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农民的社会特性的认识

二、学者对农民的社会特性的认识

对农民群体的社会特性的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对农民的情感不同、审视农民的视角不同，都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得出不同的结论。于此，我们仅列举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学者对农民的看法，引发大家对农民群体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社会特性的深刻思考。

1.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特性的论述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社会革命、阶级的角度论述了农民的特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法国农民的特性进行了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5]这段文字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农民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自给自足，难以形成阶级。

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第一，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他认为中国农民一直希望“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但是残酷的现实击破了农民的希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6]后来他提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7]。第二，具有互助合作性。中国农民面对压迫和剥削，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结成互助合作团体，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历史上总是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农民组建的“合作社”；抗战期间边区农民组建的“变工队”等都是互助合作性的具体表现。毛泽东将它归结为“原始社会主义性”，认为尽管古今天地悬隔，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性”，则是中国农民“可以确定”的共性。^[8]第三，具有宗法意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个姓一个村子，或一个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种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尽”。他认为“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容易造成“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9]影响革命，需要改造。

2.学术界对农民社会特性的认识

学界一般都是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文化分析的角度来探讨农民的社会特征。费孝通从剖析中国乡土社会出发探讨了传统农民的特性问题，认为农民：第一，具有乡土性。农民是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靠农业谋生的人是植根在土地上的，离不了土地，眷恋、依赖土地，将土地视为命根子。第二，具有安居性。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中国农民世代定居于一处，生活在熟人社会。第三，自我中心性。中国农民以自己为中心，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建构个人的人脉格局。这种特性叫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结成人际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10]美国农村经济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通过对东南亚农村社会的研究，发现东南亚农民：第一，具有集体主义意识。东南亚农民有“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小共同体，全体农民的利益高于个人权利，社区“习惯法”的小传统常常通过重新分配富人的财产来维护集体的生存。第二，注重交往的互惠性。东南亚农民遵循“有来有往”的互利规范。第三，注重生存保障。东南亚农民将生存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活动求稳，善于回避风险，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而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人”那样追求“利益的最大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