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的特性

一、农民合作的特性

（一）合作基础的多元性

表11—1　合作的两个基础比较

①对于互惠合作，休谟提出了一个近乎完整的行为解释，他认为，人类合作主要是基于三个通常相互叠加的原因：a)个人能力不可完成的使命；b)基于专业化和交换之上的单位收益提高；c)控制风险。见休谟（1739）。

②桑塔费学派的重要成员Enst Fehr通过正电子发射线断层扫描技术观察强互惠行为的神经基础，证明了一个猜测：如果不能从外界得到必要的激励，强互惠者只能从利他惩罚行为本身获得预期的满足。这个报告以《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上。见Quervain&Fehr et al（2004）。

续表

我们已经在第四章展示了农民合作的两个重要基础——互惠与强互惠，虽然很多时候这两个基础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但是互惠者的合作和强互惠者的合作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具体见表11-1。农民合作基础的多元性带来了社区共管模式的多样性。在一些强互惠行为明显的村庄，共管模式通常是委托代理型的，比如白水江自然保护区与李子坝村的共管模式就属于该类型，保护区管理局将森林管理的部分权限委托给李子坝的森林巡护队；而对于那些不存在明显强互惠群体却又有互惠传统的村庄，共管模式更多是横向的合作关系，共管首先民主选出共管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保护区官员、农民代表和其他第三方（政府、基金会、学者等）构成，他们划定责权利并相互牵制。

（二）合作秩序的内生性

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最初的合作秩序是通过自然选择建立的，即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人类进化出有利于合作的偏好，前社会时期，在应对生存竞争的漫长实践过程中，人类以社群为单位共同参与一些重大行动，诸如狩猎、抵御侵略、分享食物、重要信息及其他生存所需要资源等，这个阶段的最主要贡献是演化出农民的互惠行为，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自然为农民合作立法”，伴随着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自然施加于人类的选择压力开始减轻，合作秩序不得不通过其他手段来维护，强互惠者个人实施的利他惩罚就是其中之一，这一阶段被称作“个人为社会立法”。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合作性的规范应被视为是人类社会长期的演化对于丛林状况的一个复杂的修正结果，而对合作规范的塑造和维护产生重要作用的互惠和强互惠行为偏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博弈中内生出来的。

不仅搭建农民合作的“骨”——互惠和强互惠行为是内生的，维护合作的“肉”——合约也是内生的，除了上个世纪中国几次社会主义运动时期外，几乎所有农民合约都是在“非正式制度”内运转的。农民自己为他们的合作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合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有些合约设计的精致程度连机制设计者都为之赞叹。农民合作秩序的内生性对共管的意义是共管运作的低成本性，这实际上是激励公共资源管理当局继续推行共管的激励之一，虽然如此，并不是所有的共管实践都重视农民本土的合作秩序，农民一些最朴素的与自然和他人相处准则时常被当作是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与此同时，一些所谓的“现代管理方法”被引入到共管实践中，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究其原因在于强制性制度变迁挤出了原有的内生秩序，短时间内难以被遵守。

（三）合作条件的脆弱性

Ostrom（1990）早已指出:“(集体行动)未来的实证和理论工作需要寻求场景变量以能够解释培育和唤起社会规范的过程，这些规范以内在方式告知了其他人可能的行为。”过去的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是：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农民，培育和唤起他们的合作规范所需的场景变量是相互契合的市场、国家和社区三维体制，见表11-2。市场是在价格参数变化的信号下协调在竞争中追逐利润的个人的体制；国家是通过政府命令强制人们调整他们资源配置的体制；虽然社区在充分运用市场效率和国家所提供的强制性规则方面无能为力，但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培育了社区成员自愿合作的能力。可惜的是，三维环境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发展中，要实现契合更是困难，这决定了农民合作条件的脆弱性，特别是市场经济下不断增强的社会流动性和家庭独立性，早已开始逐渐侵蚀农村合作规范的传统基础。

表11—2　合作的国家、社区、市场环境

既然资源社区共管的成功基础是社区农民的高水平合作，不难想象共管实践的脆弱性⁽¹⁾与社区农民合作条件的脆弱性高度相关。比如，由于社区环境、社区农户、共管运行机制等一项或几项因素持续不断分化农民集体行动的一致性，累积到一定程度，从而导致社区共管的实施中断或失败，这被称为共管内部累积型脆弱。又比如，市场或国家单元中的一项或几项因素发生恶化，导致对此保持高度敏感性的农民选择异化，不难想象，共管实施效果将会在极短时间内向负的方向转变，这便是共管的外部冲击型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