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管与农民合作

一、共管与农民合作

农村的公共产权资源包括森林、牧场、打谷场、割下庄稼的休耕地、河流、木场、村庄储水池、池塘等等。作为全部资产的一部分，它们在不同的生态圈所表现出来的数量结构并不一样。然而有一点却是相似的，相对贫困的农村对这些公共资源的依赖相对强一些，公共产权资源作为一种收入来源，通常是私人产权资源的补充，私人产权资源体现在劳动、耕种土地、农作物和牲畜等，在非同寻常的经济衰退（如自然灾害所致）时期，公共产权资源同时为贫困农民提供部分保护。对于缺乏土地和其他生计替代的家庭来说，许多资源，如木材、坚果、草药、水、树脂和橡胶等，都是至关重要的。

社区共管作为国际上一种崭新的后发展地区资源管理模式，它的推广首先包含了对自然资源依赖者的人文关怀，它要求社区群众和保护区管理部门结合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讨论、协商、制定保护区和保护区周边社会综合发展计划，最终的结果是村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而保护区管理部门则在经济、技术上协助当地社区的发展。然而社区共管并不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它依赖于一套嵌合在当地和区域水平上的社会关系，即社区共管能否实现严重依赖于资源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认识到这一点是与自然资源管理的田野调查和政策试验相关的，它们表明：有效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是建立在传统的生态知识体系上的，并通过当地的社会规则来维持。不过，在学术上讨论适应当地变化的及能够成功地融合更广泛的当地制度安排的共管政策是与所谓的“政治生态学”相关的，公共资源的“政治生态学”认为共管政策的开发包括了不同使用者群体的参与，初级的共管政策关注的是资源使用者和资源保护的关系，但较高级的共管政策强调的是在资源利用和保护中，参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至少有四个理由说明社区共管的实施依赖于当地和区域水平上的农民合作。

第一，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关的农民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群体存在的，如果农民本身不能形成“伙伴”关系，他们与保护区当局形成“伙伴”关系是不可能的，过去很长时间社区共管过分鼓励农民个体的参与性和自主性，往往忽视农民个体间的集体行动水平对共管绩效可能产生的影响，实践证明，只有部分农民具备参与积极性的共管项目是难以成功的。

第二，如果某个农民群体存在明显的权威、认知、信任、信息获取、资源支配能力和互惠方面的层次分化，那么很难想象保护区管理局能与该群体能达成有效率的共管共识。相反，社区农民曾经有过的集体行动对于他们能否获得管理当局的信任，从而获得公平协商地位就相当有利。

第三，最根本的一点是农民在协议遵守和执行上是协调一致的还是充满机会主义行为直接关系到共管双方可能获得的收益。比如当前森林资源保护区已经将一部分林地产权分配给了当地农民，这是共管顾及农民生计的体现，但是共管还有一个目的是要实现自然资源的环境价值，而自然资源系统是需要整体规模效应才能发挥作用的，如果当地农民在自留林的利用上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将会导致资源整体功能的下降。共管还需要识别当地管理制度的创造、维护和崩溃因素，这些背景因素嵌合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而不易被观察到，但往往对揭示共管成败的原因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比如在共管赋权社区代理人之前，需要详细分析社区人群结构，评价各种小群体的不同角色（比如他们是互惠的还是机会主义的），以尽量降低委托代理的成本提高效率损失。

第四，农民合作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共管实践的形式。我们很容易理解不同自然资源性质的管理体制是不一样的，但除此以外，另一个影响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安排的主要原因是社区居民的集体行动水平。不同形态和文化背景下的社群集体行动是不一样的，这也决定了各地居民自主管理自然资源的制度是千差万别的。比如在农民合作水平很高的村庄，共管的形式通常表现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以整个区域为共管单元、共管项目多样化；相反，对于那些农民合作水平低下的村庄，共管表现出以正式的合约为基础、以单个社区为基本单元、共管项目相对单一。因此，将某个自然保护区的共管政策移植到另一个自然保护区就必须做匹配分析，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长久以来，中国农民的风雨苍黄很少真正受到关注，农民作为行动群体所具有的参与能力也很少得到广泛认可，这种局面已经开始逐步改变，至少我们已经能够从一些极富见地的文献⁽¹⁾中读到农民集体行动正被从多个角度加以理解。根据本研究目的和背景，我们主要关注林缘社区的农民合作空间。这个空间被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保护中的合作，另一个是发展中的合作。由于大量农民合作失败案例的存在，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所说的“合作”，并不必然是指已经被实现了的合作，它有可能只是停留在“需求”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