视域上的转轨。定量方法也发挥了这种功能。它促使历史学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以个人和事件为中心的政治史转为以大众和过程为主体的总体史或综合史。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⁹⁾、60年代中叶在英国出现的人口统计的历史研究以及在联邦德国兴起的“社会历史学派”都是例证。同时，定量方法可以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利用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这大大拓展了人们对历史资料的应用能力，在历史研究中更加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而且，还能使历史研究趋于严谨、精确，不再是大而化之、含糊不清的描述和解释。

定量方法尤其在经济史研究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那么，为什么定量方法可以在经济史研究上找到英雄用武之地呢?这是因为，经济史的主题——货币与劳动、就业、收入、价格、人口、生产、投资、贸易、信贷等都可以明确计量，而且计量的单位也能标准化⁽¹⁰⁾，从而可以将这些变量进行跨时比较，在这里，历史时间就简化为变量t。历史上，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史学家对收集经济数据做出了卓绝的贡献。比如，B．R．米切尔(B．R．Mitchell)和菲利斯·迪恩(Phyllis Deane)构建的《英国历史统计摘要》(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1962)。

总之，5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科学迅猛发展，历史学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态势愈加明显。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反映这种影响的杂志和著作。对于这些变化，巴勒克拉夫总结道:“社会科学在两个层次上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第一个层次是应用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思维范畴，这些范畴已经通过了相当长时间的检验，获得了声望，至少使人们不得不加以承认。第二个层次是新的计量方法的运用。”而且，这种史学研究思路上的变化，即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和定量方法研究历史，更是美国历史研究的特点。如巴勒克拉夫所言:“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¹¹⁾

二、经济学日益成熟及其帝国主义倾向

经济学理论日益发展。它势必要对经济史研究产生影响。戴维斯曾经在他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是对历史学唯一做出最大贡献的社会科学”⁽¹²⁾。诚然若是。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奇波拉(Carlo M．Cipolla)就是运用当代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完成了《欧洲经济史》。该书于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出版。内容包括从中世纪后期到当代(900—1970)一千多年间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另外，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得以发展。这种发展促进了经验统计，即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资本形成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这对于计量学派的新经济史学家来说也有很大启发和帮助。福格尔曾经得到库兹涅茨的指导，而库兹涅茨是美国现代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计量方法的奠基人、国民经济增长数量研究的先驱者、库兹涅茨周期的发现者和收入分配的探索者⁽¹³⁾。福格尔对铁路作用的定量研究也是受到库兹涅茨鼓励的结果。当然，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这个时候也没被人遗忘。相反，在后来政府干预经济的缺陷日益明显时，这些理论重新被奉为经典，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崛起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别一样问题。于是，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出现了试图运用经济学理论对生产力的增长做出说明、对生产率的来源进行分析、对具体工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做出合理的解释的需求。理解经济增长的来源，解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确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决定因素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重点。人们在经济史研究中渗透着思考:经济发展的长期演化有没有规律?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有的贫穷?什么历史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效的?技术、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大?等等。这些问题让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与经济史研究找到了共识，并且互相借鉴灵感。

计量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促进了数量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学就是用数学方法，根据实际统计资料，为经济学理论中阐述的经济关系，计量出实际数值，以便用计量结果验证或改进经济学理论的文字阐述，从而解释过去、预测未来和规划政策。5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以及数据资料的丰富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下，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都有所增强。这样，学者们增强了对计量分析的信心，更加倚重定量方法。另一方面，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数学成为经济学是否“科学化”的标志。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学者越来越多，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理论领域不断扩大，而且，前人研究过的问题也可以在数学方法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总之，数学让学者们感受到了逻辑严密之美，牛顿经典物理学的梦想不断地在经济分析中得以强化。数学在理论领域中的扩展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又为新经济史的兴起提供了工具。

经济学理论和工具的发展为经济史研究求新求变提供了基础，但这并不表明经济史研究会“自动更新”，还需要“东风”。东风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那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情怀。经济学作为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分析工具，从60年代开始逐步走出经济学的传统范围。它将婚姻、家庭、歧视、犯罪、司法、选举、宗教和历史，都纳入了自己的分析范围，大有重写社会学、法学以及历史学的势头。这种势头，被学术界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普遍有一种优越感，似乎找到了分析人类行为的法宝。他们善于用一把刀，解百样牛，用一种思路，分析众多邻近学科的传统问题。之所以能够有帝国主义倾向，一方面在于经济学理论的不断成熟和经济学分析工具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在于其他学科的分析对象也牵涉到资源的稀缺，主体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主体作为理性人其目标是效用或者收益的最大化。由于研究对象拥有共性，因此，其他学科就似乎应该学习和借鉴经济学的这种分析范式。若不如此，该学科似乎就没有走对路，难以新生。这在60年代之后成为一种学术发展上的情势。历史学不能逃离这个情势，经济史更不能洁身自好，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似乎要结束了，经济学理论要重新打扮这个历史的小姑娘⁽¹⁴⁾。叙述和描述历史被理论的偏好者认为是非科学的，是不具有内在逻辑的。历史也不能先于理论存在。有了理论才有历史。也难怪，新经济史会登台亮相，因为适合他们演出的舞台背景已经准备好，适合他们发展的“东风”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