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社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二、概念的界定

（一）社区

“除非我们对支配资源的社区（Community）有一个精确的判断，否则我们无从考虑共有财产管理的问题”（Bruce，1990）。这段话告诉我们，研究自然资源治理问题，社区的定义是必要的。不幸的是，社区在社会科学中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社区这一概念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和地理区域和特定人群有着密切联系，只是突出重点不一样。所以对于有学者把“社区治理”理解成为“共同体治理”我们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共同体很好地反映了有效治理的方方面面，因为它关注于群体做什么，而不是人们拥有什么。提到共同体，通常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直接地、频繁地、多方面地互相接触和互相影响。一起工作的人通常构成一个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像住宅区、一群朋友、专职人员和商业网络、一伙人、运动社团都是共同体（Bowles&Gintis，2002）。对于那些支持社区资源管理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的人们而言，社区是由资源使用者、它们的组织以及内生出来的制度构成的，它们具备三个重要特征：小的空间单元、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及具有共享的规范。由于研究主题的相近，我们同意董海荣（2005）在她的博士论文《社会学视角的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的一个偏向社会学意义的社区理解：社区是指在农村有共同的地缘、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以及共同利益，并通过一定方法联合起来具有合作、互助的群体，它包括三个层次，即地域性社区、社区内组织和个人（或农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二）合作

合作一词源自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为，这也是经济学对合作的理解。因此，本研究特别强调将“合作”与“合作组织”两个概念分开，虽然合作组织往往有益于促进共同利益者的合作，但并非是完全必要的。广义上说，合作是群体行为互动的均衡，它更多时候被理解为一种规范，而后者仅仅是合作的一种实现形式。另一种理解二者区别在于它们的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合作”问题往往涉及集体行动理论和博弈论，而“合作组织”研究更多地与合约结构、机制设计、委托代理，特别是与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相关。不过本文研究的并非纯粹的合作问题，其背景是森林资源社区共管，对象是保护区的农民。本研究的核心主题是森林资源社区共管下的农民集体行动。具体说，笔者所研究的农民合作内容主要包括：（1）农民在资源利用、资源保护及就自身利益博弈管理当局时行为的协调一致；（2）在农村公共品提供、专业化生产、劳动分工、合作金融、合作医疗、农产品市场交易及各种民间活动中农民的联合行动。于是，我们将森林资源社区共管下的农民合作问题定义为：一群相互依赖的农民，他们既难以有效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强制性规则，又缺乏能力充分利用市场的有效工具，他们如何在演化的背景下，跨越集体行动的困境，逐渐规避每个个体的搭便车、逃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从而在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上达成有效的合作，取得持久的收益（合作剩余）。

【注释】

(1)见Garrett Hardin（1968）。

(2)国有化的原因除了主流的类似于“公地悲剧”理论影响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是：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认为发展国家经济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只有中央通过各级政府统一调配、“科学管理”才能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局部地区资源系统遭受破坏的事实，使得政府不相信生存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农民，能够解决人口增长、经济利益和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3)虽然Dasgupta&Heal再三强调在具体场景中政府管理国有森林成本可能非常高，这对多种管理方案的选择会产生影响，但是政策很少注意到Dasgupta and Heal的告诫。

(4)Elinor Ostrom论述道：广袤的森林被国有化之后，社区居民若没有被赋予管理和利用森林的机会，那么，政府机构就会被视为无关的局外人。根据社区的逻辑，为了社区成员的利益而利用局外人的财产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难以制止非法的木材采伐和为移动性耕地而焚烧树木的行为。顺便提一下，Elinor Ostrom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因为在公共事物治理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被授予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在很多地方参考了Ostrom教授的研究成果，借此文，向她表示祝贺和感谢。

(5)具体地，它是由国际活体水资源管理中心（ICLARM,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iving Aquatic Resources Management）和国际渔业管理组织（IFMInstitute of Fisheries Management）发起的。

(6)或许是由于自然保护区的农民生活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至于没人关心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正在做什么。

(7)事实上这又是非常易于理解的，对公共产权资源的治理（Governing）理论做出贡献的大部分是经济学家，而对共有资源的管理（Management）政策讨论又是由社会学家主导的，因此，社区共管的实践缺乏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就显而易见了。